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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我·1947——极航:他当时像个好人

勿忘我1947

张极出场

此时张极还没意识到老婆的重要性

这篇主要偏极航,还有鑫左,张泽禹友情出场

后来左航想过很多次,如果那天他没有推开那扇门,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但那天他推开了。

门后面站着一个人。穿着军装,肩章上的星星在昏暗的灯光下闪了一下。那个人转过身来,左航看到了他的脸——不是朱志鑫。

那是一张陌生的、笑着的脸。

“左航?”那个人说,“久仰。”

这是左航第一次见到张极。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笑起来的温度是假的,不知道他递过来的茶不能喝,不知道“久仰”两个字背后,是一份写着他名字的调查档案。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记得那天晚上重庆下了很大的雨,他的衣裳是蓝色的,门口的风铃响了三声。

而张极笑着站在那里,像一个好人。

——但这是后来的事了。

时间回到1947年3月初,重庆的雨还没有停。

左航站在醉月楼二楼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幕。

朱志鑫三天没来了。

左航告诉自己,不来才好。省得他每天想“这个人到底图什么”,省得他每次看到那身军装走进来就心跳漏一拍,省得他在门关上的时候还要假装不在乎。

不来才好。

但他还是会看向门口。每次风铃响的时候,他的目光就会飘过去,然后再若无其事地收回来。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

张泽禹昨天来过一次。带了枣泥酥,坐了一会儿,说最近的传单越印越多,组织可能要扩大联络点。左航让他小心点,他说“知道啦左大哥”,笑得像个傻子。

左航在张泽禹面前不用演戏。他可以说真话,可以骂他“你不要命了”,可以不用笑。

但张泽禹走的时候,左航发现自己在看的不是张泽禹的背影,是门口。

他在等风铃响。

他在等那身军装。

他在等一个不该等的人。

“左航,”翠姨的声音从门外飘进来,“今晚有客人,你准备一下。别整天只等着朱帅,其他客人也得接。”

左航应了一声“知道了”。

他不知道的是,今晚的客人,会改变一切。

风铃响了三声。

左航抬起头,准备挂上那个花楼头牌的营业式微笑。

但他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人,没有穿军装。

深灰色的长衫,布料不张扬但看得出不便宜;头发梳得整齐,没有用发油;面容温和,眉眼间带着一种让人说不出哪里不对的、恰到好处的笑意。

不是朱志鑫。

左航把那个名字从脑子里甩出去。

“左公子?”那个人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跟一个老朋友打招呼,“久仰。”

“您是……”

“姓张,”那个人笑了笑,“张极。听人说醉月楼有位‘鼓七’,鼓打得极好,特意来听。”

左航打量着这个人。

深灰色长衫,黑布鞋,手里没有礼物,没有花糕,没有红糖糍粑。

不是朱志鑫。

左航又在心里骂了自己一遍。

“张先生请坐,”左航指了指椅子,“想听什么曲子?”

张极坐下来,目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鼓、茶、窗、床——最后落在左航身上。

“随便,”他说,“你拿手的就行。”

左航走到鼓前坐下。他感觉到张极的目光一直在他身上,但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贪婪的打量。是一种……审视。

像在看书。

左航不喜欢这种感觉。

他敲了一曲《夜深沉》。这是他最熟的曲子,闭着眼睛都能敲。鼓声急时像骤雨打蕉,缓时像旧情人在耳边叹息。他敲了很多遍,对不同的客人,在不同的夜晚。

但今天他敲得不太对。有一个节拍快了半拍,又一个节拍慢了。他收了回来,调整呼吸,才把后半段稳住。

鼓声停了。

“左公子的鼓打得真好,”张极说,“练了很久吧?”

“没多久。”左航把鼓槌放下,“以前闲着没事打着玩的。”

他说完就后悔了。

“以前”——这句话暴露了太多。但他不能说“从小在花楼里学的”,因为他不是。他的手指、他的姿态、他打鼓的方式,都出卖了他。

但张极没有追问。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打得好,不在乎练了多久。”

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左航松了一口气,又觉得哪里不对。

这个人问“练了很久吧”——正常客人不会问这种问题。正常客人只会说“好听”“再来一首”,不会关心他练了多久。

但张极的表情太自然了。自然到左航觉得是自己多心了。

“张先生是做什么的?”左航问。

“做点小生意,”张极笑了笑,“不值一提。”

做小生意的。

左航不太信。这个人身上的气质不像商人——商人不会用“审视”的目光看人,商人的笑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他没有追问。在花楼里,客人的身份跟他没有关系。

“左公子来醉月楼多久了?”张极又问。

“没多久。”

“习惯吗?”

左航看了他一眼。

这个问题更奇怪。

“张先生,”左航说,“您到底是来听鼓的,还是来做人口普查的?”

张极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和进门时不一样——不是恰到好处的客气,是真的被逗笑了。

“抱歉,”他说,“职业病。见着有意思的人,就忍不住多问几句。”

“您不是做小生意的吗?”

