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夜不能寐

第十章 夜不能寐

一、独坐

邓世昌不知道自己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多久。

舱房里的油灯早就灭了。不是他吹的，是油烧尽了。灯芯上残留着一缕细细的青烟，在月光里袅袅地升上去，散在空气里，闻不见，看不见。

月光从舷窗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个银白色的方框。那个方框慢慢地移动着，从桌角移到椅子腿，从椅子腿移到墙根，像一只缓慢爬行的蜗牛，在他舱房的墙壁上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迹。

他就那样坐着，看着月光移动。

夜深了。致远号在码头上轻轻地晃着，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一个人的呼吸。远处上海县城的方向偶尔传来几声更鼓，沉闷的，遥远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

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地回放着今天下午发生的一切。

致远站在路灯下，把薄纱从帽檐上撩开，露出整张脸。金发在灯光下像流动的蜂蜜，皮肤白得发光，黑色的眼睛映着星星点点的光。丁汝昌从轿子里探出头来，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玩味，从玩味变成佩服。“正卿啊正卿，我还以为你这辈子不近女色呢。原来不是不近，是眼光太高了。”

那些军官围上来，酒气熏天，嘻嘻哈哈。“邓管带，您就纳了吧！”“这么好看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姑娘比胡宝玉都好看！”

他编的那个故事——被拐骗到英国的女劳工，被英国人侵犯生下的混血孩子，在孤儿院长大，在码头上遇见他，祈求他带她回中国——这个故事编得合情合理，丁汝昌信了，那些军官也信了。但正是因为这个故事被相信了，他才更加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她不是。

她不是被拐骗的女劳工的女儿。她不是孤儿院里的混血弃儿。她不是在码头上祈求他带她回国的可怜女子。她是致远。是他的船。是那个在月光下学写字的、给他喂咖喱鸡饭的、说“致远念管带”的、干干净净的灵魂。

而他，把她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让丁汝昌看见了她的脸，让那些军官议论她的长相，让路上那些行人用那种肮脏的目光打量她。

他闭上眼睛，用手捂住了脸。

二、礼法

他是读过书的人。

《礼记·内则》他背得滚瓜烂熟。“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这些规矩，他不是不知道。

小家碧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好人家的女子，从七八岁开始就要学这些规矩。不出门，不见外男，不抛头露面。即使要出门，也要戴帷帽，垂薄纱，把脸遮得严严实实。这是礼法，这是规矩，这是千百年来天经地义的事。

他今天下午给致远戴的那顶帽子，上面有薄纱。他以为那就够了。他以为只要把她的脸遮住，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但他错了。他忘了她是一艘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灵魂。他忘了她会在路上觉得“闷”，会自己把薄纱撩开。他忘了——

他什么都忘了。

他只记得她想看看中国。想看看他说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他只想让她开心。

就这一个念头，让他忘了所有的礼法，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应该”和“不应该”。

他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他四十岁了。他是北洋水师的总兵，是致远舰的管带，是三个儿子的父亲，是两个女人的丈夫。他读过圣贤书，他知道礼法是什么，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但他还是做了。

他把她带下船。他让她穿着那身不太合身的西洋裙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他让她把脸露出来，让整条街的人都看见她的面容。他甚至——他甚至在她面前编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她被英国人侵犯生下的故事，一个把她描绘成一个可怜弃儿的故事。

而她就站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听着他编造她的身世，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只是抓着他的袖子，信任地看着他。

他忽然觉得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恶心，而是一种从胃里翻涌上来的、酸涩的、灼热的自我厌恶。

他做了什么？

他把她当成什么了？

三、那口饭

然后他想起了那口饭。

那口她喂到他嘴边的饭。那把勺子——她刚刚用过的、她的嘴唇刚刚碰过的勺子——他含住了。

他含住了。

他还记得那个味道。不是咖喱的味道，不是鸡肉的味道，不是米饭的味道。而是一种甘甜的、清冽的、像清晨的海风一样的味道。他含住那把勺子的时候，她的嘴唇刚刚碰过那个位置。她的——

