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ime for you and time for me,
And time yet for a hundred indecisions,
And for a hundred visions and revisions,
——T.S. Eliot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在一间很大的图书馆里,书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看不到顶。光线是琥珀色的,从某个看不见的窗户照进来,照在书脊上,烫金的字在光里闪了一下。我在书架之间走,走了很久,找不到出口,也找不到我要找的那本书。然后我听到脚步声,从走廊的另一头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转过身——
醒了。
手机在枕头旁边震动。屏幕亮起来,一条消息,凌晨两点十七分。
“睡不着。”
是他。
我拿起手机,眯着眼睛看那三个字。窗外的天是黑的,伦敦在凌晨两点是真正的安静,连那些深夜还在街上走的人都已经回家了。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回了一个字:
“我也是。”
发完之后我有点后悔。“我也是”太普通了,太敷衍了,像是没话找话。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凌晨两点十七分,刚从梦里醒来,脑子里全是图书馆和琥珀色的光和那个没看到的脸。
手机又震了。
“在做什么?”
“刚醒。做了个梦。”
“什么梦?”
我想了想,打字:“我在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找不到出口。”
“我在你的梦里吗?”
我愣了一下,打了“在”,又删掉了。打了“不在”,又删掉了。最后我写:“我不知道。没来得及看到是谁。”
他说:“下次记得看清楚。”
我盯着“下次”这个词。好像梦是可以控制的,好像他相信我会再做同一个梦,好像他相信在梦里他会出现。这个人说话的方式,总是把不确定的事情说得像真的一样。
“你为什么睡不着?”我问。
“在想事情。”
“什么事?”
“很多。”
他没有说是什么事。我也没有追问。凌晨两点多的对话不需要有内容,只需要有声音——或者文字,或者任何证明另一个人还醒着、还存在的痕迹。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地发着消息,说一些不重要的话,像两个在黑暗中互相投掷小石子的人,只是为了确认对面还有人。
最后他说:“睡吧。明天见。”
我说:“明天见。”
但关了手机之后,我很久都没有睡着。我盯着天花板,想起梦里的那个图书馆。琥珀色的光,看不到顶的书架,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梦里我不知道是谁在走过来,但醒来之后,我希望是他。
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但凌晨两点多,理性是不上班的。
第二天是个周六。
伦敦的周六和别处不一样。别处的周六是睡到中午、吃顿好的、逛街看电影,但伦敦的周六是——市场。博罗市场、哥伦比亚路花市、波特贝罗路市集,这些地方从早上就开始拥挤,人群像潮水一样从地铁站涌出来,散落到每一条巷子里。
他发消息说:“今天不去河边。”
“去哪?”
“你到了就知道。”
我站在巷口等他。不是我们平时见面的那条巷子,是另一条,更窄,更短,两边的墙上爬满了枯掉的藤蔓植物,像一幅被遗忘的画。阳光刚刚好,薄薄的,像戴着一层朦胧的纱,落在墙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他从巷子的另一头走过来,穿了一件黑色的长款大衣,围巾换了一条深红色的。他走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头发剪了一点,比前几天短了一些,露出有点发粉的耳朵。
“你剪头发了,”我说。
他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嗯,昨天剪的。看出来了?”
“嗯。”
“好不好看?”
我歪了一下头,冲他咧嘴一笑,没有回答。
“走吧,”他没有追问。
他带我穿过几条街,拐了几个弯,然后我闻到了花的味道,像是新鲜的、还带着泥土气的、从某个很远的地方运来的花。气味在冷空气里变得很薄,像一层透明的膜,贴在你的皮肤上。
哥伦比亚路花市。
我知道这个地方,但从来没来过。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没有理由。一个人来花市很奇怪——你会站在成片的郁金香和玫瑰中间,不知道买给谁,也不知道买来放在哪里。
但他带我来了。
整条街都是花。摊位从街头摆到街尾,一摊接一摊,像一条彩色的河。红的、黄的、白的、紫的、粉的,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全部挤在一起,在冬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不真实。空气里弥漫着花粉和泥土和露水的味道,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浓烈的、让人想深呼吸的气味。
人群很拥挤。他走在我前面,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确认我没有被挤散。他的大衣在人群里很显眼,黑色的,长长的,像一面移动的旗帜。我盯着那面旗帜走,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偶尔踩到别人的脚,偶尔被别人踩到。
路过一个卖洋桔梗的摊位时,他停下来。
他低头看那些花。纯白的桔梗,花瓣的边缘泛着一点黄色,像被火烧过的纸。他看得很认真,目光从这一朵移到那一朵,停留又移开。
“你喜欢花?”我问。
“小时候喜欢。”
“小时候?”
