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战利品

番外：战利品

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马绍尔群岛。

海战结束后的第三天，大和号在硝烟弥漫的海面上打捞幸存者。不是日本人——日本人的幸存者已经被驱逐舰和潜艇捞走了。是美国人的。那些从沉没的航母和战列舰上跳下来的、在海水里泡了一天一夜的、被鱼油和血水糊了一身的美国人。

高柳仪八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看着那些在海水中沉浮的人头。灰色的浪，灰色的天，灰色的海。那些人头在灰色的浪里一上一下的，像一群被扔进海里的球。他们有的在喊，有的在哭，有的已经不会动了。

“舰长，”副官站在他身后，声音很平，“打捞命令已经下达。驱逐舰正在作业。预计可捞起一百三十至一百五十人。”

高柳没有放下望远镜。他看见一个美国水兵抓住了一根从驱逐舰上扔下来的绳子，绳子勒进他的手掌里，血从指缝间流出来，但他没有松手。他死死地攥着那根绳子，像攥着命。

“让他们捞，”高柳说，“捞上来之后，关在后甲板的货舱里。不要虐待他们。他们是战俘。”

副官沉默了两秒。“舰长，陆军那边——”

“这是海军，”高柳打断了他，“大和号是海军。海军不杀俘虏。”

他放下了望远镜。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这句话。也许是说给副官听的，也许是说给自己听的，也许是说给站在舰首的那个人听的。她站在那里，白色和服在风里飘着，黑发被吹到脑后，左手放在胸口，摸着那枚戒指。她没有回头。她从来不回头。

高柳看着她。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他转过了身。

“去打捞。捞上来之后，清点人数，登记姓名。送到战俘营去。”

二

一百三十七个人。这是大和号在后甲板货舱里关押的美军战俘的人数。一百三十七个从马绍尔的海水里捞上来的、瘦得皮包骨头的、眼睛凹陷下去的、嘴唇干裂出血的、浑身散发着鱼油和血水腥臭味的美国水兵。

他们被关在货舱里。货舱不大，一百三十七个人挤在一起，站都站不直，只能蹲着、坐着、躺着。铁地板是凉的，铁壁是凉的，铁天花板是凉的。通风口很小，空气里全是汗味、尿味、血味。他们有的在咳嗽，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呻吟，有的在骂。

骂日本人。骂“Japs”。骂“yellow bastards”。骂“monkey”。骂“son of bitch”。他们用英语骂，用他们家乡的土话骂，用那些从美国军营里学来的、带着种族主义臭味的词骂。他们骂得很响。响到站在甲板上的哨兵都能听见。哨兵不懂英语，但听得出那是在骂人。他皱了皱眉头，但没有下去。他的命令是“看守，不要虐待”。

但有些东西不是命令能拦住的。比如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

四月九日。战俘被押上大和号的第三天。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吴港被移交给陆军，送往战俘营。在移交之前，需要对战俘进行搜查——不是虐待，是例行检查，防止他们藏匿武器或危险物品。

搜查是由高柳的副官带领的。十个水兵，戴着白手套，一个接一个地搜。从头发搜到脚趾，从衣服搜到鞋底。他们搜得很仔细，但不是为了找武器。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第一个战俘。水兵在他的口袋里摸到了一个圆圆的、硬硬的东西。他掏出来一看——是一颗牙齿。不是普通牙齿，是犬齿，比人的犬齿长得多，尖得多。水兵愣了一下，把那颗牙齿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牙根上还带着干涸的血迹，牙冠上刻着几个字母——不是英文，是日文。水兵看不懂日文，但他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从日本人嘴里拔下来的牙。战利品。

副官走过来，看了一眼那颗牙齿。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把那颗牙齿放在一个盘子里，对水兵说：“继续搜。”

第二个战俘。水兵在他的背包里翻出了一只耳朵。干的，缩水的，像一片枯萎的叶子。耳廓上还挂着半只耳环——是那种便宜的、银色的、日本平民戴的耳环。水兵的手抖了一下。他把那只耳朵放在盘子里，和那颗牙齿放在一起。

第三个战俘。一只鼻子。被割下来的、干瘪的、只剩软骨的鼻子。

第四个战俘。三根手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被线穿在一起，像一串项链。

第五个战俘。一整条舌头。被切下来的、发黑的、干裂的舌头。

第六个战俘。半个头盖骨。被锯下来的、磨得光滑的、边缘被打磨得整整齐齐的半个头盖骨。上面刻着一行字：“Tokyo or bust.”

