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深秋。
皖南的青阳县刚刚落过一场薄霜,田埂上的草尖白了一层,踩上去窸窸窣窣地响。太阳还没有出来,雾气贴着地面流动,像一层灰白色的纱。远处的山影影绰绰,近处的村庄还在沉睡,偶尔传来一声鸡鸣,拖着长长的尾音,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
沈念娣蹲在灶房后面的水井边,用冻得发红的手指搓着洗衣板上的衣服。井水冰得刺骨,她的指关节已经肿了起来,像几颗发青的莲子。她没有戴手套——不是不想戴,是没有。家里唯一的一副橡胶手套是继母林桂兰的,锁在柜子里,钥匙挂在林桂兰的腰带上,谁都拿不到。
她今年十八岁,瘦得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子。头发用一根旧布条扎成辫子,辫梢分叉,毛茸茸的,像一支用秃了的毛笔。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是继母的女儿沈招娣穿旧了给她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棉袄太大了,套在她身上空空荡荡的,像一口袋挂在衣架上。
“念娣!洗完了没有?磨磨蹭蹭的,你爹要出门了,还不快去烧水!”
林桂兰的声音从堂屋里传出来,尖利得像一把剪刀,刺破了清晨的寂静。沈念娣没有应声,加快了搓洗的速度。洗衣板上的棱角磨着她的指腹,皮肤已经破了,渗出一丝血丝,混在肥皂水里,淡得像稀释了的红墨水。
她把洗好的衣服拧干,放进竹篮里,拎着篮子走到灶房。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她蹲下来,拿松毛引火,用吹火筒吹了几下,火星溅出来,烫在她的手背上,她缩了一下,没有吭声。
水烧开了,她舀了一壶开水,端到堂屋。堂屋里,父亲沈德茂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放着一碗稀粥和一碟咸菜。他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正在看一份报纸。他是青阳县供销社的副主任,在镇上算个体面人,走路的时候脊背挺得很直,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像一面铜锣。
“爹,水来了。”沈念娣把水壶放在桌上,退后一步。
沈德茂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目光从她的脸上滑过去,像滑过一件无关紧要的家具。他“嗯”了一声,继续看报纸。
沈念娣站在旁边,等着他有没有别的吩咐。她没有坐下——堂屋的饭桌上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在灶房里,蹲在灶台边,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就着咸菜喝粥。这是从她记事起就定下的规矩。不是谁定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像田里的水往低处流,没有人问为什么。
沈德茂喝完粥,放下碗,站起来,拿上公文包,走出堂屋。经过沈念娣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好像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径直走了。
沈念娣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口,然后低头收拾桌上的碗筷。
“念娣,今天你去镇上一趟,给你姐寄点东西。”林桂兰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袱,扔在桌上。包袱鼓鼓囊囊的,大概是给沈招娣寄的衣服和吃食。沈招娣今年二十一岁,嫁到了县城,丈夫是县粮食局的一个科员,日子过得滋润。林桂兰隔三差五就给她寄东西,有时候是腊肉,有时候是鸡蛋,有时候是沈念娣纳的鞋底。
“邮费从你下个月的零花钱里扣。”林桂兰补了一句。
沈念娣没有零花钱。她从来没有过零花钱。她在供销社做临时工,一个月挣八块钱,全部上交。林桂兰说这是“伙食费”,虽然沈念娣在家吃的每一顿饭都是剩菜剩饭,有时候连剩菜都没有,只有一碗稀粥配半块腐乳。
“知道了。”沈念娣把包袱接过来,转身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