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安元年春,沈昭羽站在翰林院的值房里,面前摊着三份奏折。
第一份是户部的:国库空虚,今岁税收预计不足往年的六成。第二份是兵部的:北狄陈兵边境,镇北侯沈砚之请求增拨军饷。第三份是工部的:黄河堤坝年久失修,去年赈灾时临时修补的河段,今春又现裂痕。
"帝师,"新任户部尚书周维庸跪地哭诉,"不是臣等不努力,是实在……实在无钱可用啊!"
沈昭羽放下朱笔,望向窗外。承安帝萧景凌正在院中练剑,少年天子已有了几分帝王威仪,但那柄剑——她送的梅花剑——仍是他从不离身的宝物。
"周尚书,"她收回目光,"大胤朝的税收,主要来自何处?"
"回帝师,七成来自田赋,两成来自盐铁,一成来自商税。"
"商税只有一成?"
"是……是祖制。太祖开国时,重农抑商,商税定得极低,以示'不与民争利'。"
沈昭羽笑了。不与民争利?这是典型的古代经济误区。商业不发达,国家财政永远捉襟见肘;农业单一化,抗风险能力极差。更致命的是,这种结构让士绅阶层通过土地兼并疯狂吸血,而国家却收不上税。
"周尚书,"她从案下取出一卷图纸,"这是臣绘制的'均田新法',请尚书过目。"
周维庸展开一看,顿时色变:"这……这是要重新丈量土地?"
"不是重新丈量,是重新分配,"沈昭羽说,"按人口分田,男子百亩,女子八十亩,未成年五十亩。士绅原有土地,超出部分由国家赎买,转为官田出租。租税五五分成,国家得五,佃农得五。"
"这……这与抢何异?士绅不会答应的!"
"所以要配合另一项改革,"沈昭羽又取出一卷,"这是'商税新法'。取消所有杂税,只征一道'流通税',货物每交易一次,征税百分之五。同时,开设'市舶司',鼓励海外贸易,商船出海,抽税三成,但由国家提供武装护卫。"
周维庸手在发抖:"帝师,这是……这是要动祖宗之法啊!"
"祖宗之法?"沈昭羽冷笑,"太祖开国时,天下人口五千万,耕地八亿亩。如今人口七千万,耕地却只剩六亿亩。那两亿亩去了何处?去了士绅的私田,去了寺庙的庄田,去了皇亲国戚的庄园。周尚书,这不是祖宗之法,这是亡国之法!"
她起身,走到窗前,声音放低:"周尚书,臣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国家财政七成来自工商,农业只占三成。但那里的农民,比大胤朝的富户还要富足。知道为何吗?"
"请帝师明示。"
"因为农业不再是唯一的出路,"沈昭羽说,"因为商业带来了分工,分工带来了效率,效率带来了财富。一个农民种粮,只能养活十人。但一个农民种棉,一个工人纺纱,一个商人贩卖,便能养活百人,还能让百人穿上衣裳。"
她转身,目光灼灼:"臣要在大胤朝,建一个'棉纺之乡'。三年为期,让那里的农民,收入翻三倍。周尚书,可愿与臣赌这一局?"
周维庸看着她,良久,伏地叩首:"臣……愿随帝师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