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陆归从平安旅社搬了出来。
不是搬去李念安家——他还没那么冒失。他在老巷子里租了一间房，离那棵栀子花树只有几步远。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家具旧旧的，墙皮有些脱落，但窗子朝南，能看见车站的钟楼。
李念安帮他收拾屋子。她擦桌子，他拖地。她铺床单，他钉钉子挂照片。忙活了一上午，累得满头汗，但谁都不嫌累。
“你就打算一直住这儿？”她问。
“嗯。这儿离车站近，离你也近。”
她笑了，把最后一张床单铺平。“那工作呢？找好了吗？”
“找好了。还是物流公司，搬运工。工资不高，够吃饭。”
“你就不能找个好点的工作？”
“什么算好点？”
“坐办公室的，不用那么累的。”
他想了想。“我不喜欢坐办公室。我喜欢在外面。搬东西也好，站岗也好，只要能动弹，就舒服。”
她看着他，没有再劝。她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从前世就是。一个会在战壕里给战友写家书的人，一个会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伤员的人，一个会在临死前攥着妻子的照片说“别告诉她”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坐办公室。
“那你就搬吧。累了就来我家吃饭。”
“好。”
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钟楼。钟楼的指针在慢慢走着，不紧不慢的。她想起昨晚在候车室里，他对她说的话——“我找了你很久。”她也找了他很久。从出生那天起，从闻到栀子花香那天起，从第一次梦见车站那天起。
“陆归。”
“嗯。”
“你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
他走过来，站在她身边，也看着窗外的钟楼。“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等得太久了。老天爷不会让我们再分开。”
她没有说话，只是靠在他肩膀上。他的肩膀很宽，很暖和，和梦里一模一样。
大年初三，吴奶奶来找他们。
吴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陆归的出租屋门口，敲了敲门。陆归打开门，看见老太太站在门口，吓了一跳。
“吴奶奶？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听说你搬过来了，还带了个姑娘。”
陆归侧身让她进屋。李念安正在厨房洗碗，听见声音，探出头来。
“吴奶奶好。”
吴奶奶看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笑了。“你就是念安？”
“嗯。您认识我？”
“认识。你小时候常来那棵树下玩，我记得。那时候你才这么高。”她比了比自己的腰，“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粉红裙子。站在树下，仰着头，跟树说话。”
李念安不好意思地笑了。“您还记得？”
“记得。忘不了。”吴奶奶在椅子上坐下，把拐杖靠在旁边，“你跟你奶奶一样。她也爱跟树说话。她跟树说的话，比跟人说的多。”
“吴奶奶，您认识李文瑶奶奶？”
“认识。邻居嘛，住了几十年。她那个人，话不多，但人好。每年春节都去车站等，等到走不动了，坐轮椅去。等到坐不了轮椅了，在床上等。等了一辈子。”
李念安放下手里的碗，走过来，坐在吴奶奶对面。“吴奶奶，您能跟我讲讲她的事吗？我想听。”
吴奶奶想了想，慢慢说起来。
“她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她男人走的时候，她穿红袄送他，在车站拍了一张照片。那照片，你见过吧？”
“见过。每年除夕都去看。”
“那照片，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念想。她把它挂在车站，每年春节去等。等啊等，等到头发白了，等到背驼了，等到腿瘸了。每年都去，每年都等。从来没有断过。”
“她等到了吗？”陆归问。
吴奶奶看着他，沉默了一下。“等到了。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护士说，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刘静，你来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钟在墙上走着，嘀嗒嘀嗒的。窗外的风吹着，把树枝吹得嘎嘎响。
李念安低下头，眼泪掉在手背上。
“吴奶奶，她葬在哪儿？”
“没有葬。她让把骨灰撒在那棵树底下。她说，让树根扎进去，让花开出来，她男人就闻到了。”
李念安抬起头，看着吴奶奶。“那棵树，就是她的墓碑？”
“嗯。就是她的墓碑。也是她的身体。她的骨灰，就在那棵树的根底下。她活了，树就活了。树活了，她就还在。”
大年初四，李念安和陆归一起去整理李文瑶的旧居。
吴奶奶把钥匙给了他们。钥匙很老了，铜的，发黑了，上面系着一根红绳，红绳都褪色了。李念安接过钥匙的时候，手在抖。
他们推开那扇木门，走进院子。栀子花树在冬天的风里站着，光秃秃的枝干戳在灰蒙蒙的天上。树下那把旧轮椅还在，轮椅上搭着那条灰色毛毯，毛毯上的破洞还在，歪歪扭扭的补丁还在。
李念安蹲下来，摸了摸那条毛毯。毛毯很旧了，硬邦邦的，但她觉得还有温度。像是有人刚刚坐过，刚刚站起来，刚刚走开。
“她坐在这儿，”她轻声说，“看着这棵树，等着他。”
陆归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
他们走进屋子。屋子不大，一间堂屋，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堂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柜子。墙上挂着一个老挂钟，不走了，指针停在某个时间。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有茶叶的痕迹，干了的，黑黑的。