他不敢想那个词。

他想了。每天晚上都在想。想那个味道，想那把勺子，想她挖了一勺饭伸到他嘴边时说的那个字：“给。”她的声音轻轻的，像月光落在水面上，像海浪拍在船舷上，像——

他猛地睁开眼睛。

男女授受不亲。这是最基础的礼法。男子与女子之间，不能有直接的接触。不能递东西时手碰到手，不能共用一杯一筷，不能——

不能共用一把勺子。

他吃了她用过的勺子。他含住了她的嘴唇刚刚碰过的地方。他的舌头尝到了她留在勺子上的——那个味道。

他的脸烧了起来。不是那种被太阳晒的烧，不是那种被炉火烤的烧，而是一种从身体最深处烧起来的、无处躲藏无处遁形的灼热。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人扒光了衣服站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人，无处躲藏，无处遁形。

他不是故意的。第一次，她喂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应过来。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她挖了一勺咖喱鸡饭伸到他嘴边，说“给”。他张开了嘴，含住了勺子，嚼了嚼，咽了下去。整个过程自然而然的，像她往他碗里加菜一样自然。

他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习惯了。习惯了她说“给”的时候张嘴，习惯了那口饭的温度，习惯了她的存在。

但后来他想了。他想了太多。

他想那口饭，想那把勺子，想那个味道。他想她每天傍晚坐在他对面，低着头一笔一划地写字。他想她说“管带在这里，致远在这里，这就是家”。他想她说“致远念管带”。他想她的手指贴在他额头上的那种凉意。他想——

他想了很多。多得超出了“管带”和“船”之间应该有的距离。

他开始不敢看她。开始在她出现的时候心跳加速，开始在她消失之后睡不着觉。开始在意那些同僚们的玩笑话——“邓管带，您就纳了吧！”——开始在心里反复咀嚼这句话，像嚼一块没有味道的甘蔗，嚼不出甜味，也舍不得吐掉。

他知道这不正常。

她是他的船。她是他的学生。她是他的——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但他知道，他不应该对她有这种感情。这种感情是错的。是不对的。是——

他想不出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不对”。但他知道它不对。就像他知道天是蓝的、海是咸的、船是铁做的一样确定。

四、错在哪里

他试着把自己的想法理清楚。

第一，她不是人。她是一艘船。一艘在英国建造的、两千多吨的、钢铁结构的穹甲巡洋舰。她有灵魂，会说话，会写字，会吃咖喱鸡饭。但她的身体是钢铁和木头，她的血液是海水和蒸汽，她的心跳是锅炉的轰鸣和螺旋桨的转动。她不是人。他不应该对一个不是人的东西产生这种感情。

第二，即使把她当成人，他也不应该。他有妻子，有妾室。妻子何氏在广东番禺的老家里，替他照顾着三个儿子五个女儿，操持着那个有房子有猪的家。妾室也在那里，安分守己地过着日子。他每个月把大部分俸禄寄回去，养着那个家。他有什么资格对另一个女子——不管她是不是人——产生这种感情？

第三，他是她的管带。管带管带，主管带领。他是她的长官，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老师。她叫他“管带”，她信任他，依赖他，把他当成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利用这份信任和依赖，对她产生了不该有的感情——这不是君子所为。

第四，她什么都不懂。她不知道什么是“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什么是“三妻四妾”，不知道什么是“纳了”。她只知道管带的手是暖的，管带的眼神是好的，管带给她买的咖喱鸡饭是好吃的。她用自己吃过的勺子喂他吃饭，不是因为她想——不是因为她对他有那种感情——而是因为她什么都不懂。她只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对人类社会一无所知的、干净得像一张白纸的灵魂。

而他，一个四十岁的、读过圣贤书的、有两个女人的男人，对这个什么都不懂的灵魂，产生了不该有的感情。

他想吐。

不是生理上的恶心，而是一种从胃里翻涌上来的、酸涩的、灼热的自我厌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欺负孩子的恶人，像一个利用学生信任的坏老师，像一个——

他闭上眼睛，把脸埋在手掌里。

五、风暴

他在心里一条一条地列出自己的罪状。

罪状一：不该让她下船。她是一艘船，船应该待在海里。他把她带上岸，让她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让那些人的目光亵渎了她。这是他的错。

罪状二：不该让她把脸露出来。他应该提醒她戴好薄纱，应该告诉她“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他没有。他看着她把薄纱撩开，没有阻止。他甚至觉得——他觉得她露着脸更好看。这个念头让他更加厌恶自己。

