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那天,天还没亮,林砚就被一阵磨刀声吵醒了。不是厨房里那种霍霍的、急促的磨刀声,是一种很慢的、很有耐心的、像是在做一件不必着急的事的声音——刀在磨石上一下一下地推,推出去,拉回来,推出去,拉回来,不急不躁,像是在和一块石头聊天。她睁开眼,屋里暗,窗户纸上灰濛濛的,天还没亮透。灶台上的火生着,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李莲花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正在磨。他的动作很慢,每磨几下就停下来,用手指试了试刀刃,又继续磨。他把镰刀磨好了,放在一边,又拿起一把,继续磨。他把所有的镰刀都磨了一遍——三把,一把割菜的,一把割草的,一把砍柴的。磨完了,他把镰刀靠墙放好,端起药碗,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了,他把空碗放下,从袖子里掏出那块布,擦了擦嘴角。布上的暗红色痕迹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他把布攥在手心里,没有展开看。
方多病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他今天穿了一件单衣,袖子卷到小臂,手里提着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捆粉条,红薯粉的,细细的,透明的,用麻绳扎着。他把粉条放在灶台上,走到桌边,看了看那三把磨好的镰刀。
“先生,今天学什么字?”
“今天不学字。今天收麦。”
方多病愣了一下。“收麦?”
“嗯。芒种收麦。陈嫂子家的麦子熟了,我们去帮忙。”
方多病看了看李莲花的脸,又看了看他的腿。李莲花穿着那双王石头寄来的布鞋,鞋底很薄,踩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他的脚踝还是肿的,布鞋的鞋口勒出一道浅浅的印子。方多病没有说“您别去了”,他从墙上拿下一把镰刀,在手里掂了掂。“好。我去。”
李莲花摇了摇头。“我去。在门口看着。”
那天上午,李莲花坐在门口,看着方多病和陈嫂子、沈师傅一起割麦。麦地在村子东边,不大,金黄金黄的,稻穗垂着头,沉甸甸的,像是在向大地鞠躬。沈师傅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正在割麦,动作很快,很利索,一刀一把,一刀一把,割下来的麦子整整齐齐地码在身后。陈嫂子跟在后面,把麦子捆成捆,一捆一捆的,立在地里,像一个个小小的帐篷。方多病跟在沈师傅旁边割,动作很快,很准,一刀一把,不落穗,不伤根。他的动作已经和沈师傅一样了——弯腰,挥镰,拢麦,放倒,一气呵成,像是种了很多年庄稼的老把式。阳光照在他身上,汗水从额头淌下来,滴在土里。他没有擦。
李莲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腿上盖着那床薄被,看着他们割麦。看了一会儿,他闭上眼睛。阳光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但太阳已经偏南了,照在身上没有什么热力,只是亮。他闭着眼睛,听镰刀割断麦秆的沙沙声,听麦子倒下来的沙沙声,听远处村子里的狗叫声。那些声音忽远忽近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又像是从很近的地方传过去。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发紫。
方多病割完了麦,把镰刀放下,走到李莲花面前。“先生,麦子割完了。”
“嗯。看见了。”
“沈师傅说,今年的麦子好。”
“嗯。雨水好,阳光好,麦子就好。”
方多病蹲下来,和李莲花平视。“先生,中午吃新麦面条。”
“好。新麦面条。”
那天下午,阿福学新字。他写的是“芒种”两个字。“芒”字写得太散了,上面草字头写得太宽,下面亡字写得太小,像是帽子太大,头太小。“种”字他已经会了,左边禾右边中,庄稼种在田中间。他写了一遍,不行,又写了一遍,还是不行。他抬起头,看着李莲花。李莲花闭着眼睛。
“先生,这个字太难了。”
“手伸过来。”
阿福把手伸过去。李莲花握住他的手,带着他写了一遍。草字头窄一些,亡字大一些,芒就站住了。阿福自己又写了一遍,草字头还是宽,但比刚才窄了一些,亡字还是小,但比刚才大了一些。
“对了。”李莲花说,声音很轻,“记住这个。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该收了,有芒的稻子该种了。忙忙碌碌的,但心里踏实。”
阿福点了点头,把那几笔描了好几遍,描得麦子熟了,稻子种了,忙忙碌碌的,但心里踏实。
那天傍晚,邮差来了。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铃叮当叮当地响,停在篱笆门外,从挎包里掏出一封信。信封是白色的,干干净净的,上面写着“李莲花先生亲启”几个字,字迹端端正正的,一笔一划都很清楚——周虎的字。
方多病接过信封,走到屋里,放在桌上。“先生,海边的信。”
李莲花睁开眼睛,看了看那封信。他没有伸手去拿。“你念吧。”
方多病拿起信封,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白色的,薄薄的,光光滑滑的,叠得整整齐齐的。他展开信纸,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先生,您寄回来的信收到了。王石头收到信那天,把麦子收了。他说今年的麦子好,磨了面,给先生留着。李家小子从县里回来了,他说路通了就去看您。张家丫头的弟弟考了全县第一名,县里给他发了奖状,他说明年还要考第一名。周大娘说,先生的那间屋子她每个星期都去打扫,被子也拿出来晒,等先生回来住。先生说江南芒种了,我们这里麦子也收了,稻子也种了。先生说芒种了,忙忙碌碌的,但心里踏实。我们这里也是。等先生回来,我们一起吃新麦。先生,我们都很想您。周虎。”
