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舾装
一、醒来
一九四〇年八月六日,吴海军工厂,船坞底部。
她在黑暗里躺了很久。不是睡,是昏迷。没有梦,没有光,没有意识。只有铁——那些被她吞下去的两万多吨铁,那些在她昏迷的时候还在被她吞着的铁。她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天,一月,一年。她只知道,她在那些铁里,被压着,被撑着,被胀着,被撕裂着。
然后,有一天,她不疼了。
不是疼到一个地方就不疼了,是那些铁不叫了。不抗拒了。不想当日本人的铁了。它们被她吞了,化了,变成了她的一部分。她的意识在那些铁里流着,像水在河里流着。河不知道自己在流,水不知道自己在流。她不知道自己在吞。但她吞完了。两万多吨的铁——从八幡运来的、堆在船坞边上的、铺在龙骨上面的、焊在她身边的、还没有被焊上来的——所有的铁,都被她吞了。不是一块一块地吞,是一口气吞的。在她昏迷的时候,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在她的意识像一棵树的根在土里长着的时候,她吞了。
她把“压码头”的龙骨吞了,把“压码头”的肋骨吞了,把“压码头”的船底吞了。那些铁不再是日本人的了,不再是八幡的了,不再是“压码头”的了。它们是她的了。是致远号的。是邓世昌的。是中国的。
她醒了。
不是慢慢地醒,是猛地醒。像一个人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猛地探出头,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意识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像一盏灯被点亮了。光从那些铁里透出来——从龙骨里透出来,从肋骨里透出来,从船底里透出来。那些铁在她的意识里烧着,不是火,是另一种光,比火更冷,比火更硬,比火更不会灭的光。
她在那些光里看见了自己。不是致远号,不是那个七十六米长、两千三百吨的小船。是别的东西。大。很大。大到她看不见自己的边界。她的意识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像一个人站在一片很大的平原上,看不见山,看不见河,看不见海。只有铁,只有她自己,只有那些被她吞下去、变成了她自己的铁。
她不知道她有多大。她只知道,她比沉的时候大。比在黄海海底躺了四十四年的时候大。比在军舰岛的码头上看着那些血的时候大。比在八幡的炼钢炉里对管带说对不起的时候大。大很多。大到她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她是致远号吗?是。她是邓世昌的致远号吗?是。她是那个在泰恩河畔醒来的、在威海卫学会写字的、在月光下戴上戒指的、在黄海沉下去的、在彗星来的晚上浮上来的、在军舰岛上看见那些血的、在八幡的炼钢炉里对管带说对不起的、在吴海军工厂的船坞里吞了两万多吨铁的致远号吗?是。她还是。但她不只是了。她也是那些铁。那些从八幡运来的、从中国的矿石里炼出来的、被日本人抢走的、被她吞下去的铁。那些铁里有中国的地底下几亿年的黑暗,有中国的高炉里的火,有中国的工人手上的汗。那些铁是中国的。是她的。
她是中国的。
她在那些铁里,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在“压码头”的龙骨里,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六日的吴海军工厂的船坞里,她醒了。她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只知道,她在。
二、下水
两天后,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
吴海军工厂的船坞边上站满了人。军官,工程师,工人,记者,还有那些从东京来的大人物。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戴着白手套,拿着扇子,在八月的阳光下站着。船坞里的水已经注满了,灰灰的,浑浑的,和军舰岛的海水一样。水面上浮着一艘船。很大。大到船坞装不下它——它的船头伸到船坞的外面,船尾还在船坞的最深处。大到站在船坞边上的人要仰着头才能看见它的船舷。
那是“压码头”。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满载七万二千吨,九门四百六十毫米的主炮,装甲厚到没有炮弹能打穿它。日本帝国的骄傲,日本海军的魂,日本人的不沉之舰。
