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场熏把委托书放在桌上,用登记簿压住一角。她的嘴巴又张开了,三人同时绷紧肩膀,但这次她的话锋忽然拐了一个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弯。她的声音在提到那个名字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机关枪式的训斥,而是放慢了,放柔了,像是把一块石头从口袋里掏出来轻轻放在桌上。
“衣袋武志先生。”她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哨子边缘。不是握,是摸——那种用手指背面轻轻拂过的动作,和吉娜擦拭格雷格森刑警怀表时的动作惊人地相似。“你们知道吗,衣袋先生是我的偶像。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种偶像——我追了他十几年。从江户大将军第一季第一集开始,他演的恶大官第一次出场,我就知道这个演员不简单。他演坏人,但他的坏人从来不只有坏——他的坏里面有悲伤,有愤怒,有那种‘如果这个世界对我公平一点我本来可以不当坏人’的委屈。你们知道什么叫演技吗?演技不是把台词念出来,是让你看着他的眼睛就忘了他是演的。衣袋先生就是这种人。他每次收工从摄影棚出来,经过我的门卫室,都会跟我聊几句——不是客套,是真的聊。他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我说羊羹,他说羊羹太甜了,下次给你带抹茶口味的。他真的带了——第二天,抹茶羊羹,放在这个窗台上。还附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大场姐辛苦了’。”
她的声音在这里停了一下。不是那种被情绪打断的停,是那种要把某个画面在脑子里重新播放一遍、确认每一个细节都还在、然后才继续说下去的停。她的电子表的秒针走了大概七格。
“所以你们这些年轻人,听好了。我虽然喜欢荷星三郎——他确实是个好人,每次进门都会点头——但衣袋武志是我追了十几年的偶像。现在我的偶像死了。被人用钝器砸中了后脑。而你们要辩护的人,是那个站在他尸体旁边、手上戴着和他搭档了八年的记忆、指纹留在凶器碎片上的嫌疑人。我不是警察,我没有权力判定谁是凶手。但我的直觉——我这十几年看人进进出出的直觉——告诉我,荷星三郎和衣袋先生之间的矛盾不只是打戏编排上的分歧。你们知道吗,衣袋先生曾经有一次在门卫室里接了个电话,电话那头大概是制片人,他对着电话说了句‘为什么又是他当主角?我这个反派演了八年了,连一次主角特辑都没有’。然后他挂了电话,看到我在旁边,对我笑了笑说‘大场姐别在意,我就是发个牢骚’。那个笑容——我记了两年。那个笑容里有不甘心,有隐忍,有那种一个人在同一个位置上站了太久之后产生的疲惫。他嫉妒荷星三郎。不是恶意的那种嫉妒——是那种‘我明明也可以’的委屈。而荷星三郎知道这一点。他们都知道。这种嫉妒在两个人之间积了八年,最后一集拍完之后就会解散,他们没有机会再以恶大官和大将军的身份对峙了。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最后一架,从戏里打到了戏外?”
福尔摩斯在这一大段话进行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个让最原终一的眉毛极其细微地挑了一下的动作——她向前走了两步,在大场熏面前,在栅栏门外的水泥地上,慢慢地跪坐下来。不是那种随意的、蹲着的姿态,是标准的正坐——膝盖并拢,脚背贴地,脊背挺直,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金黄色的侧辫从右肩垂下来,发尾的墨绿色丝带恰好落在膝盖旁边的地面上。她做这个动作时的流畅程度说明这具身体对正坐有极其深层的肌肉记忆——一个伦敦侦探当然不可能天生会正坐,但现在在这具十八岁的赤松枫身体里,那些日本式的礼仪姿态都成了可调用的本能程序。
“大场女士。”福尔摩斯的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晰而节奏从容,和她平时在事务所对着判例集发表长篇分析时的语速相比明显放缓了,但每一个字的音调都经过了精确的调整——她在使用一种她称之为“证人安抚模式”的语音策略,这种策略在伦敦时曾成功让三位歇斯底里的目击者和一只受惊的鹦鹉恢复冷静。“您刚才用了‘嫉妒’这个词——这个词非常精确。我刚才一直在听您说话,从您描述衣袋先生把抹茶羊羹放在窗台上的方式,到您复述他对着电话说‘为什么又是他当主角’时嘴唇抿紧的角度——您不是在猜测,您是在陈述一个您亲眼确认过的事实。您有十几年看人进出的经验,您对这个摄影所里所有人的了解,比任何警察都要深。这让我想到一种可能性——您能不能再回忆一下,在衣袋先生挂掉电话之后,荷星先生有没有经过门卫室?或者,有没有什么人,试图阻止过他们之间的争吵?”
