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最后一次远航

第四十章 最后一次远航

一、四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春天，是踩着碎冰来的。正月还没过完，威海卫的海面上还漂着最后一批冰凌，白花花的，像一群不想走的鬼魂。致远号在码头上轻轻地晃着，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心跳。邓世昌站在舰桥上，手里端着一碗茶。茶是热的，蒸汽在冷空气里升腾着，像一朵一朵小小的云。他没有喝。他在看海。

海是灰的，天也是灰的，海天相接的地方是一条模糊的线，像谁用铅笔在纸上轻轻画了一笔。那一边是朝鲜，是日本，是那些他不想看、但不得不看的东西。他听见脚步声，很轻的，从身后传来。他没有回头。

“管带。”致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嗯。”

“今年是什么年？”

“光绪二十年。1894年。”

致远沉默了一会儿。“管带。致远不喜欢这个数字。”

“为什么？”

“4。4不好。管带说的。在广东，4不吉利。4就是死。”

邓世昌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站在他身后，金色的头发在风里飘着，眉头微微皱着，像一个人在担心什么。他想起去年秋天，她站在船舷边，说“致远感觉不对”。海不对，风不对，天不对。现在她又说了。4不好。4就是死。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也不喜欢。”他说。“广东人，4就是死。死字，不好听。也不好看。”

致远看着他。“那今年会死人吗？”

邓世昌没有回答。他看着那片海。海是灰的，天也是灰的。那一边是朝鲜，是日本，是那些他不想看、但不得不看的东西。他想起去年，日本又买了新船。吉野，秋津洲，桥立。三艘。四千二百吨，二十三节。他想说“不会”，但他说不出口。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片海，看了很久。

“管带。”致远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嗯。”

“不管死不死人，致远在管带身边。管带在哪里，致远就在哪里。”

邓世昌转过身来，看着她。她的眼睛是黑的，亮亮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那里没有害怕，没有担心，只有他。只有管带。只有那个她认定了的、要一直跟着的、不管去哪里都要跟着的人。他笑了。很轻的，像怕惊动什么。

“好。”他说。“不管死不死人，我们在一起。”

二、东学党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一场起义。东学党。不是什么大党，是一个宗教组织，信的是东方的道，西方的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信。信的人多了，就有了力量。有了力量，就不想饿肚子了。他们举了旗，喊了口号：“济世安民”“逐灭倭洋”。什么意思？济世安民，就是救百姓，安天下。逐灭倭洋，就是赶走日本人，赶走洋人。旗是白的，字是黑的，在风里飘着，像一面招魂幡。

朝鲜的官府压不住。不是不想压，是压不动。兵跑了，官也跑了，连枪都扔了。起义军从全罗道打到忠清道，从忠清道打到庆尚道。半个朝鲜都红了。朝鲜国王坐在汉城的王宫里，听着外面的风声，手在发抖。他写了一封信，盖上印，派人送到北京。信上说：救我。清政府出兵了。不是想出兵，是不得不出兵。朝鲜是藩属国，藩属国被人打了，宗主国不管，以后谁还认你这个宗主？

李鸿章不想打。他刚从机器织布局的火里爬出来，衣服还没干，又要下水了。但他不得不下。他调了兵，两千五百人，从威海卫出发，坐船去朝鲜。北洋水师的舰只负责护航。运兵的船是商船，没有炮，没有甲，没有防鱼雷网。

只有北洋水师的军舰，在旁边跟着，像一群护崽的母鸡。邓世昌站在致远号的舰桥上，看着那些运兵船。船是旧的，慢的，载着两千五百个年轻人。他们穿着棉袄，背着步枪，有的还在笑，有的在哭，有的在吐。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只知道，要去朝鲜，去打那些穿白衣服的人。他不知道那些穿白衣服的人为什么要起义。

他只知道，他们是百姓，是饿肚子的百姓，是想活着的百姓。他也是百姓。他的父亲是百姓，他的母亲是百姓，他的妻子是百姓，他的孩子是百姓。但他穿着官服，站在一艘军舰上，要去打那些百姓。他不想打。但他不得不打。

“管带。”致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嗯。”

“致远不喜欢这次出海。”

“为什么？”

“不知道。就是不喜欢。海不对，风不对，天不对。什么都不对。”

邓世昌没有说话。他知道那种感觉。那是船的感觉。船在海里跑了几十年，见过风暴，见过巨浪，见过冰山。船知道什么时候危险来了。不是用眼睛看，是用骨头感觉。致远感觉到了。他也感觉到了。但他不想承认。

“送完这趟兵，我们就回威海卫。”他说。“不回上海，不回香港。就回威海卫。”