“妈妈在家里养花。我帮她浇水。”他顿了顿,“后来没时间了。花需要每天浇水,我没办法每天在家。”
他伸出手,碰了一下一朵桔梗的花瓣。
“买一束吧,”我说。
“买给谁?”
“买给自己。花不需要别人才能开。”
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然后他对摊主说了一束,白色的。摊主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用报纸把花包起来,扎了一根麻绳,递给他。他付了钱,接过花,转身递给我。
“给你,”他说。
“不是买给自己的吗?”
“伦敦是你的城市。花应该留给这里的人。”
我接过那束洋桔梗。报纸是灰色的,麻绳是土黄色的,花是白色的,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我们继续走。花束在我的手里晃来晃去,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姿态。我低头看着它们,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昨天晚上在想什么?”我问。
“什么?”
“你说你睡不着,在想很多事情。”
他沉默了一会儿。
“在想,我来伦敦是为了工作。但每天见你,好像和工作没关系。”
“所以呢?”
“所以我在想,我到底为什么来伦敦。”
“想出来了吗?”
他没有回答。我们走到花市的尽头,人群变得稀疏,空气里的花味变淡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味道——咖啡。这条街的转角有一家很小的咖啡店,深绿色的门面,门口摆着两张铁椅子和一张小圆桌。
“喝咖啡吗?”他问。
“热巧克力。”
“当然。”
他的眼睛弯成两道弧线,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笑容照得很亮。
我想,这就是一个人笑起来很好看的真正意思。不是“好看”这个形容词能概括的。是一种让你也想笑的、传染性的、不讲道理的东西。
我们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来。他进去买咖啡,我坐在外面,把桔梗放在圆桌上。报纸被花茎根部的水洇湿了一小块,灰色的纸变成了深灰色。
他端着两个杯子出来,一个美式,一个热巧克力。他把热巧克力放在我面前,杯盖上没有笑脸。
“今天没画,”他说,像是看出了我在找什么。
“为什么?”
“因为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昨天那个太丑了。”
“我喜欢那个。”
他看了我一眼,把杯子拿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杯盖上画了一个。画完之后他看了一眼,皱了皱眉,递给我。
这次的笑脸比昨天好一点。眼睛一样大了,嘴巴弯得对称了一些。但有一个新的问题——脸是歪的,整个往右偏,像是要从杯盖上滑下去。
“还是很丑,”他说。
“我说了我喜欢。”
“你喜欢丑的东西?”
“我喜欢你画的。”
话说出口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句话有歧义。或者没有歧义,就是字面的意思,但字面的意思已经太多了。他看着我,没有说话。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睫毛照出一层淡淡的金色。
他端起美式,喝了一口,看向街道的尽头。花市还在继续,人群还在流动,有人在买花,有人在卖花,有人在拍照,有人在笑。这个世界在正常地运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这个周六的下午,在伦敦的一条花市街上,两个人在交换一个杯盖上有歪脸的热巧克力。
“你刚才问我,想出来了吗,”他忽然说。
“什么?”
“我为什么来伦敦。”
“想出来了?”
“嗯。”
他转过头来看我。阳光在他眼睛里变成两个很小的、金色的光点。
“因为这里有一个我想每天见到的人。”
心跳。不是那种“怦然心动”的、浪漫的、小说里写的那种心跳。是那种真实的、生理性的、胸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的心跳。它不浪漫,它有点疼。
“你确定?”我问。
“确定什么?”
“确定你想每天见到我。”
他想了想。
“不完全是‘每天’。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在伦敦。但‘每次来伦敦都想见到你’——这个我确定。”
我说不出话。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太多的话堵在喉咙里,谁都不肯先出来。我拿起热巧克力喝了一口,烫的,舌尖被烫了一下,但疼痛让我觉得自己是真实的,此刻是真实的,他说的话是真实的。
“你呢?”他问。
“什么?”
