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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颗豌豆种下去之后的第五天，土面上还是没有动静。

柳蘅娇每天早上蹲在花盆前看一遍，用指尖轻轻拨开表层的土，确认种子还在里面，没有被虫子搬走或者被水冲走。它们安静地待在土里，像三颗缩起来的小圆球，表皮比刚埋下去的时候深了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她不知道它们是死是活，但她还是每天浇水，让土保持湿润，然后把花盆放在窗台上光照最好的位置。

第七天的时候，她蹲下来看的时候发现土面被顶开了一条极细的裂缝。裂缝很小，不凑近看根本注意不到，像是土自己裂开的，而不是被什么东西从下面推开的。她用指尖轻轻拨开那条裂缝旁边的土，看到了一截白嫩的、弯钩状的茎，正从种子里伸出来，弯着，像在土里摸索方向。她把手收回来，没有继续拨开，只是把旁边的土轻轻压回去，给它留出空间。

那天下午，她收到了翟子路发来的一个快递。盒子不大，拆开之后里面是一个纸袋，袋子里装着一小把黑色的种子。红薯的种子，一粒一粒的，比豌豆的种子大一些，形状不太规则，表皮很硬。纸袋上贴了一张便签，字迹是他特有的那种清瘦写法：“红薯种荚里剥出来的。留了一半给你，另外一半我留着。”

柳蘅娇把那些种子倒在掌心里看了看。黑色的种皮在光线下泛着微微的哑光，握在手里有很轻的沙沙声。她拍了张照片发给他：“这么多。我窗台放不下了。”

“不用一次种完。留一些，明年再种。或者分给别人。”

她看着“分给别人”这四个字，想了一会儿。然后她从抽屉里翻出几个小的牛皮纸信封，把种子分成了三份。一份留在自己这里，一份准备下次录节目的时候带给白鹿，还有一份装进了信封，写上了陈哲远家小区的地址。她没有附纸条，只是在信封封口之前犹豫了一下，然后拿出一张便签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红薯的种子。你窗台上的绿萝如果长腻了，可以换个东西种。”她把便签放进信封里，封好口，贴上邮票。

第二天早晨，她又去看了看那盆豌豆苗。第一颗破土的豌豆已经直起了腰，顶端的两片叶子已经张开了，在清晨的光线里泛着淡淡的黄绿色。另外两颗还没有动静，但土面上都有了隐约的裂缝。她蹲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那个装着红薯种子的信封放进包里。出门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窗台——豌豆苗、红薯苗、薄荷、三只搪瓷缸、旧竹架、新竹架，所有东西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安静地待着。她拉上门，走进楼道里。早晨的光从楼梯间的窗户漏进来，在墙上画出一道斜斜的、暖色的长条，像一条被铺好的、还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

豌豆苗的第二颗种子破土的时候，柳蘅娇正蹲在窗台前给红薯苗剪枯叶。

她剪到第三片的时候，余光扫到了旁边花盆的土面上有什么在动。她转过头去看——那截白嫩的茎已经把土顶开了一个小口，正弯着腰往外拱，顶端还挂着种皮，像戴着一顶脱了一半的帽子。她没有伸手去帮它，只是把剪刀放下，安静地看了一会儿。它自己会找到方向，不需要她替它决定朝哪边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