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

withmylover

第七章

I grow old … I grow old …

I shall wear the bottoms of my trousers rolled.

——T.S. Eliot

周日早上，我被光晃醒。

伦敦很少有这样的早晨——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白色的床单上画出一条长长的、金色的线。我躺在床上，看着那条线发呆。它很直，很亮，像是有人用一把很细的刀，在天花板上划开了一道口子，把另一个世界的光漏了进来。

手机压在枕头下面。我把它抽出来，屏幕亮了。

没有消息。

我盯着空白的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上。这个动作让我觉得自己很蠢——好像把手机扣过去，就能掩饰我在等什么似的。

起来之后，我给窗台上的桔梗换了水。花瓣比昨天张开了一点，白色的边缘微微卷起，像刚睡醒的人在伸懒腰。果酱罐子的玻璃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珠，我用手指抹了一下，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

手机震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转过身去拿。动作太快，膝盖撞到了桌角，疼得我龇了一下嘴。

“醒了？”

就两个字。我看了几秒，打了“醒了”，又觉得太干巴巴，删掉。打了“刚醒”，还是觉得不对。最后发了：

“被阳光晃醒的。伦敦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

他回得很快：“那出来。”

“去哪？”

“你来决定。”

我想了想。想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昨天他说过。泰晤士河走过了，花市走过了，阁楼走过了。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在伦敦住了两年都没去过的？

“肯辛顿公园，”我打字，“北边的那个。不是海德公园那边，是另一边。我从来没去过。”

“好。四十分钟后。上次那条巷子？”

“好。”

我放下手机，站在衣柜前。今天穿什么？这个问题以前从来不会困扰我——卫衣、牛仔裤、球鞋，三年如一日。但今天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它就是不一样。我翻来翻去，最后穿了一件奶白色的毛衣，领口很大，露出锁骨。外面套了一件墨绿色的棉服，深蓝色的牛仔裤，白色的帆布鞋。

出门之前，我在镜子前站了三秒钟。

然后我转身，把灰色的围巾从枕头旁边拿起来，围上了。

他已经在巷子里了。

这人靠在墙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领口很高，显得脖子很长。裤子是黑色的，鞋子是白色的，整个人看起来很干净，像刚从某个杂志的页面上走下来。

他看到我，好像盯着的不是我的脸，是我的脖子。

灰色的围巾。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

“走吧，”他说。

我们穿过几条街，坐了两站地铁，从兰卡斯特门站出来。地铁站很小，没什么人，出口处的风很大，把我的头发吹得到处飞。他走在前面，推开沉重的铁门，阳光涌进来，我眯了一下眼睛。

肯辛顿公园和海德公园不一样。海德公园是热闹的，到处都是跑步的人、遛狗的人、游客。肯辛顿公园更安静，树更多，路更窄。我们走进来的时候，几乎没遇到什么人。只有远处有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和几只不怕人的鸽子。

路两边的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枝在天空的背景下交织在一起，像一幅用很细的笔画的素描。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走在光影之间，一会儿被照亮，一会儿沉入阴影。

“你昨天说，”他开口，“你的论文是关于自我的。”

“嗯。”

“我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说自我是在关系中被创造的。那如果你一个人，没有人在你身边，你还有自我吗？”

我想了想。“有。但那个自我是沉睡的。它需要另一个人的目光来唤醒。”

“像睡美人？”

我笑了。“差不多。但不是‘被吻醒’那种。是‘被看见’那种。当有人真正看见你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

他沉默地走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一棵很大的橡树，树干粗得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是深灰色的，裂开一道道深深的纹路，像一张很老很老的脸。

“那你能看见我吗？”他问。

“什么意思？”

“你看见的我，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长椅是木头的，漆成绿色，有些地方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纹。椅背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一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某个在这里坐过的、已经不在的人。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此刻的阳光下是浅褐色的，在不同的光线下，它们的颜色不一样。在路灯下是深褐色的，在阳光下是浅褐色的，在阴影里几乎是黑色的。一个人的眼睛可以有这么多种颜色。一个人也可以有这么多种样子。

“我看见的你，”我说，“是一个会在凌晨两点发消息说‘睡不着’的人。是一个不喜欢打伞因为想让世界变大的人。是一个画不好笑脸但还是会画的人。是一个会在朋友的阁楼上看伦敦、说‘我选择来这里’的人。”

他听完，没有点头，没有摇头。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在休息。

“还有呢？”他问。

“还有，”我说，“你是一个会让别人想画画的人。”