大场熏被正坐和“您”这个称呼同时击中——她的机关枪火力出现了明显的卡壳。她低头看着这个跪坐在自己面前、金色侧辫垂在膝盖边的漂亮姑娘,沉默了好几秒。手上的哨子被她翻了个面,金属表面反射出银杏树叶间漏下的冷光。
“……没有。”她说,声音比之前更慢了一些,带着一丝不太确定的犹豫,“其实……我记不太清了。那天进出的人很多,下午排练完之后,主摄影棚那边一直有人在搬道具,进进出出的卡车有三四辆。我忙着登记车牌号,可能漏掉了几个人。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衣袋先生打完电话之后,是往2号摄影棚去了。2号摄影棚离道具仓库很近。”
成步堂龙一抓住了她话里这个极其关键的信息点。他从窗口拿起那份被登记簿压着的委托书,把它重新展开展平——委托书下方荷星三郎的签名在午后的冷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每一个笔画的起落都带着那种小心翼翼、怕把纸弄破的拘谨。他把委托书举到大场熏面前,不是那种强硬地塞过去,而是让她自己看到。
“大场女士,我无法在这几分钟内反驳您关于‘嫉妒’和‘从戏里打到戏外’的猜测。这案子才刚开始,我对我委托人的了解还远不如您对这个摄影所的了解。但荷星三郎先生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的时候,他的手是稳的——不是那种压制了情绪之后勉强保持的稳,是那种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做过那件事,所以可以从容写下自己名字的稳。他告诉我,衣袋先生是他八年来最尊重的搭档,每一个近景打戏都是衣袋亲自设计的。衣袋的腰不好,但从来不让别人知道他疼——只有荷星三郎知道,因为他每次疼的时候会用左手按在腰椎第三个位置。荷星三郎对我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用的不是过去式。”
大场熏看着成步堂龙一,看了很久。她的电子表的秒针走了大概二十格。她的手指在登记簿的边缘搓了搓——那个动作和被咬得坑坑洼洼的笔帽形成了一种照应。然后她深吸一口气,从抽屉里抽出那张摄影所平面地图,连同一把标着各区域编号的钥匙串,放在窗台上。
“第一摄影棚在进门左转,经过道具仓库之后再走大概一百米。第二摄影棚在第一摄影棚后面,中间有一条走廊连着。演员休息室在主楼东侧。训练场在主楼后面,道具仓库在训练场旁边,后门就在道具仓库正对的那条巷子尽头。姬神小姐——姬神樱,她演团子店老板娘——有自己专属的后台小屋,在第一摄影棚右侧,门上贴着‘姬神’两个字,平时不许别人进去。这几个区域之间最近的路线标注在图的右下角。钥匙串上贴了对应的标签,别搞混了。”
她把东西推过窗台,然后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那半块用保鲜膜包着的羊羹咬了一口。但咬完之后她手里的筷子指向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还端端正正跪坐在原地。
“你,金色头发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赤松枫。”福尔摩斯微微欠了欠身,动作幅度很小但姿态端正得无可挑剔。
“赤松。好,赤松,你跪得比我们社长夫人在茶道会上还标准。但下次来不要跪了——我们摄影所不兴这套。对了,你是从小学钢琴的?我这双眼睛看人进出了几十年,一看就知道你的指关节线条——你是弹钢琴的。”
福尔摩斯收起正坐姿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沾到的水泥地灰尘,脸上浮现出一种很淡很淡的笑容——那种笑容不是被夸奖之后的得意,而是一个侦探在确认自己又推理正确了一件极小的事情之后的笃定。“是的,从小学琴。大场女士的观察力确实很厉害。”
成步堂龙一接过平面地图和钥匙串,对着大场熏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他转向站在身后几步远的成步堂龙之介和寿沙沙——他们俩刚才一直在门卫室侧面安静地等待着,没有插嘴,没有打断,但寿沙沙手里那本笔记本上已经又多了一整页关于衣袋武志和荷星三郎之间关系的新记录。
“王马,七海,辛苦你们先来了一步。接下来进所内搜索,我们按区域分队——最原和七海去检查训练场和后门那个监控探头。赤松,你带龙之介去演员休息室确认现场。我和成步堂去姬神的后台小屋。两点五十分在主楼前面集合,大场姐这边我们需要提前五十分钟报备。”
寿沙沙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包里,走到最原终一旁边。最原终一已经把那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翻到了新的一页,在页首画了一条横线,横线上方写着“监控探头:主楼后墙安全出口”,下方画了一个方框代表训练场的位置。他看了寿沙沙一眼,她点了点头,两个人便并肩朝主楼后面的训练场方向走去。从背后看,两个人的步幅正在自动校准——最原终一的步子比平时微微缩短了一些,寿沙沙的步子比平时微微拉长了一些,在他们走到通道尽头之前已经形成了某种不约而同的同步节奏。
演员休息室在主楼东侧。走廊很长,两侧的墙面上挂着江户大将军历季的剧照海报,从第一季一直到第八季最新一季,海报的边框从最早的木质相框逐渐变成金属相框再变成亚克力框,像一条用玻璃和木头串联起来的时间轴。每一季海报里大将军和恶大官的位置都在微妙地变化——第一季时两人各据一方,背对背,各自握着武器;第二季时变成了面对面,距离拉近了一半;第三季时两个人中间隔了一棵樱花树;第四季到第六季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刀尖几乎碰到彼此的咽喉;到了第七季,海报的构图忽然变了——大将军站在明处,恶大官站在暗处,他们的刀不是指向对方,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第八季的海报还在海报框里空白着,贴了一张便签,上面写着“预定十月十六日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