第七个。一个完整的头骨。被煮过的、刮干净的、白得像瓷器的头骨。眼窝里塞着两枚铜钱——不是日本钱，是美国便士。头盖骨上钻了一个洞，洞的边缘被磨得光滑，显然是用来插烟头的。

第八个。又一个头骨。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一个。

水兵们一个接一个地搜。盘子里的人体部位越来越多。牙齿、耳朵、鼻子、手指、舌头、头盖骨、头骨。牙齿有几十颗，耳朵有十几只，头骨有十一个。有的是完整的，有的是半个，有的被刻了字，有的被涂了漆，有的被钻了洞。它们被藏在口袋里、背包里、靴子里、裤裆里。它们被当成宝贝，被千里迢迢地从太平洋的战场上带回来，要寄回家，送给老婆、送给女朋友、送给战友的遗孀、送给酒吧里的朋友。当烟灰缸、当镇纸、当纪念品、当“老子杀过日本鬼子”的证据。

副官站在那里，看着那堆东西。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的手没有抖。他的声音没有变。

“全部带到甲板上来。”

三

一百三十七个战俘被押上了后甲板。他们站在灰色的天空下，站在灰色的海面上，站在大和号的七万吨钢铁上。他们的手被绑在背后，他们的脚上没有镣铐，他们的脸上有表情——不是恐惧，是挑衅。

高柳站在他们面前。他穿着军装，戴着白手套，手里没有拿刀。他看着那些战俘，看着他们的脸——那些年轻的、白的、红的、雀斑的、胡茬的、凹陷的、肿了的、裂了的脸。他在那些脸上找一种东西——悔恨。他找不到。

副官走上前，把盘子放在高柳面前。盘子里装着那些东西——牙齿、耳朵、鼻子、手指、舌头、头盖骨、头骨。高柳低下头，看着那堆东西。他看了很久。久到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久到他身后的水兵们开始不安地交换眼神，久到那些战俘中的一些人开始撇嘴、耸肩、用英语低声说着什么。

他抬起头。

“谁干的？”

没有翻译。战俘们听不懂日语。但他们听得懂语气。那是一种冷的、硬的、像刀锋一样的语气。他们中有几个人笑了一下——不是害怕的笑，是轻蔑的笑，是那种“你能拿我怎么样”的笑。

高柳又用英语问了一遍：“Who did this?”

一个战俘站了出来。大个子，红头发，满脸雀斑，下巴上有一道疤。他比高柳高半个头，肩膀宽得像一扇门。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高柳。他的嘴角翘着，眼睛里没有恐惧。

“Me,”他说，英语里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and many others. They're Japs. They don't count.”

高柳看着他。“What did you say?”

那个战俘笑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盘子里那些东西，又抬起头，看着高柳。他的嘴张开了，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清楚楚地，从那张嘴里吐出来：“They're yellow monkeys. All of them. Yellow. Monkeys. And you——”

他朝高柳脚边的甲板上吐了一口唾沫。

“——are no different.”

甲板上安静了。不是那种安静的安静，是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连呼吸都停了的、所有人都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没有人敢动的安静。

高柳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战俘，看着那口唾沫在甲板上慢慢渗开。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他的眼睛里没有光。他的手没有抖。

他转过身，看着副官。“那二十三个藏了东西的人，站出来。”

副官愣住了。“舰长——”

“站出来。”

二十三个战俘被从队列里拉了出来。他们站在那里，有的低着头，有的抬着头，有的在笑，有的在骂。那个红头发的大个子站在最前面，下巴抬得高高的，眼睛看着高柳，嘴角还挂着那口唾沫的余味。

高柳看着他们。他看了很久。久到海面上起了浪，久到风吹得他大衣的下摆飘了起来，久到那些战俘开始不安地交换眼神——除了那个红头发，他还在笑。

“把他们扔下去。”

副官的声音在抖：“舰长，他们是战俘。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公约不保护畜生。”

高柳的声音很平。平得像海面，像钢板，像他在舰桥上对致远说话时的那种平。但这种平下面，有东西在烧。不是火，是别的什么。是那些牙齿，那些耳朵，那些鼻子，那些手指，那些舌头，那些头骨。是那口唾沫。是那句“yellow monkeys”。

“扔下去。”

水兵们动了。他们把那些战俘一个一个地拖到船舷边，解开他们手上的绳子，然后——推下去。

不是扔，是推。推下去。像推一袋米，像推一块木头，像推一件不再有用的东西。战俘们掉进海里，扑通扑通扑通，像下饺子。他们在水里扑腾、喊叫、骂、哭、求饶。有的往船边游，想爬上来，被水兵用竹竿推开。有的往远处游，想游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但海水是冷的，浪是大的，他们没有力气了。有的不动了，漂在水面上，像一截浮木。

那个红头发的大个子是最后一个。他被拖到船舷边的时候，还在笑。他看着高柳，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军装，看着他的白手套，看着他身后那面太阳旗。

“You'll sink,”他说，“You and your fucking ship. You'll sink, and you'll burn, and you'll die. And no one will remember your name.”