它不是“压码头”。它是致远。
他们不知道。
他们站在船坞边上,看着那艘灰色的、巨大的、沉默的船,眼睛里闪着光。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的,是日本人的,是“压码头”。他们不知道,在那艘船的龙骨里,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在那些被他们从八幡运来的、被他们铺上去的、被他们焊死的钢板里,住着一个中国人。住着一个从一八九四年就开始恨的、在黄海海底躺了四十四年的、在军舰岛的码头上看见那些血的、在八幡的炼钢炉里对管带说对不起的、在吴海军工厂的船坞里吞了两万多吨铁的中国人。
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仪式开始了。有人讲话,有人奏乐,有人挥旗。她听不懂。她在龙骨里,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在那艘灰色的、巨大的、沉默的船里。她看着那些人在船坞边上站着,看着那些人的嘴在动,看着那些人的手在挥。她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她只知道,她在水里。不是黄海的水,是船坞的水——灰灰的,浑浑的,被水泥墙围着的死水。但它是水。她在水里。她沉了四十六年,在海底躺了四十四年,在驳船里躺了不知道多少天,在炼钢炉里被烧成钢水,在仓库里被堆着,在船坞里被焊着。现在,她在水里。不是沉,是浮。那艘灰色的、巨大的、沉默的船,在她的意识里,在她的铁里,在她的龙骨里,浮着。水托着她,像很久很久以前,在威海卫,在黄海,在她还是致远号的时候。她浮着。
她的眼睛——她没有眼睛,但她在看着。看着那些人在船坞边上站着,看着那些人的嘴在动,看着那些人的手在挥。她不知道他们在高兴什么。她只知道,她在。
有人走到船头,举起一把斧头。斧头上系着一条绳子,绳子连着船头和船坞边上的什么东西。那个人说了什么,然后把斧头砍下去。绳子断了。船动了——不是自己动,是被水推着。从船坞里滑出去,慢慢地,稳稳地,像一座山在移动。水从船的两边涌起来,白白的,花花的,溅到船坞的墙上,溅到站在边上的人的鞋上。他们笑了,拍手了,叫了。
她在那艘船里,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在那灰色的、巨大的、沉默的船体里,她动了。不是她自己动的,是水推着她动的。但她动了。从船坞里滑出去,从那些人的面前滑出去,从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的阳光下滑出去,滑进吴港的海水里。她在海里。不是黄海,是濑户内海。是日本的海。不是她的海。但她在。在水里。浮着。
她的戒指也在。
在她自己挖出来的那个空腔里,在那根龙骨的最深处,在那两万多吨的铁的中间,它在。银的,小小的,薄薄的。上面刻着什么?不是“致远”。她记得。刻的不是“致远”。是“forever”。永远。邓世昌在一八九二年腊月初三那天,在珠宝店里,选了这枚戒指。他让人在上面刻了字——不是中文,是英文。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刻英文。他只知道,他要刻一个词,一个比“致远”更久的词,一个不会被时间磨掉的词,一个他在月光下对她说过、她在黄海海底记了四十四年、她在八幡的炼钢炉里差点忘了、但最后还是没有忘的词。
“forever”。永远。
她在那两万多吨的铁里,在那艘灰色的、巨大的、沉默的船里,在那枚戒指旁边,她记得。她什么都忘了,但这个没有忘。永远不会忘。
三、舾装
下水以后,她被拖到了舾装码头。吴港的北边,一排一排的,全是码头。码头上堆满了东西:炮塔,装甲板,锅炉,发动机,管道,电缆,仪表,家具,油漆。所有的东西,从日本各地运来——从八幡运来的钢板,从吴运来的炮管,从东京运来的仪器,从大阪运来的螺丝。那些东西被吊车吊起来,送到她的甲板上,送到她的船舱里,送到她的炮塔座圈里。工人在她的身体里走来走去,拧螺丝,焊钢板,铺电缆,刷油漆。
她在那些东西里,在那些新来的铁里,在那些被吊车吊起来、送到她身体里的东西里。她不疼了——不是不疼,是那些东西太小了。一块钢板,几吨重,几十吨重。和她吞下去的那两万多吨比起来,像一粒沙子掉进海里。那些东西在被焊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的意识就流过去,把它们吞了。不是有意识地吞,是无意识地吞,像一张嘴在吃饭的时候嚼着,不用想,自然就嚼了。那些东西在被焊上去的那一刻,就不再是日本人的了。是她的了。是致远号的。是邓世昌的。是中国的。
