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屿的葬礼在一月二十一日举行。
林晚没有去。
她没有收到邀请,也许有邀请,但没有人能通知到她。她的手机一直关机,她把电池扣了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和铁盒放在一起。她不想开机,因为开机就会看到沈屿的消息。他的消息会永远停在那个“好”字上,像一扇永远关不上的门,每次打开都会看到同样的画面,同样的字,同样的、让人心碎的语气。
苏晚亭从学生会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葬礼的时间和地点。她小心翼翼地问林晚:“你要不要去?”
林晚坐在床铺上,手里握着那个保温杯,摩挲着杯盖上褪了色的“暖”字。她想了很多——去,不去,去,不去。去了能看到什么?看到他的遗像,看到他的父母,看到那些她不认识的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白色的花,脸上带着统一格式的悲伤。她要站在那里,像一个外人一样,跟所有人一起送他最后一程。
她不想跟别人一起送他。
她想一个人送他。
“不去。”林晚说。
苏晚亭没有劝她。她只是点了点头,走了。
那天,林晚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她把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很暗,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线光。她把保温杯抱在怀里,把铁盒放在膝盖上,把诗集压在枕头底下。她听着窗外的声音——有鸟叫,有风的声音,有远处操场上的广播体操的音乐。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人因为沈屿的离开而停下脚步。
她闭上眼睛,在心里给自己和沈屿办了一场葬礼。
她把他从心里挖出来,埋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她在那个地方立了一块碑,碑上什么都没有写,因为他的名字、他的样子、他的一切都刻在了她的骨头里,不需要用石碑来记。
葬礼结束了。
她睁开眼,房间还是暗的,保温杯还是凉的,铁盒还是满的。
她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