他抬起头。

“我很久没画画了。但我昨天想画你。”

“画了吗？”

“画了。”

“在哪？”

“在心里。还没落到纸上。”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目光很安静，像一片没有风的水面。没有波澜，没有涟漪，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映着天上的光。

“如果你画了，”他说，“可以给我吗？”

“你想要？”

“想。”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子的。”

风吹过来，把树上最后几片枯叶吹落。叶子在空中打着旋，慢慢地、慢慢地落到地上，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干枯的声响。公园里的光在移动，从我们的脚边慢慢爬到膝盖上，又从膝盖上爬到胸口。阳光是暖的，但空气是凉的，这种冷热交织的感觉让人清醒，又让人恍惚。

“你在伦敦住多久了？”他问。

“两年。”

“习惯了吗？”

“习惯了。但有时候还是不习惯。”

“比如？”

“比如英国人说的‘sorry’有十七种意思，我到现在都分不清哪一种是真抱歉，哪一种是‘你踩到我了’，哪一种是‘我要开始说话了’。”

他笑了。笑声很轻，但很真。

“在韩国也一样，”他说，“‘oppa’有三十种意思。”

“三十种？”

“大概。高兴的时候叫，生气的时候也叫，撒娇的时候叫，命令的时候也叫。你永远分不清她在叫你是因为想你，还是因为想让你帮她拿东西。”

我看着他。他说“她”的时候，语气是平淡的，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我注意到，他没有说“她们”是谁。

“你会想念吗？”我问。

“想念什么？”

“那种被人叫‘oppa’的感觉。”

他想了想。“不会。因为那不是真的。那是角色。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角色——我是偶像，她们是粉丝。我们都在剧本里。偶尔从剧本里走出来，才会觉得，哦，原来外面是这样的。”

“你现在在外面吗？”

“现在在。”

他看着前方。公园的尽头是一排房子，白色的，很高，很旧，窗户反射着阳光，变成一面一面金色的镜子。有一扇窗户开着，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出来，像一个在招手的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他问。

“很小的年纪，画了很久很久。后来很少画了。”

“为什么？”

“因为总有很多事要忙。画画不能写成论文，不能用来毕业，不能让我找到工作，不能让我赚钱。在‘有用’和‘没用’之间，我选了有用，虽然是迫于生计而为的。”

“那现在呢？”

“现在觉得，画画其实是我的一种本能，想画的时候是按耐不住的。”

他看着我的侧脸。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一小片温暖的、落在皮肤上的光。

“那你现在会画吗？”

“秘密。”

“画什么？”

“秘密。”

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指动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小指轻轻地、几乎不可见地，向外移动了不到一厘米。

我们继续走。肯辛顿公园的北边有一片小湖，湖面不大，水很静，倒映着天空和树。天空是淡蓝色的，树是光秃秃的，湖水把它们都收进去，变成一幅对称的画。有几只天鹅在水面上游，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天鹅,”他说。

“嗯。”

“它们一直在这里吗？”

“看样子已经是常客了。”

“我来过伦敦很多次，第一次看到天鹅。”

“因为你以前都在泰晤士河边走。泰晤士河没有天鹅，只有泥巴和船。”

他笑了。这次的笑比刚才大了一点，露出牙齿。阳光落在他的笑容上，把一切都照得很亮。

我们在湖边站了一会儿。天鹅游过来，又游走了。湖面上的倒影被它们划出的水纹打碎，然后又重新聚拢。天空在水里，树在水里，云在水里，一切都在水里。

“你相信命运吗？”他忽然问。

“哲学博士不信命运。”

“那哲学博士信什么？”

“信偶然。信一个选择会引发另一个选择。信一条路会通向另一条路。不信有一条路是事先铺好的。”

“那你后悔吗？选择来伦敦。”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来了伦敦，才遇到你。”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他。我看着湖面上的天鹅，看着它们白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但我没有转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转头，我就会看到他在看我。而我不知道看到那个之后，我应该怎么办。

沉默了一会儿。天鹅游远了。

“我也是。”他低声说。

从公园出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了。阳光开始变斜，影子开始变长。我们沿着一条没走过的小路走，两旁是白色的老房子，每一栋都不一样。有的有铁栏杆，有的没有。有的门口放着花盆，有的放着垃圾桶。有的窗户上挂着英国国旗，有的挂着彩虹旗。

“这些房子很老了，”他说。

“一百多年吧。也许两百年。”

“住在里面的人呢？”

“也会变老。也许搬走，也许死了，也许把房子卖了去了乡下。”

