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沟这事儿

这些人凑在一起之后，小爷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时代的。

新春是二零二四年来的，李小璐是二零二零年，叶黄是二零一九年，祁夜祠小爷我没问他，但看他的做派，应该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白简白镰也是。元慧也是。只有小爷我，一九七八年来的。

一九七八年。您算算，跟二零二四年差了多少年？四十六年。将近半个世纪。

小爷我死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或者刚出生，还是个吃奶的娃娃。小爷我在道上砍人的时候，他们的爹妈可能还在上小学。

这事儿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小爷我八岁的时候，四清五反。十一岁的时候，文革开始。小爷我经历过的事儿，他们只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而他们经历过的事儿——手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短视频——小爷我听都没听过。

新春给小爷我看过一个东西，叫“手机”。巴掌大的一个方块，能发光，能出声音，能在上面看人跳舞、听人唱歌、跟人说话。小爷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玩意儿比小爷我的刀还厉害？”新春笑了，说：“功能不一样。”

功能不一样。行吧。

小爷我问她：“您们那会儿，还有人写信吗？”新春想了想，说：“不写了。发消息。就是——在手机上打字，对方马上就收到了。”小爷我说：“那您们那会儿，还见面吗？”新春说：“见啊。但在手机上也能见。有个东西叫视频通话，能看着对方的脸说话。”小爷我沉默了。小爷我想着：小爷我当年跟人约架，得先写信约时间地点，然后走十里路去赴约。您们倒好，直接在手机上约，约完了还能视频确认一下对方长什么样。这架还怎么打？一点悬念都没有。

但说正经的，代沟这事儿，不只是科技的问题。是经历的问题。小爷我经历过的那些年月——那些红色的标语、震天的口号、抄家、批斗、大字报、忠字舞——他们没经历过。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不知道“成分不好”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被抄家”是什么滋味，不知道“跟朋友绝交因为怕被牵连”是什么心情。

这些东西，小爷我不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但小爷我说了，他们能理解吗？新春可能会歪着头，用那双棕色的眼睛看着小爷我，然后问：“为什么？为什么成分不好就要被抄家？为什么朋友会绝交？为什么？”小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那些事儿没有“为什么”。它们就是发生了。就像这个世界的规则——您别问为什么，您只需要知道它在那儿，然后遵守它，或者被它惩罚。

但代沟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他们不知道小爷我当年干过的那些事儿，在现在这个时代算不算犯罪。在现在这个时代，小爷我干的那些事儿，估计够枪毙十回的。但在小爷我那会儿，那些事儿——不能说“合法”，但至少“没人管”。或者说，管不过来。那会儿乱，乱到杀人放火的事儿天天有，小爷我这点事儿，搁那会儿连报纸都上不了。

所以小爷我在他们面前，不用装好人。小爷我本来就不是好人。但他们也没把小爷我当坏人。叶黄说小爷我是“给她橘子的人”，新春说小爷我是“有趣的死人”，祁夜祠说小爷我是“嘴上没把门的但心里有数的人”。这些评价，小爷我听着都挺舒服的。不是因为夸了小爷我，是因为他们没把小爷我当怪物。

小爷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小爷我没死，活到了二零二四年，会是什么样？六十九岁的老头子，白头发的——不对，本来就是白头发——红眼珠子，腰上别着两把刀，走在大街上，会不会被人当神经病抓起来？小爷我觉得会。所以小爷我死在一九七八年，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小爷我带着我的刀，我的乌鸦，我的江湖，一起死在那个年代了。没有变成老头儿，没有被时代抛弃，没有在养老院里看着手机发呆。

小爷我就是齐淮洲。二十三岁。白发红瞳。两把刀。一只乌鸦。

永远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