高柳看着他。“Maybe. But you'll drown first.”

他挥了挥手。水兵把那个红头发推了下去。

他掉进海里，扑通一声，溅起一朵水花。他在水里扑腾了几下，喊了一声什么——不是英语，不是日语，是那种人在将死之时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像动物一样的嚎叫。然后他沉了下去。水面上只剩下一圈一圈的涟漪，慢慢散开，慢慢消失。

高柳站在船舷边，看着那些涟漪。他看了很久。久到海面上不再有人头浮动，久到那些喊声和骂声和哭声都被风和浪吞没了，久到副官走到他身后，轻声说：“舰长，都处理完了。”

高柳没有回头。他站在那里，看着海。海是灰色的，天是灰色的，风是冷的。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他只知道，他的白手套上沾了一滴唾沫。那滴唾沫已经干了，变成一个圆圆的、黄黄的印子，在他的右手手背上。

他低下头，看着那个印子。他把手套摘下来，叠好，放进口袋。

“把甲板冲干净，”他说，“然后把剩下的战俘送进货舱。明天一早移交陆军。”

他转过身，走了。他走过后甲板，走过副炮塔，走过主炮塔，走过舰桥。他的靴子踩在铁甲板上，发出沉闷的、有节奏的声音。哒，哒，哒。像心跳。像倒计时。他走到了舰首。她站在那里。白色和服，黑发，左手放在胸口，摸着那枚戒指。她没有回头。

高柳站在她身后。他站了很久。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对不起？他没有对不起她。他做了一件他认为对的事。谢谢？她什么也没有做。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海。他转过身，走了。

他走了之后，她开口了。

“米畜不愧畜生之名。”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像浪，像那些被推下海的战俘在水面上最后一声嚎叫。但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快意。只有一种冷的、硬的、像钢铁一样的东西。

“管带，”她说，“美国人也是坏人。他们和日本人一样，都是坏人。”

她把左手从胸口放下来，看着那枚戒指。银色的，小小的，薄薄的。上面刻着“forever”。

“妾身不会同情他们。永远不会。”

她消失了。不是慢慢地消失，是一瞬间。像一盏灯被吹灭了，像一根蜡烛烧到了头，像一个人闭上了眼睛。舰首空了。只有风，只有浪，只有那枚戒指在她消失的地方闪着最后一点银光。

四

那天夜里，高柳没有睡。他坐在舰长室里，面前摊着一本《日内瓦公约》。他翻到那页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款。他看了很久。那些字他每一个都认识，但它们连在一起，变成了一种他看不懂的东西。

他合上书。

“我没有做错，”他低声说，“那些人不是战俘。他们是畜生。”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的海。海是黑色的，天是黑色的，风是冷的。他看见了舰首。她不在那里。舰首是空的，只有月光洒在铁甲板上，白白的，冷冷的，像一层霜。

“大和，”他低声说，“你在吗？”

没有人回答。只有风，只有浪，只有远处那些还在燃烧的、沉没的、漂在海面上的残骸发出的微弱的光。他把目光从舰首收回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手背上有一个圆圆的、黄黄的印子。那滴唾沫。他看了很久。然后用左手把那个印子盖住了。

“大和，”他又说了一声，“你会记得今天吗？”

没有人回答。窗外的海在黑暗中起伏着，像一头巨大的、沉睡的、呼吸缓慢的野兽。他坐在那里，等着天亮。

天亮之后，剩下的战俘被送走了。一百一十四个人。他们被装进运输船，送到吴港，移交给陆军，送进战俘营。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活着回到美国，一些人不会。但不管他们活着还是死了，他们都会记住一件事——大和号上有一个穿白色和服的女人，她站在舰首，看着海，没有回头。她不同情他们。永远不会。

五

很多年后。静冈，茶园。高柳老了。他坐在廊下，看着院子里的茶树，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是凉的。他忘了喝。

他的妻子——那个轮机长的遗孀，那个和他结婚四十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从未问过他“那个站在舰首的女人是谁”的女人——坐在他旁边，给他披上一件外套。

“又在想那件事？”她问。

他没有回答。他看着院子里的茶树。茶树的叶子是绿的，在风里轻轻地摇着，像海面上的浪。

“我没有做错，”他说，声音很轻，“那些人不是战俘。他们是畜生。”

他的妻子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他旁边，陪着他，看着他，等他从那片海里回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一只白手套。旧的，发黄的，右手手背上有一个圆圆的、黄黄的印子。他把它举到眼前，看了很久。

“大和，”他低声说，“你会记得今天吗？”

他把手套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风从院子里吹过来，吹着那些茶树，吹着他的白发，吹着他手里的那只手套。手套上那个印子还在。和那天一样。圆圆的，黄黄的。像一个被干涸的唾沫封住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