“你想每天见到我吗?”
“我住在伦敦。你又不在这里。”
“那你想吗?”
我低下头,看着杯盖上那个歪掉的笑脸。它确实很丑。但它是他画的。
“想,”我说。
我的声音小声到几乎被街上的嘈杂盖过。但他应该听到了,因为他没有追问。他伸出手,把落在我肩膀上的一片枯叶拿掉。动作很轻,像在拂去一件旧物上的灰尘。
我们坐了一会儿,喝完各自的饮料。花市开始收摊了,摊主们把没卖完的花装进箱子里,把桌子折叠起来,把遮阳棚收回去。整条街从热闹慢慢变得安静,像一个舞台在演出结束后被一点点清空。
“走吧,”他说。
“这次去哪?”
“想不想去一个地方?”
他带我离开花市,往北走。街道变窄了,房子变旧了,墙上的涂鸦变多了。伦敦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你走了几百米,就从旅游手册上的伦敦走进了另一个伦敦。这个伦敦不漂亮,不整齐,有垃圾,有涂鸦,有生锈的铁栏杆和碎了的玻璃窗。但它真实。
他停在一栋楼前。不是特别高的楼,大概五六层,外墙是暗红色的砖,窗户有的亮着灯,有的黑着。他按了门铃,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一个男人开的门。四十多岁,头发有点乱,穿着一件旧毛衣,手里拿着一个扳手。
“吴,”那个男人说,用的是英语,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
“嘿,米斯特,”他说,“可以上来吗?”
“当然。暖气还是坏的,你自己拿毯子。”
我们上楼。楼梯很窄,很陡,木质的,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声音。墙壁上贴着剥落的墙纸,图案是暗红色的玫瑰,已经褪色了,变成一种暧昧的褐色。楼梯间的灯泡是昏黄的,光线很弱,我们走得小心翼翼的,怕踩空。
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走到第三层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我。
“还好吗?”
“这是哪里?”
“我朋友的地方。他在楼上有一个房间,可以看到整个伦敦。”
我们继续爬。五楼,顶楼。他推开一扇木门,走进去。
是一个很小的阁楼。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没有书,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个杯子,一叠旧报纸,一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一艘船。窗户很大,几乎占了整面墙。窗帘是拉开的,外面的光涌进来,把整个房间填满。
我走到窗前。
伦敦在脚下铺展开来。密密麻麻的屋顶,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高低错落,像一片凝固的海。远处有烟囱在冒烟,白色的,很细,被风吹散了。更远处是金融区的高楼,玻璃幕墙在夕阳里变成金色的镜子。
“你朋友是做什么的?”我问。
“摄影师。他到处跑,三个月在伦敦,三个月不在。”他顿了顿,“他让我想待的时候就来。”
“他知道你带人来吗?”
“不知道。”
“他不会介意?”
“他会好奇。但他不会问。”
我转过头看他。他站在窗边,逆光,脸在阴影里,但轮廓被阳光勾出一条金色的线。他的头发边缘是亮的,肩膀上是亮的,手指上是亮的。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我问。
“因为我想让你看到我看到的伦敦。”
“你看到的伦敦是什么样的?”