“小生意做久了,养成的毛病。”张极端起茶杯,挡住了半张脸。

左航没看见他喝茶时眼底闪过的光。

张极待了大概半个时辰。

他听左航敲了三首曲子,中间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左航喜欢吃什么、平时做些什么、房间里冷不冷。左航一一回答,语气从最初的戒备慢慢变成了一种“应付完就行”的敷衍。

他发现自己没办法对张极放松。不是因为张极做了什么过分的事——他没有。他没有动手动脚,没有轻佻的话,甚至连看左航的眼神都是克制的、礼貌的。

但左航就是觉得不舒服。

张极太正常了。正常到不像是真的。

在花楼里待了一个多月,左航见过的客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把欲望写在脸上的,一种是把欲望藏在皮囊下面的。但张极不是这两种。张极的脸上没有欲望,藏着的也不是欲望——是别的什么东西。

左航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不确定自己想知道。

张极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左公子,”他说,“我还会来的。”

左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本来想说“欢迎再来”,但这句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张极没有在意,笑了笑,走了。

风铃响了三声,然后安静了。

左航站在窗前,看着张极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

深灰色长衫,黑布鞋,撑着一把黑色的伞。走得不快不慢,像一个普通的、来花楼听曲儿的文人。

但左航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说不上来。

张极的每一句话都挑不出毛病——客气、得体、不越界。他没有动手动脚,没有问不该问的问题,没有像那些客人一样把左航当物件。

他甚至没有谈价钱。走的时候在桌上放了一个银袋子,里面是几块银元,不多不少,刚好是听一场鼓的行情。

一切都“刚刚好”。

太刚刚好了。

左航把窗户关上。

他想:也许是自己在花楼待久了,看谁都不像好人。

张极坐进车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查到了吗?”他问。

副驾驶座上的人递过来一份文件。

“左航,经常与一位北大学生有往来,那位北大学生在我们名单上。本人身份目前不知。”

张极翻着文件,目光停在了一张照片上。

照片里的人穿着蓝色衣裳,圆圆的眼睛,脸上没有笑。

“有意思,”张极把文件合上,“一个男妓和一个学生。”

他看向车窗外。雨还在下。醉月楼的灯笼在雨中摇摇晃晃。

“去查那个北大学生,”他说,“我要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

车子发动了。张极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左航说“您到底是来听鼓的还是来做人口普查的”时,那双圆圆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的警觉。

有点意思。

张极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左航下楼的时候,老沈正在楼梯口擦楼梯扶手。

老沈穿着灰扑扑的短衫,佝偻着背,手里的抹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他擦得很慢,一格一格,像是在做一件必须做但不着急做完的事。

“左公子,”老沈抬起头,笑了笑,“刚才那位客人,是头一回来?”

“嗯。”

“看着不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老沈擦了擦手,“不过这样的人,来一次,后面就会常来了。”

左航没说话。

“对了,”老沈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昨天有个学生在后门转悠,说是找您的。我让他走了,没让他进来。花楼这种地方,学生来多了,不好。”

左航心里一紧。

张泽禹。

“谢谢。”他说。

老沈摆了摆手,继续擦扶手。

左航没有看到的是,老沈低着头的嘴角,慢慢弯了一下。

左航回到房间的时候,门是关着的。

他推开门,愣住了。

朱志鑫坐在那把椅子上。

没有穿军装,换了一件深色的长衫,头发没有梳得那么整齐,有几缕落在额前。他的脸上有疲惫的痕迹——眼下有青色,嘴唇有点干。

桌上放着一盒花糕,不是老李家的,是另一家的,用油纸包着。油纸被雨水洇湿了一角,花糕的盒子也沾了水,但盒子被擦过了,水渍已经不太明显——他擦过,只是没擦干净。

左航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应该生气的。这个人三天没来,没有一句话,现在又突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但他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不是生气。

是松了一口气。

左航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他没有说“你怎么来了”。他只是走过去,在鼓前坐下来,开始敲。

朱志鑫没有说话,就那么听着。

鼓声在房间里回荡,把窗外的雨声都盖过去了。

过了很久——也许是一曲,也许是两曲——鼓声停了。

“你去哪了?”左航问。声音很平,像是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朱志鑫沉默了一会儿。

“出公差,”他说,“去了趟南京。”

“哦。”

左航没有再问。

朱志鑫也没有解释更多。

两个人就那么坐着,一个在椅子上,一个在鼓前。窗外的雨声又清晰起来,一滴一滴,打在瓦片上,打在石板上,打在他们之间的沉默里。

“花糕要凉了。”朱志鑫说。

左航看了他一眼。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桌边,拿起一块花糕,咬了一口。

红豆味的。

不甜。

是他会喜欢的那种。

左航低下头,嚼着花糕。他没有让朱志鑫看到他嘴角动了一下。

他也没有问朱志鑫——你怎么进来的?

他不想知道。

因为不管朱志鑫说“翻窗进来的”还是“翠姨给我开的门”,他都会在心里给这个人找理由。而他不想再给自己找理由了。

他只是在吃花糕。

红豆味的。

不甜。

很好吃。

夜深了,朱志鑫走了。

左航一个人坐在窗前,手里捏着花糕的油纸,没有扔。

雨小了一些,但还在下。重庆三月的雨就是这样——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像是永远不会停。

风铃没有再响。

左航把油纸叠好,压在了枕头底下。和张泽禹那首诗压在一起。

他躺下来,闭上眼睛。

脑子里有三个人。

张泽禹的笑容——干净的,像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亮。

朱志鑫的眼睛——深的,沉的,像冬天的江水,底下藏着看不透的东西。

还有那个穿深灰色长衫的、姓张的客人——他说“久仰”的时候,左航觉得自己的名字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像被什么东西裹了一层。

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

不是什么好东西。

左航翻了个身。

明天,那个姓张的还会来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朱志鑫回来了。

而他很高兴。

这个念头让他又在心里骂了自己一遍。

窗外,雨还在下。

重庆三月的雨,像是永远不会停。

就像这个时代——1947年的春天,每一个人都以为雨快停了,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真正的暴风雨还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