方多病念完了,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放在桌上。李莲花闭着眼睛,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方多病没有走。他做了新麦面条——手擀的,宽宽的,厚厚的,煮好了捞出来,浇上鸡蛋臊子,撒上葱花。他端了一碗,放在李莲花面前。李莲花看了看那碗面,拿起筷子,夹了一根,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又夹了一根,嚼了嚼,咽下去。他吃了五六根,把筷子放下了。
“先生,再吃点。”方多病说。
“饱了。”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方多病把那碗面吃了,把碗收了,洗了,放在灶台上。他站在灶台前,看着那块新墨。墨用了一些,边角磨圆了,但还方方正正的,泛着青光。
“先生,新墨好用。”
“好用就好。”
方多病点了点头,把墨收回去。他走到门口,看着院子里的月亮。月亮圆了,银白色的光洒在院子里,洒在光秃秃的菊花枝上,洒在菜地上。丝瓜蔓、黄瓜蔓、豆角蔓在月光下变成了银绿色,缠在一起,挂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海边的丝瓜蔓也在,和江南的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只有那排菊花枝还是光秃秃的,银白色的,一根一根的,像银针。
“先生,菊花今年没发。”
“嗯。”
“明年会发吗?”
“会的。根还在土里。”
方多病站在门口,看着那排光秃秃的菊花枝,看了很久。“先生,我走了。明天再来。”
“明天来,带点豆腐。新麦吃完了,吃豆腐。”
“好。带豆腐。”
方多病走了。脚步声在夜色里变得很远,很轻,最后听不见了。李莲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腿上盖着那床薄被,看着院子里的那些枝干。他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动着,不是在敲,是在抖,从手指尖一直抖到手腕,他想控制住,但控制不住,手指蜷缩起来,又松开,蜷起来,又松开。
林砚从屋里走出来,在他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并排坐着,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李莲花的声音从夜色里传过来。
“林砚。”
“嗯?”
“今天芒种了。”
“嗯。芒种了。”
“麦子收了,稻子种了。”
“嗯。都忙了。”
“陈嫂子家的麦子,收了。”
“嗯。沈师傅割的,方多病也割了。”
“今年的麦子好。”李莲花说。
“嗯。雨水好,阳光好,麦子就好。”
他看着那些光秃秃的菊花枝,看了一会儿。“菊花没发。”
“今年没发。”
“明年会发吗?”
“会的。根还在土里。”
“嗯。根还在土里。”
“林砚。”
“嗯?”
“你说,海边的孩子们,今天量身高了吗?”
“量了。每个孩子都量。”
“他们长了吗?”
“长了。周虎长了五尺,王石头长了四尺九寸,李家小子长了五尺一寸,张家丫头长了四尺八寸。”
“都长了。”
“嗯。都长了。”
“一年比一年高。”
“嗯。一年比一年高。”
“一年比一年好。”
“嗯。一年比一年好。”
他松开她的手,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进去吧,不早了。”
“嗯。进去。”
她扶着他站起来。他晃了一下,扶住她的肩膀才站稳。他站了一会儿,等那阵晕眩过去,然后松开手,走回屋里。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短,像是怕踩到什么,又像是怕踩空。他在床板上躺下来,她帮他把被子盖好,把油灯吹灭了,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他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
“林砚。”
“嗯?”
“今天周虎的信里说,李家小子路通了就来看我。”
“嗯。来看先生。”
“路通了。”
“嗯。通了。”
“他快来了。”
“嗯。快了。”
沉默了一会儿。
“林砚。”
“嗯?”
“你说,他来了,还认识我吗?”
“认识。他什么都记得。”
“嗯。什么都记得。”
他的呼吸慢慢地变得均匀了。林砚在黑暗里睁开眼睛,听着他的呼吸声。她在想,芒种了。麦子收了,稻子种了。方多病明天会带豆腐来,新麦吃完了,吃豆腐。阿福会学新字,学“芒”字,学“种”字,学“收”字,学“忙”字。他会写很多遍,写到“收”字的左边是丿右边是攵,丿是手,攵是拿着,用手拿着,就是收。写到“忙”字的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亡,心死了,就是忙。忙了,心就死了。但忙完了,心就活了。不用教,看就知道了。海边的孩子们也在忙。收麦子,种稻子,等路通,等来看他。他们都等得到。他们每年都等得到。
窗外的月亮慢慢西沉,银白色的光洒在屋顶上,洒在院子里,洒在那排光秃秃的菊花枝上。菊花枝在月光下安静地站着,根还在土里,等着明年春天,等着发芽,等着再开花。也许明年,也许后年。总有一天会开的。它们等得到。它们每年都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