冬至过后的日子,沈晚棠过得很安静。
那种安静不是刻意的——她没有关掉手机,没有把陆言之的消息设为免打扰,没有刻意不去想他。她只是发现,当她不再主动去数那条线的松紧时,那条线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不是不在乎了,是“在乎”变成了一件不需要每天确认的事。她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但她知道自己睡觉踏实了一些,做题的时候思路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停地往同一个方向偏。
冬至后的第三天,陆言之发了一条消息:“北京零下十度了。今天出门的时候,睫毛结了一层霜。”她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正在食堂排队,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拿出来看了一眼,然后回了一条:“那你戴个口罩。睫毛结霜听起来很冷。”他回了一个“好”字。她没有再回。不是不想回,是不想每一句对话都要靠她来续上那个句号。
周末,沈晚棠去了旧书店。推开那扇黑色铁门的时候,店里开着暖气,暖烘烘的。她走到靠里的书架前,抽出上次没买的那本《雪国》,翻了几页,又放回去了。不是不好看,是她最近不想看太冷的故事。她在书架前面站了一会儿,最后抽了一本薄的旧书——《夜航》,封面上有一架飞机的简笔画。她拿着书走到门口,往铁盒子里放了两张纸币。
走出书店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了,把路面照得发黄。她站在门口,裹了裹围巾,呼出的白气在路灯的光里散成一片模糊的雾。她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书,在想着那封信——不是她写的回信,是陆言之寄来的那封。她还夹在《飞鸟集》里,没有再打开过。不是她不想,是她觉得没有必要了。
元旦的前一天,沈晚棠收到了一条消息。不是陆言之发的,是江屿发的:“明天元旦,你有什么安排?”她回:“没有。在家写作业。”“那出来跨年?学校附近有烟花。”“几点?”“晚上十点,学校操场那边。不用买票,站外面就能看到。”“好。”
那天晚上,沈晚棠跟江屿站在学校操场外面的围栏边。冬天的夜风很冷,吹得她手指发僵,但她没有戴手套。远处的高楼顶上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红色的、金色的、绿色的,在空中停留几秒,然后消散。江屿在旁边说“好漂亮”,她点了点头。
她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烟花的照片,给陆言之发了过去:“烟花。元旦快乐。”她没有等他的回复,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继续看烟花。烟花放完的时候,天空恢复了那种深沉的黑色。她低头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他回了:“新年快乐。烟花很好看。”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锁了屏,把手机放回口袋里。她没有追问“你在北京怎么跨年的”“跟谁一起”,只是说了“谢谢”,然后跟着江屿转身走回街上。
元旦那天,沈晚棠睡到自然醒。窗外的天是那种冬天特有的灰白色,她翻了个身,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陆言之在凌晨一点多发了一条消息:“新年快乐。祝你今年一切都好。”她看着那行字,回了一条:“你也是。”她没有问“你昨晚去哪儿了”,也没有问“你跟谁一起跨年”。她只是说了“你也是”,然后锁了屏,坐起来。
她拉开窗帘,窗台上那截枯枝还在,靠着墙,但比前几天低了一些,像是被风吹得往下滑了一点。她伸手把它扶正,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条空荡荡的街道。街道上没有人,只有几棵光秃秃的树和昨天夜里被风吹散的鞭炮纸屑,红的,散落在灰白色的路面上。
中午吃饭的时候,方敏问她:“你最近怎么不抱着手机看了?”沈晚棠夹了一筷子米饭,嚼了一会儿才回答:“没什么好看的。”“跟他吵架了?”“没有。就是没什么好聊的了。”方敏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
下午,沈晚棠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夜航》。飞机在黑夜里航行,下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飞行员独自坐在驾驶舱里,看着仪表盘上的灯光。她读到飞行员说“我不需要看到目的地,我只知道方向是对的”那一句,停了一下,在那一页折了一个角,把那句读过的句子夹进页边,合上书,没有写批注。
傍晚,夕阳把书桌染成橘红色的时候,手机在桌上亮了一下。她拿起来,是陆言之发的:“今天北京的风很大,窗户一直在响。”她看着那行字,心里没有泛起太大的波澜,只是觉得他今天大概没事做,所以想起了她。“那你关好窗户。”她回。“关好了。”他回。然后对话结束了。
那天晚上,沈晚棠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黑色笔记本,拿起笔,在最新一页写下:“今天元旦。收到了他两条消息——昨晚一条,今晚一条。我回了他两条,都是很短的话。不是不想多说,是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突然发现,有些东西不在了,它并不是走了,它只是不再主动往你的方向走了。而我也没有追过去。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我想试着不回头了。”她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窗外的夜很安静,风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清冷的白,像一枚没有温度的圆印章。她站起来,走到窗边,靠着窗框,看了看外面,然后拉了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