“从高处看。不是从河边,不是从街上,是从上面。这样看的时候,伦敦没有名字。那些房子没有名字,那些街道没有名字,那些人也没有名字。它只是一座城市,和别的城市一样。我在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
“但你选择来这里。”
“是的,”他说,“我选择来这里。”
夕阳在窗外的屋顶上慢慢移动。光线从金色变成橘色,从橘色变成玫瑰色,从玫瑰色变成紫色。房间里的影子在变化,从长变短,从短变长,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没有形状的东西。
我们坐在窗台上,面对着整个伦敦。花束放在窗台上,白色的桔梗在夕阳里变成了橘红色,像另一种花。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
“下周三。”
还有四天。
“你回来的时候,”我说,“伦敦可能变了一个样子。”
“伦敦不会变。是你看伦敦的方式会变。”
我看着他。他的侧脸在夕阳里很好看——我知道我不能再写“侧脸”了,我已经花痴过很多次了。所以我看着他的正脸。正脸也很好看。他的额头,他的眉毛,他的鼻梁,他的嘴唇,他的下巴。每一个部分单独看都很普通,但它们长在同一张脸上,就变成了不普通的东西。
“你在看什么?”他问,没有转头。
“看你。”
他转过头来。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他没有躲开,我也没有。
“看够了吗?”他问。
“没有。”
他的笑容很轻,很淡,像水面上的一个涟漪。
夕阳落下去之后,天很快就黑了。阁楼里没有开灯,我们从窗户看到外面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先是一两盏,然后是十几盏,然后是几百盏,最后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灯的海洋。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做着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吃饭,在聊天,在看电视,在吵架,在睡觉,在做梦。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除了他,也许。
他坐在我旁边。我们的肩膀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他的手放在窗台上,离我的手很近。我没有动,他也没有。我们就这样坐着,看着窗外的灯光,听着楼下偶尔传来的车声和远处模糊的、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音乐。
“你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如果我没有走那条路,现在会在哪里。”
“在图书馆。”
“也许。”
“对着论文发呆。”
“也许。”
“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我笑了。“你学我说话。”
“我没有。我只是记得你说过什么。”
我的心又跳了一下。
“你的论文,”他说,“写的是什么?”
“关于自我。关于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是自己。”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你?”
“这是一个好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那你有方向吗?”
我想了想。“也许自我不是一个被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你不是找到了自己,你是成为了自己。每一天,每一个选择,每一个‘是’和‘不是’,都在塑造你。所以你不问‘我是谁’,你问‘我想成为谁’。”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灯光在他的眼睛里闪烁,像许多颗小小的星星。
“我想成为,”他慢慢说,“一个可以在伦敦的雨里不打伞的人。”
“就这样?”
“就这样。”
“不用成为更好的舞者?不用成为更好的偶像?不用成为更红的明星?”
他摇了摇头。
“那些是别人想让我成为的。这个是我自己想成为的。”
房间里很暗。唯一的光线来自窗外,来自那片灯的海洋。光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五官照得柔和,像一幅被时间磨去了棱角的浮雕。
“你会成为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已经比大多数人强了。”
他看着我。目光停留了很久。久到我开始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烫。
然后他伸出手,拿起窗台上那束桔梗,放在我膝盖上。
“拿着,”他说。
“你已经给我了。”
“再给你一次。”
我低头看着膝盖上的花。白色的,在夜色里几乎看不出准确的轮廓,但我能确切感受到它们还在那里,沉甸甸的。
手机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皱了皱眉。
“该走了,”他说,“米斯特要锁门了。”
我们下楼。楼梯在脚下发出吱呀的声音,墙壁上的玫瑰墙纸在昏暗的灯光下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影子。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走到第二层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我差点撞上他的背。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
他继续走。但在他停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手向后伸了一下,很短,不到一秒,像在找什么东西,或者找某个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错觉。
楼下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街道很安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在我的左边,我们的影子走在我们的前面,两个黑色的、长长的、纠缠在一起的形状。
“明天,”他说。
“明天。”
“周日。你想去哪里?”
“你决定。”
“那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好。”
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分开。他要往左,我要往右。他站在路口,看着我。我看着他。谁都没有先走。
“你先走,”他说。
“你先。”
“你先。”
“你先。”
他笑了。然后他转身,往左走了。走了三步,他回过头来,看到我还站在原地。他挥了挥手,像在说“走吧”。我挥了挥手,像在说“你先走”。
他继续走了。这一次他没有回头。
我站在原地,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条街的尽头。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流淌在灰色的地面上。
回到家,我把桔梗插在一个玻璃瓶里。公寓里没有花瓶,我用的是一个空的果酱罐子,把标签撕掉,装上水,把花放进去。白色的桔梗在玻璃罐子里显得很精神,像是本来就应该长在那里。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束花。花不会说话,不会发消息,不会在凌晨两点十七分问我“在做什么”。但它们在这里,在我的桌子上,在我的生活里,像一个小小的、不会消失的证据。
手机震了一下。
“到了。”
我回了一个字:“好。”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今天开心吗?”
我想了想,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我发了:
“开心。谢谢你带我看你看到的伦敦。”
他回了:“下次带你看别的。”
“下次”这个词又出现了。他总是在说“下次”,好像他已经默认了会有很多个“下次”,好像时间是一件很够用的东西,好像他不会在下周三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