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rain to the wind said,
“You push and I'll pelt.”
They so smote the garden bed
That the flowers actually knelt,
——Robert Frost
第二天,我迟到了。
我不是故意的。出地铁站的时候,遇到一个街头艺人在拉大提琴。他拉得不算好,有几个音偏了,弓压得太重,但他在那个姿势里完全把自己交了出去——眼睛闭着,身体前倾,像在和什么东西搏斗,又像在被什么东西拥抱。我站在那里,直到他把那段反复了三遍。
到巷口的时候,他已经在了。
他今天穿了件黑色的长外套,围巾换了一条,灰色的,随意搭着。头发比昨天更乱了一点。巷子里的灯光落在他身上,把他整个人镀上一层暖黄色的光。他低头看手机,侧脸安静得像一幅画。
我没出声,站在原地看了他几秒。
然后他抬头了。
像是感应到什么似的,他看过来,视线找到我,然后嘴角弯了一下。

you're late.
“你迟到了,”他说。
“路上听了会儿琴。”

What instrument?
“什么琴?”
“大提琴。巴赫。”

Bach is suitable for rainy days.
他想了想:“巴赫适合下雨天。”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么觉得,还是在随口附和。但这句话本身是对的。巴赫和雨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持续的,稳定的,像某种不会停止的运动。听巴赫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在走,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也许哪里都不去,只是在原地打转,但那种打转是美的。
“走吧,”他说,把手机收进口袋,没有告诉我去哪。
我跟上去。
我们走过巷子,走过一座小桥,沿着河岸一直走。泰晤士河在夜里是黑色的,不是混乱的黑,是沉默的黑。河面上有灯光的倒影,被风吹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又聚拢,又碎开。河岸两侧的路灯在雾气里晕开一圈一圈的光环,像许多只半闭的眼睛,懒洋洋地看着这座城市的夜。
我们之间隔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刚好够两个人并排走,又不至于碰到肩膀。
“你为什么来伦敦?”我问。

"Work, shooting something. Also want to be alone for a while."
“工作。拍东西。”他顿了顿,“也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在首尔不能一个人待着吗?”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种“你故意的吧”的意思。

"It's different. In Seoul, everyone knows you. If you're alone, people will think you're strange."
“不一样。在首尔,所有人都认识你。你一个人待着,别人觉得你很奇怪。”
“在这里就不奇怪吗?”

"Nobody knows who I am here, so it's okay if I'm strange."
“在这里没人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奇怪也没关系。”

"so……What about you? Why did you come to London?"
“你呢?”他问,“你为什么来伦敦?”
我犹豫了一下。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不是因为它重要,而是因为它听起来太像借口。
“毕业时对未来很迷茫,因为一部喜欢的电影是在伦敦拍摄,当时看机票又很便宜,便来读博了。”

just this?
“就这样?”
“就这样。”

"Good reason."
他点了点头,说:“好理由。”
我们走进一家很小的咖啡店。他说他来过几次,老板认识他,但不会多问。店里的灯光是暖黄色的,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画的是伦敦的街景——红色电话亭、黑色出租车、国会大厦的尖顶。角落里坐着一个看书的老人,整个空间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他点了一杯美式。我点了一杯热巧克力。
他看着我。

"A PhD in philosophy drinks hot chocolate?"
“哲学博士喝热巧克力?”
“哲学博士也是人。”
他又笑了。这次比刚才大了一点,眼睛弯起来的弧度让人觉得温暖。

"What are you researching?"
“你在研究什么?”他问。
“主体性。”

"...What's that?"
“那是什么?”
我想了想,要怎么跟他解释主体性。
“就是——你是谁,不是你被别人看到的样子,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你的视角。你决定什么是重要的那个能力。”
他认真地听,然后问了一个让我措手不及的问题。

"Then can you decide what's important?"
“那你能决定什么重要?”
“……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

"When can't you?"
“什么时候不能?”
“比如现在。”
他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我喝了口热巧克力。
“比如现在,你问我问题,我就回答。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些问题真的重要,还是因为问问题的人是你。”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太直白了。我跟他认识不到四十八小时,说了不到五十句话。
但他没有躲开。也没有用那种“噢有意思”的客套表情敷衍我,他只是看着我,安静地,像在看一个需要时间才能读完的句子。

"I think... that's a good question. The kind that's worth thinking about for a long time."
“我觉得,”他慢慢说,“这是个好问题。值得想很久的那种。”
咖啡店里很安静。磨豆机的声音从吧台后面传来,低沉的,持续的。角落里的老人翻了一页书,纸的声音清脆得像秋天。
“你跳舞的时候,”我忽然问,“你在想什么?”
他抬起头。

"Why would you ask that?"
“为什么会问这个?”
“好奇。你看起来像是在另一个地方。”
他沉默了很久。

"When I dance, I don't think about anything. My mind is empty, my body is moving, the music is playing, but I'm not there."
“跳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他终于说,“脑子是空的。身体在动,音乐在响,但‘我’不在那里。”
“那你在哪里?”

"Nowhere at all — that's the best moment."
“哪儿都不在。那就是最好的时候。”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是怀念,又像是遗憾。一个人要多么努力,才能到达那种“哪儿都不在”的状态。又要多么幸运,才能偶尔抵达。大多数时候,我们被困在自己的身体里,被困在自己的念头里,被困在“我”这个狭小的牢笼里,出不去。
他说“我”不在那里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自由的。
我想起禅宗里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执著于任何地方,心才能生起来。也许跳舞就是他的“无所住”。也许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从“我”里面逃出去一小会儿。
从咖啡店出来的时候,雨停了。空气是湿的,凉的,带着一种洗干净了的味道。伦敦偶尔会给你这样的夜晚,像是这座城市终于觉得抱歉了,所以给了你一点温柔。
我们在巷口站了一会儿。

"Will you come again tomorrow?"
“你明天还来吗?”他问。
“你明天还在吗?”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但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
然后他伸出手。
不是要握手,不是要拥抱。他只是伸出手,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指尖。很短的,不到一秒的接触。像蝴蝶落在花上,又飞走了。

goodnight.
“晚安,”他说。
“晚安。”
他转身走了。这一次我没有站在原地看他走远,而是同时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
走了十几步,我停下来,回头看。
他也停下来了。
隔着一整条街的距离,我们同时回头,又同时看到了对方回头。
他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然后我们继续走各自的路。
这件事没有意义。两个人在伦敦的夜里同时回头,不代表任何东西。不是命中注定,不是缘分使然,只是两个人都恰好做了同一件多余的事。
但有时候,正是那些多余的事,让活着值得。
回到家,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
光标闪了闪。
我想起他说的:“哪儿都不在。那就是最好的时候。”
我想,也许哲学和跳舞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想从“我”里面逃出去。哲学是通过思考逃出去,跳舞是通过身体逃出去。但逃出去之后呢?你到了哪里?你到了“哪儿都不在”的地方。一个没有坐标的地方,一个不属于任何地图的地方。
那个地方,也许就是自由。
我关了灯,躺在床上。City of Stars的旋律又浮上来。不是电影版,是他耳机里的那个版本。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细节了——音符是一样的,节奏是一样的,但因为是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从那个人手里接过来的,它就变成了只属于那个瞬间的东西。
德里达说,意义不是固定的,是在每一次重复中重新生成的。
也许明天,如果我再见到他,那首歌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许不会。
但我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