罪状三：不该吃她喂的饭。第一次是无心，第二次是习惯，第三次是——他不敢说第三次是什么。但他知道，从某一次开始，他在等那口饭。他在等她挖起一勺，伸到他嘴边，说“给”。他在期待那个味道。期待她的勺子碰到他的嘴唇的那一刻。期待那股甘甜的、清冽的、像清晨的海风一样的味道。

罪状四：不该对她有那种感情。她叫他“管带”，他应该只是她的管带。她把他当成老师，他应该只是她的老师。她信任他，他应该对得起这份信任。他不应该在她低头写字的时候看她的侧脸，不应该在她消失之后想她，不应该在深夜里翻来覆去地回忆那个味道。

罪状五：不该——

他数不下去了。

他站起来，走到舷窗前，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月光透过玻璃照在他脸上，惨白惨白的，像一张死人脸。

他看着窗外。致远号的甲板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炮塔静静地矗立着，桅杆上的旗帜已经降下来了，只有一根光秃秃的旗杆指着天空。远处是上海县城的灯火，星星点点的，像撒在黑布上的一把米。

他的船。他的致远。

她就在他脚下。在她自己的身体里。在海水里泡着，在月光下睡着。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此刻内心的风暴，不知道他那些翻来覆去的、自我审判的、像刀割一样的念头。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睡着，像一个小孩子，累了一天，沉沉地睡去，做着甜甜的梦。

他忽然羡慕她。羡慕她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用想。羡慕她可以干干净净地活着，不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困扰。羡慕她可以大大方方地给他喂饭，大大方方地说“致远念管带”，大大方方地抓着他的袖子走在上海的大街上。

因为她是干净的。她心里没有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她做那些事的时候，没有想过“男女授受不亲”，没有想过“礼法”，没有想过“应该”和“不应该”。她只是——她想对他好。她看他吃得不好，就给他加菜。她学会了“念”这个字，就说“致远念管带”。她想看看中国是什么样的，就说“管带，致远想上岸看看”。

就这么简单。

这么干净。

这么让他——让他什么？他说不出来。他只知道，每当他想到她的干净，他就觉得自己更脏。

六、更深的地方

他在舷窗前站了很久。

月亮移动了，月光从舷窗的左边移到了右边。上海县城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了，更鼓也不再敲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何氏。

何氏是他从路边捡回来的。那时候他还在广东，有一天出门办事，看见一个女子蹲在路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像一只被遗弃的猫。他停下来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是哭。后来他才知道，她是被家人赶出来的，无家可归，已经在路边蹲了三天。

他把她带回家，给她饭吃，给她衣服穿，给她地方住。后来她好了，不那么瘦了，不那么黄了，脸上有了血色，眼睛里有了光。再后来，他娶了她。不是因为爱——在那个年代，娶一个路边捡回来的女子，和“爱”这个字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她需要一个家，他能给她一个家。就这么简单。

妾室也是这样来的。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故事，只是他觉得一个妻子不够，需要再多一个人来操持家务。妾室是别人介绍的，家境不好，愿意做妾。他看了看，觉得还行，就纳了。没有感情，没有浪漫，只有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他对她们有责任，有亲情，有感激。她们给他生了孩子，替他照顾了家，让他在外面安心做事。他每个月把大部分俸禄寄回去，让她们衣食无忧。这就够了。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的婚姻——不是爱情，而是责任、义务和过日子。

但现在，他在想一件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他对致远的感觉，和对妻子、对妾室的感觉，不一样。

对妻子，是责任。对妾室，是平淡的亲情。但对她——对致远——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不是责任——他不需要对她负责任，她是一艘船，不需要他养，不需要他保护。不是亲情——她不是他的女儿，不是他的妹妹，不是他的任何亲人。不是师生之情——虽然他教她写字，但他心里很清楚，他对她的感情，已经远远超出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的距离。

那是什么？

他不敢说那个字。他连想都不敢想那个字。

因为如果那个字是真的，那他就更——更什么？更不应该？更荒唐？更——

他闭上眼睛。

她是他的船。她是他的学生。她是他的——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但他知道，他不能对她有那种感情。那种感情是错的。是不对的。是会伤害她的。

因为他一旦承认了那种感情，他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对她了。他会变成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对自己的船有非分之想的疯子？一个利用学生的信任来满足自己私欲的恶人？一个——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额头从玻璃上抬起来。玻璃上留下一个圆形的雾气印子，是他额头上的汗。