“好。”她说。“回威海卫。致远想太阳了。太阳在威海卫，等着致远。太阳没有致远，会哭。”

邓世昌笑了。太阳是他们的狗，金红色的毛，卷成一个圈的尾巴。太阳不会哭，但它会叫。汪汪汪的，叫得人心里发慌。他想起太阳，想起威海卫，想起那些他以为会永远平静下去的日子。他不知道，那些日子，快要结束了。

三、南下

1894年3月，北洋水师按惯例，开始南下过冬。上海，香港，新加坡。邓世昌带着致远号，跟着舰队，从威海卫出发，经东海，过台湾海峡，到香港。香港是英国人的，街上全是洋人，红头发的，黄头发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致远不喜欢香港。她说，香港不是中国的了。邓世昌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们在香港停了几天，加煤，加水，加粮食。然后继续南下，去新加坡。新加坡也是英国人的。街上也是洋人，红头发的，黄头发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致远也不喜欢新加坡。她说，新加坡也不是中国的了。邓世昌还是没有说话。他站在舰桥上，看着那些洋人的房子，洋人的船，洋人的旗。他想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想起那个被美国巡警打死的馄饨摊老人。他想起迈尔斯，那个爱尔兰神父，不知所踪。他想起很多事。他不想想了。

“致远。”他说。

“嗯。”

“过了今年，如果有机会，我带你回广东。”

致远转过身来，看着他。“广东？管带的家？”

“嗯。我的老家。广东番禺。有房子，有院子，有龙眼树。还有——我父亲埋在那里。我没有给他送终。我想带你去看看他。”

致远看着他。她的眼睛是亮的，像两颗星星。“管带带致远去广东。致远给管带的父亲磕头。致远是管带的人。管带的父亲，就是致远的父亲。”

邓世昌看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金色的头发上，照在她白色的皮肤上，照在她那双黑色的、干干净净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一样的眼睛里。他笑了。不是苦笑，不是无奈的笑，是一种——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笑。像一个人在黑夜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了一盏灯。那灯不远，不亮，但它在那里。在他以为永远不会有光的地方，它在那里。

“好。”他说。“带你去。磕头。让他知道，我有人陪了。在海上，我不是一个人了。”

致远笑了。那种笑，不是孩子得到糖时的笑，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像海水一样的笑。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闭上眼睛。

“管带。致远等着。等着管带带致远去广东。去看管带的父亲。去磕头。去——”她停了一下。“去回家。”

邓世昌伸出手，把她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她的脸贴在他的胸口，能听见他的心跳。怦，怦，怦，像海浪拍打礁石，像蒸汽机的轰鸣，像一艘船在全速前进时那种有力的、坚定的、不可阻挡的声音。但那是假象。他的心不是不可阻挡的。他是可以被阻挡的。他被很多事情阻挡了。银子，朝廷，太后，皇帝。还有——他不知道的、那些正在靠近的、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的东西。他抱着她，在月光下，在深夜里，在致远号的舱房里。他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远航了。

四、南洋

新加坡的港口里，停着很多船。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日本的船是新的，亮亮的，炮管黑黑的，像一只一只伸出去的手。致远看着那些船，没有说话。她站在邓世昌身边，手在他的手心里，凉凉的。她的手上有那枚银戒指，亮亮的，在月光下闪着光。没有人看见。她只给他看。

“管带。”她说。

“嗯。”

“那些船，比致远的船新。”

“嗯。”

“比致远快。”

“嗯。”

“比致远的炮多。”

“嗯。”

“但致远不怕。管带在，致远就不怕。”

邓世昌看着她。他想起吉野号。四千二百吨，二十三节。致远号，两千三百吨，十八点五节。他想起那些数字，那些他不想想、但不得不想的数字。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不怕。”他说。“我们不怕。”

他们在新加坡停了五天。加煤，加水，加粮食。邓世昌上岸买了一些东西。几斤鱼干，几斤腊肉，几斤糖果。鱼干和腊肉是给水兵们吃的，糖果是给致远吃的。她不吃鱼干，不吃腊肉，只吃糖果。她把糖果含在嘴里，慢慢地化，化很久。她舍不得咽下去。她说，糖果是甜的，甜的能让人开心。他看着她吃糖果的样子，想起很多事。想起她第一次吃咖喱鸡饭，眼睛亮了一下。想起她第一次吃馄饨，说“好吃”。想起她第一次吃他烤的生蚝，说“管带做的鱼最好吃”。他想起很多事。他不知道，这些事，快要变成致远的回忆了。

