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小城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有人在天上撕棉花。落在地上就化了,变成一层薄薄的泥水,踩上去啪嗒啪嗒的,溅起的泥点沾在裤腿上,怎么也擦不掉。
我爸还是每天下楼坐长椅。
下雪了也去。
我妈说:“别去了,外面冷。”
他不听。自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下楼,坐在那张长椅上,裹着那件军绿色棉袄,看着灰蒙蒙的天和灰蒙蒙的地,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也许什么都没看。只是坐着。就像我坐在阳台上一样,只是坐着,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目的,只是因为坐在这里比躺在床上来得没那么像等死。
有一天下午,我下楼去找他。
雪下大了,地上积了薄薄一层白。他坐在长椅上,头上肩上落满了雪,像一个被遗落在雪地里的稻草人。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拍掉他肩上的雪。
“爸,回家吧。”
他看着我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伸出左手,摸了摸我的头。
那只手很凉,指甲缝里的黑色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刺眼。
他的嘴唇动了动,挤出了几个字。含混不清,但我听懂了。
他说的是:“你——瘦——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在所有人都告诉我“好好养着”“会好的”“没事的”的时候,只有我爸说了真话——你瘦了。你在一天天瘦下去,一天天枯萎,一天天变成一具行走的尸体。我看得见。我一直都看得见。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粗糙的、冰凉的、指甲缝里嵌着黑色机油的手。
“爸,回家。”
“嗯。”
他点了点头,撑着拐杖站起来。我扶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回楼道。雪还在下,落在我们身后,把我们的脚印一点一点地覆盖掉。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十二月,我妈的膝盖彻底不行了。
医生说,膝关节退行性病变,软骨磨损严重,建议做置换手术。一侧膝盖的手术费大概五万块,两侧就是十万。
十万。
这个数字像一堵墙,横在我们面前。
我爸的病花了三十多万,我的病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加上每个月的药费,房贷(虽然我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但房贷还是要还),日常开销,家里的存款已经见底了。
我妈说:“不做了,忍忍就好了。”
忍忍就好了。
又是这句话。
我说:“做。钱的事我想办法。”
我妈看着我,那种眼神我见过——就是当年她看着我爸说要供我上大学时的眼神。又心疼,又无奈,又有一点点骄傲。
“你上哪想办法去?”她说,“你自己都病着。”
我说:“我出去找工作。”
她沉默了。
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连坐地铁都会晕倒,怎么可能去上班?但她没有拆穿我。她只是点了点头,说:“嗯,再看看。”
再看看。
又是一句“再看看”。
“再看看”的意思是“我们知道不可能,但我们都假装可能”。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坐在床上,翻开笔记本。
我已经很久没写了。最后一页停留在那句“畜生道上行,方知人间仄”。之后的日子,我一个字都没写。
不是没东西写,是太多了,多到写不过来。每一天都有新的苦难,每一个小时都有新的绝望,每一分钟都在提醒你——你是一个废人,你的家人也是废人,你们抱在一起取暖,但你们身上都没有火,只有冰。
我拿起笔,在空白的下一页,写了一行字:
“十二月,雪。我妈的膝盖坏了。没钱做手术。我在想办法。我没有办法。”
然后合上笔记本。
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学历以外的任何技能,而我的学历在这个十八线小城毫无用处。我的身体不允许我做任何需要体力或者需要抗压的工作。我唯一擅长的,就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天亮。
但我不能这么说。
我不能告诉我妈,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说“我想办法”。
这是一个承诺,一个我根本兑现不了的承诺。
但我说了。
因为不说的话,我妈会更绝望。她已经够绝望了,不需要我再给她加一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