他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舱房。桌上是她今晚没有来得及写的宣纸，笔搁在砚台上，墨已经干了。椅子是她平时坐的那把，她坐在那里的时候，月光正好照在她的侧脸上，金色的头发垂在耳边，黑色的眼睛专注地看着笔尖。

他走过去，把那把椅子往桌下推了推。

然后他吹灭了——油灯已经灭了。他只是做了一个吹灭的动作，像一种习惯。

他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七、沉睡

而在舱房下面的、致远号最深处的、他看不见的地方——

她在沉睡。

不是在舱房里，不是在月光下，而是在她的身体里。在那些钢铁的肋骨之间，在那些木质的甲板之下，在那些纵横交错的管道和铆钉的缝隙里。她的意识像海水一样漫延到整艘船的每一个角落，和钢铁融为一体，和木头融为一体，和海水融为一体。

她累了。

今天走了太多的路，看了太多的东西，闻了太多的气味。上海的街道、馄饨的味道、灯笼的红光、丁汝昌的目光、那些水兵的眼神、管带握着她的手——所有这些，都在她的意识里轻轻地漂浮着，像海面上的浮萍，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她不懂今天发生了什么。不懂丁汝昌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不懂那些军官为什么笑，不懂管带为什么脸色发白、手在发抖。她只知道一件事：管带难受了。管带难受的时候，她也难受。不是身体上的难受，而是一种——她不知道叫什么。像海水变冷了，像月光变暗了，像船身被什么东西压着，轻轻地往下沉。

但现在她在睡。在海水里，在月光下，在自己的身体里。

她不知道管带此刻正躺在舱房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涌着那些她听不懂的、关于礼法、关于男女、关于“应该”和“不应该”的念头。

她不知道他在审判自己。一条一条地列出罪状，像在写一份供词。她不知道他在厌恶自己，觉得自己脏，觉得自己不配。她不知道他在想那把勺子、那个味道、那口饭——想了整整一夜。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是在睡。安安静静地，像一个小孩子。海水轻轻地摇晃着她，月光温柔地照着她，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像一首催眠曲。她梦见了什么——如果她会做梦的话——也许是泰恩河的水，也许是海水融为一体。

她累了。

今天走了太多的路，看了太多的东西，闻了太多的气味。上海的街道、馄饨的味道、灯笼的红光、丁汝昌的目光、那些水兵的眼神、管带握着她的手——所有这些，都在她的意识里轻轻地漂浮着，像海面上的浮萍，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她不懂今天发生了什么。不懂丁汝昌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不懂那些军官为什么笑，不懂管带为什么脸色发白、手在发抖。她只知道一件事：管带难受了。管带难受的时候，她也难受。不是身体上的难受，而是一种——她不知道叫什么。像海水变冷了，像月光变暗了，像船身被什么东西压着，轻轻地往下沉。

但现在她在睡。在海水里，在月光下，在自己的身体里。

她不知道管带此刻正躺在舱房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涌着那些她听不懂的、关于礼法、关于男女、关于“应该”和“不应该”的念头。

她不知道他在审判自己。一条一条地列出罪状，像在写一份供词。她不知道他在厌恶自己，觉得自己脏，觉得自己不配。她不知道他在想那把勺子、那个味道、那口饭——想了整整一夜。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是在睡。安安静静地，像一个小孩子。海水轻轻地摇晃着她，月光温柔地照着她，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像一首催眠曲。她梦见了什么——如果她会做梦的话——也许是泰恩河的水，也许是纽卡斯尔的船坞，也许是管带第一次踏上她甲板时的脚步声，也许是那句她听不懂的、后来才知道意思的话：

“致远，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她在梦里微微弯了一下嘴角。

她不知道，在她弯嘴角的时候，头顶上方的舱房里，有一个人正睁着眼睛，听着她的船身发出的每一声轻响，听着海浪的每一次拍打，听着自己的心跳。

他想了很久。

想到月亮从舷窗的左边移到右边，想到上海县城的灯火一盏一盏地熄灭，想到更鼓不再敲了，想到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然后他轻轻地、轻轻地说了一句话。不是对任何人说的，是对自己说的。

“邓世昌，你不配。”

没有人回答他。

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第十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