五、归途

1894年3月底，致远号从新加坡启航，北归。海是蓝的，天也是蓝的，海天相接的地方是一条蓝色的线。致远号在海上跑着，烟囱里冒着白烟，螺旋桨搅着水，在船尾划出一道长长的、白色的尾迹。邓世昌站在舰桥上，看着那道尾迹。尾迹在船后面慢慢地散开，越来越宽，越来越淡，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想起去年，致远说“致远感觉不对”。他想起今年，致远说“4不好，4就是死”。他想起很多事。他不想想了。

“管带。”致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嗯。”

“管带答应过致远，过了今年，带致远去广东。”

“嗯。答应过。”

“去看管带的父亲。去磕头。去——去管带的家里看看。管带的妻子，管带的妾室，管带的孩子。致远想看看他们。”

邓世昌转过身来，看着她。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金色的头发上，照在她白色的皮肤上，照在她那双黑色的、干干净净的、像两口深不见底的井一样的眼睛里。那里没有嫉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他越来越熟悉的东西——她在。她在这里。她想去他的家，看看他的妻子，看看他的妾室，看看他的孩子。她不知道，那个家，她进不去。她是船，船不能上岸。她是投影，投影不能离开本体太远。她是他的秘密，秘密不能被人看见。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好。”他说。“带你去。看看他们。”

她笑了。那种笑，不是孩子得到糖时的笑，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像海水一样的笑。她不知道，这个约定，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六、尽头

1894年4月，致远号回到威海卫。太阳在码头上等着，看见致远号的烟囱，就叫了。汪汪汪的，叫得整条船都听见了。致远从虚化中现身，蹲下来，把太阳抱在怀里。太阳舔她的脸，舔她的手，舔她的戒指。银戒指在阳光下闪着光，亮亮的，像一个小小的月亮。

“太阳。”她说。“妈回来了。妈想太阳了。太阳想妈了吗？”

太阳叫了一声，汪。它不会说话，但它会叫。叫就是想了。致远笑了。她把太阳抱在怀里，站起来，看着邓世昌。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金色的头发上，照在她白色的皮肤上，照在她弯着的嘴角上。他看着她，看了很久。他想记住这个画面。记住她的笑，记住她的眼睛，记住她的戒指，记住她抱着太阳的样子。他不知道，这个画面，他以后会想很久很久。

“管带。”她说。“致远饿了。”

“想吃什么？”

“馄饨。羊肉馄饨。管带做的。”

邓世昌笑了。“我不会做馄饨。我只会煮。”

“煮的也行。管带煮的，什么都好吃。”

他走进舱房，生了火，烧了水，下了馄饨。馄饨是码头上买的，不是那个老人的。老人死了，被美国巡警打死了。他的馄饨摊没了，他的馄饨也没了。码头上还有别的馄饨摊，但味道不一样。不是那个味道了。他把馄饨煮好，端上来。她吃了一口，没有说话。他看着她。

“不好吃？”他问。

“好吃。”她说。“管带煮的，什么都好吃。”

她吃完了。他把碗收了，洗了。她坐在床沿上，把太阳抱在怀里，看着窗外。窗外是海，是码头，是那些停泊在泊位上的船。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她们也回来了。从上海，从香港，从新加坡。都回来了。都停在威海卫，等着。等着什么？不知道。邓世昌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她的头发是金的，在月光下闪着光。她的肩膀是窄的，圆的。她的腰是细的。她抱着太阳，太阳在她怀里睡着了，肚子一鼓一鼓的。他想起很多事。想起1887年，他第一次踏上致远号的甲板。想起1890年，她第一次在月光下现身。想起1892年，她戴上他的银戒指。想起1893年，她说“致远感觉不对”。想起今年，她说“4不好，4就是死”。他想起很多事。他不想想了。

他走过去，坐在她身边，伸出手，把她和太阳一起抱在怀里。她的头发蹭着他的脸颊，凉凉的，软软的，带着一股淡淡的、像海水一样的味道。

“致远。”他说。

“嗯。”

“不管今年发生什么，你都要记住一件事。”

“什么？”

“你是我的船。我是你的人。我们在一起。不管在哪里，不管发生什么，都在一起。”

她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蹭了蹭。“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都在一起。致远记得。致远不会忘。”

他抱着她，在月光下，在深夜里，在致远号的舱房里。他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平静的春天了。

1894年，在沉默中到来了。致远不喜欢这个数字，邓世昌也不喜欢。但不管喜不喜欢，它来了。带着朝鲜的烽火，带着日本的磨牙，带着那些他们不想看、但不得不看的东西。邓世昌带着致远号，去了新加坡，去了南洋，去了那些他以后会想起、但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答应她，过了今年，带她去广东。去看他的父亲，去磕头，去回家。他不知道，这个约定，永远不可能实现了。但他答应了。她记住了。这就够了。

（第四十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