“你不怕吗？”

“怕什么？”

“变老。”

我想了想。“不怕。怕的是变老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做过。”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做过什么？”

“来过伦敦。读过一些书。写过一些没人看的论文。在一条巷子里撞翻过一个人的咖啡。”

他停下来。我也停下来。

他看着我。那双眼睛在午后的光线里是浅褐色的，接近金色的，像两枚被太阳晒暖的硬币。

“那个人，”他说，“他也没有白活。”

我的心跳声很大，心脏砰砰砰的横冲直撞，我相信它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赛车手。

但他没有接着说，只是转过身，继续走。我跟上去。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挨在一起，两个灰色的、长长的、向前移动的形状。

傍晚的时候，我们回到那条巷子。不是见面的那条，是第一天晚上相遇的那条。旧书店还开着，橱窗里的灯亮了，那本萨特还在那里，三英镑，封面脱落了一半。书店的老太太坐在柜台后面看书，和上次一样的位置。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我的身边多了一个人。

他在橱窗前停下来，看着那本萨特。

“你还没买，”他说。

“还没。”

“为什么不买？”

“因为还没读完上一本。”

“你上次买的诗集？”

“嗯。”

“读到哪里了？”

我想了想。“读到你翻到的那一页。”

他伸出手，在橱窗的玻璃上画了一个很小的圆圈。手指在玻璃上留下一个淡淡的指纹印，在灯光下微微发亮。

“那一页，”他说，“你还记得写了什么吗？”

“记得。”

“背给我听。”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

我背了。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可有勇气，在片刻之间，

把宇宙压缩成一个球，

把它滚向一个压倒性的问题？”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现在有勇气了吗？”他问。

我看着他的眼睛。路灯已经亮了，光线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眼睛变成深褐色。和第一天晚上一样。和那天他递给我耳机的时候一样。

“还没有，”我说。

他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我们从旧书店离开，走到巷口。天已经黑了，路灯把整条巷子照成一条金色的河。远处的泰晤士河是黑的，近处的巷子是金的。两个人在金的巷子里站着，谁都没有说话。

“明天周一。你要去图书馆吗？”他说。

“要。论文还没写完。”

“那我去找你。”

“你知道我在哪个图书馆吗？”

“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的。”

他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路灯的光，有夜的颜色，有一些我读不懂的东西。

“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

我低头，看到地面上他留下的脚印——不是真的脚印，是想象中他走过的痕迹。这条路我们走了七天了。从第一天撞翻咖啡，到今天在湖边看天鹅。七天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七天足够一场雨从开始到结束，足够一棵树落下所有的叶子，足够一个人从陌生人变成——

变成什么？

还是没有名字。但他会来找我。在不知道我在哪个图书馆的情况下，他会来找我。这句话没有逻辑，不符合任何一条理性的原则。但我相信他。

回到家，我把桔梗又换了一次水。花瓣比早上张得更开了，几乎完全舒展开来，像在完成某种缓慢的、无声的动作。果酱罐子里的水很清，根须浸在里面，白白的，细细的，像一些很小很小的、在生长的手指。

我坐在桌前，拿出从旧书店那本诗集里掉出来的那张纸——上次买的时候，夹在扉页和正文之间的那张空白纸，很薄，微微泛黄，边缘有一点毛糙。

我拿起铅笔。

先是一条线。一条很长的、向远处延伸的线——巷子。然后在巷子的尽头，画了一个很小的人。不是正面，是背影。一个人走在巷子里，外套、头发、走路的姿态。路灯在头顶，光落下来，在身后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没有脸。

我不知道他的脸在背影里应该是什么表情。所以我没画。我只画了他的背影，他的头发，他的外套，他走路的样子。

画很小。比信用卡大不了多少。

在画的右下角，我用铅笔写了一行很小很小的字：

There's so much I can't say.

我静静的和它对视了很久，然后把画夹进那本绿色封面的诗集里，合上书，放在灰色的围巾旁边。

围巾还是那条围巾。书还是那本书。画在书里，看不见，但它在那里。

就像一些话，说不出来，但它在那里。

手机震了一下。

“今天很开心。谢谢你的公园和天鹅。”

我笑了一下，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发了：

“明天见。在图书馆。”

他回：“好。我会找到你的。”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关了灯。

窗外没有雨。伦敦难得安静地呼吸着，像一个终于入睡的人。

我闭上眼睛，想起他说的话：“我会找到你的。”

不是“我试试”，不是“我尽量”，是“我会”。

他总说“会”，真神奇。我会相信，真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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