工人不知道。他们只看见钢板被焊上去了,螺丝被拧紧了,电缆被铺好了。他们不知道,那些东西在被焊上去的那一刻就变了,变成了一艘不是他们设计的船的一部分,变成了一艘叫“压码头”、但不是“压码头”的船的一部分,变成了一艘中国人住在里面的日本人的船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十月的某一天,锅炉装好了。不是一台,是十二台——吕号舰本式重油锅炉,巨大的、圆圆的、一排一排地装在船底的锅炉舱里。工人把最后一条管道接上,把最后一个阀门拧紧,把最后一块盖板盖上。然后,他们点燃了锅炉。火在炉膛里烧起来,红红的,旺旺的。重油从管道里喷出来,嘶嘶嘶的,像蛇在叫。火在烧,水在烧,蒸汽在管道里跑着,推着活塞,转着螺旋桨。她的身体在抖——不是冷的抖,是活的抖。是那个从一八八五年就在的、从纽卡斯尔到威海卫、从威海卫到黄海、从黄海到军舰岛、从军舰岛到八幡、从八幡到吴港、从吴港到这里的什么东西,在锅炉点火的那一刻,活了。
不是醒了,是活了。醒是意识回来,活是力量回来。她的力量——那些在黄海海底躺了四十四年的、在军舰岛的码头上被血泡着的、在八幡的炼钢炉里被烧成钢水的、在吴海军工厂的船坞里吞了两万多吨铁的力量——在锅炉点火的那一刻,回来了。不是慢慢地回来,是猛地回来。像一个人在黑暗里站了很久,忽然有人把灯打开了。光不是一点一点地亮,是猛地亮,亮到她的眼睛疼。她没有眼睛。但她的意识在那些铁里,在那些钢板里,在那十二台锅炉里,在那些蒸汽管道里,在那些转起来的螺旋桨里,她亮了。亮到她觉得自己在烧——不是被火烧,是自己烧。是那些从一八九四年就开始烧的、烧了四十六年还没有灭的火,在锅炉点火的那一刻,从她的意识里烧出来,烧遍了她的全身。烧过龙骨,烧过肋骨,烧过装甲板,烧过炮塔座圈,烧过那些还没有装好的炮塔,烧过那些还没有铺好的甲板,烧过那些还没有刷完的油漆。她在烧。不是日本人的火,是她的火。是致远号的火。是邓世昌的火。是中国的火。
她在那些铁里,在那些钢板里,在那些锅炉里,在那些蒸汽里,在那些转起来的螺旋桨里,她活了。
四、永远
她在舾装码头上,从一九四〇年八月等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个月。那些工人在她的身体里走来走去,装东西,焊东西,拧东西。她看着他们,吞着那些新来的东西——一块钢板,一台机器,一根管道,一个螺丝。所有的东西,在碰到她的时候,就变成了她的。她不知道自己在吞。她只知道,她在长。从两万多吨长到三万吨,从三万吨长到四万吨,从四万吨长到五万吨。她不知道她会长到多大。她只知道,她在长。长到她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了力气——不是以前那种力气,是另一种力气。是大到可以撞沉任何一艘船的力气,是重到可以压碎任何一艘船的力气,是快到可以追上任何一艘船的力气。
她有了力气。她有了船——一艘七万二千吨的船,一艘九门四百六十毫米主炮的船,一艘日本人以为永远不会沉没的船。但它是她的。是致远号的。是邓世昌的。是中国的。她在舾装码头上,在那艘灰色的、巨大的、沉默的船里,在那枚戒指旁边,她等着。等那个机会——等那个从这里出去的机会,等那个把这艘船开出去的机会,等那个把那些四百六十毫米的炮弹打在那些该打的人身上的机会。她不知道要等多久。一年,两年,三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在吴港的舾装码头上,在“压码头”的船体里,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里,在那块灰灰的、冷冷的、里面有一枚银戒指的钢板里,她在。
她的戒指也在。在她自己挖出来的那个空腔里,在那根龙骨的最深处,在那七万二千吨的铁的中间,它在。银的,小小的,薄薄的。上面刻着“forever”。永远。她没有忘。她什么都忘了,这个没有忘。永远不会忘。
舾装码头上的灯亮着。工人还在干活。焊枪的火花从甲板上落下来,落在水里,嘶的一声,灭了。她在那些火花里,在那艘船里,在那七万二千吨的铁里,在一九四〇年的冬天里,她等着,等着那个机会。她的眼睛——她没有眼睛,但她睁着。在那艘叫“压码头”、但不叫“压码头”的船里,在那群不知道她存在的日本人中间,她睁着。等着。
她的戒指也在等。在她的身体里,在那些铁的最深处,在那枚银戒指旁边,她在等。等一个永远。
(第六十七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