卧室更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压着一样东西。李念安走过去，掀开枕头，下面是一条红围巾。褪了色的红，边角起了毛球，有一处脱了线。
她把红围巾拿起来，放在鼻子底下闻。没有味道了。但她觉得有。栀子花香。淡淡的，像是从很久很久以前飘来的。
“这是她的。”李念安说，“她每年春节围的。”
陆归走过来，接过围巾，看了看。“她还留着。”
“她什么都有。信，照片，花，围巾。她把她的一辈子，都留在这儿了。”
李念安打开衣柜。柜子里挂着几件衣服，碎花棉袄，灰色毛衣，黑色裤子。最里面，挂着一件红袄。红得发暗，洗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缝着歪歪扭扭的补丁。
她伸手摸了摸那件红袄。布料很薄，很软，像是风一吹就会碎。
李念安说，“她送他走的时候穿的。她等他的时候穿的。等了一辈子，穿了一辈子。”
她蹲下来，把手伸进衣柜最底层，摸到一样东西。一个铁盒子。和她小时候捡到的那个一模一样，只是更大一些。她把铁盒子拿出来，放在床上，打开。
里面是一沓信。纸张发黄了，边角脆得像蝉翼。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最上面一封，展开。字是钢笔写的，蓝色墨水，褪色了，有些字看不清。
“文瑶：见字如面。我在北边，一切都好。这边冷，比咱们那儿冷多了，夜里站岗的时候，星星特别亮，我想起你家后院那棵栀子花树……”
李念安念不下去了。她把信放下，眼泪滴在信纸上，洇开一小片。
陆归接过信，接着念。
“去年春节没回去成，对不住。今年春节，我一定回。你等我。”
他念完了，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
“这是刘静写的？”他问。
“嗯。1946年的信。他写了好几封，每一封都说‘今年春节一定回’。但他一次都没回来。”
“他回不来了。”
“嗯。他牺牲了。1948年。”
陆归看着那些信，看着那件红袄，看着那条红围巾。他想起自己在边防线上站岗的日子，想起那些冷，那些风，那些雪，那些星星。他想，刘静当年也是这样吧。在更冷的地方，在更远的地方，在随时可能死去的地方，看着星星，想着她。
“念安。”
“嗯。”
“我们替她把信读完吧。”
“好。”
他们在床沿上坐下，一封一封地读那些信。1946年的，1947年的，1948年的——1948年的信没有寄出，是战友代写的，告诉她“刘静同志失联，正在查找”。
最后一封信，是李福生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
“嫂子好：我是李福生，连长的通信兵。连长天天念叨你，说你好看，说你香，说你的花比人都香。俺没见过你，但俺想，你肯定是个好人。连长对俺们可好了，打仗的时候老护着俺们。嫂子你放心，俺们帮你看着连长，不让他受伤。等打完仗，俺跟连长一块儿回去看你。”
李念安把信放下，看着陆归。
“李福生，就是那个来看她、又不敢说实话的战友。他替刘静守了她一辈子。”
陆归沉默了很久。
“他们都是好人。”他说，“刘静是，李福生是，那些战友都是。”
“嗯。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把铁盒子放回原处，把红围巾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走出屋子，站在院子里。
栀子花树在风里站着，光秃秃的枝干戳在天上。李念安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老树桩。
“奶奶，”她轻声说，“我们把你的信读了。你等的人，他给你写的信，我们都读了。他没有忘记你。他到死都在想你。”
风吹过来，枯枝嘎嘎响。
“还有，奶奶，我等到他了。你等的人，我没等到，但我等到了我的人。他也是当兵的，也在北边站过岗，也看星星。他叫陆归。他很好。你放心吧。”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陆归走过来，揽住她的肩膀。
“走吧。”
“去哪儿？”
“回家。”
他们走出院子，锁上门，把钥匙还给吴奶奶。吴奶奶接过钥匙，看着他们，笑了。
“你们俩，像。”
“像谁？”
“像文瑶和刘静。年轻时候的他们。”
李念安和陆归对视了一眼。
“吴奶奶，我们会常来看树的。”
“好。树会等你们的。”
他们走出巷子，走在县城的街上。阳光很好，雪化了，地上的水亮晶晶的。街上的人少了些，年味还在，但淡了。有孩子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远处有锣鼓声，像是在排练什么节目。
李念安拉着陆归的手，走在人群里。
“陆归。”
“嗯。”
“你说，明年除夕，我们还会去车站吗？”
“去。”
“还去看那张照片？”
“去看。每年都去。替她去看。”
她笑了。她想起那张照片，想起那行字——“爱，未了”。未了，就是还没完。还没完，就是还在继续。还在继续，就是——在他们这儿继续。
“陆归。”
“嗯。”
“我爱你。”
他停下脚步，看着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星星，和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一样亮。
“我也爱你。”他说，“从上辈子就开始爱了。”
她踮起脚，亲了亲他的脸。他的脸很凉，被风吹的。但她的嘴唇贴上去的地方，很快就暖了。
他们继续往前走，手牵着手。两条红围巾在风中飘着，一前一后，像是在跳舞。
身后的巷子里，那棵栀子花树在风里站着。光秃秃的枝干下面，靠近根的地方，有几个小小的凸起。不是芽，是苞。花苞。裹得紧紧的，青色的，像是还在睡觉。但它们在。在土里，在根里，在看不见的地方。
它们在等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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