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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尘埃落定(一)

锦衣如血

韩爌的旨意三天后才下来。罢官,永不录用。没有杀头,没有流放,没有抄家,只是罢官。圣旨到韩府的时候,韩爌跪在地上,听太监念完,磕了三个头,站起来,转身进了书房,关上门。门关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开门的时候,他出来了,头发白了一半,可脸上很平静。

他遣散了仆人,只留了一个老管家。把京城的宅子卖了,带着妻小回了老家。走的那天,没有人去送。我站在城门口,远远看着他的马车出了城,车帘掀开一角,他探出头来,回头看了一眼京城,看了很久,然后放下车帘,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

钱谦益的旨意晚几天才到。南京礼部尚书,降三级,留任。不痛不痒,可意思到了——皇上在敲打他,别搞事。钱谦益接了旨,上了一封谢恩折子,说自己“罪该万死,蒙皇上宽宥,感激涕零”。折子写得很漂亮,可谁都知道,他不服气。他在南京经营了这么多年,手下门生遍天下,不会因为一道旨意就老实。

周端回了南京。走之前,他来找过我一次,在听松楼,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壶龙井。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湖绸袍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脸色不太好,蜡黄蜡黄的,像大病初愈。

“沈大人,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没把我的事写进报告里。”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钱大人那边,我也好交代。”

“周先生,你回去告诉钱大人。京城的事,不要再掺和了。皇上不是天启,不会由着人胡来。”

他苦笑一声。“沈大人,你不懂。钱大人那个人,你越不让他做的事,他越要做。你越敲打他,他越来劲。”

“那你就劝劝他。”

“劝?我劝得了吗?”他放下茶杯,站起身,“沈大人,我走了。你保重。”

他拱了拱手,转身下楼。走到楼梯口,忽然回过头。“沈大人,陆小姐那边,你多照顾。她命苦,该有个人对她好。”

“我会的。”

他点点头,下楼走了。我坐在楼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忽然觉得这个人,也许比我想象的可怜。他是东林党的人,是钱谦益的棋子,可他也有自己的心思。他不想害人,也不想被人害。他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可在京城,在南京,在大明的任何一个地方,安安稳稳过日子,都是一种奢望。

了因和丁巳的事,在朝堂上没掀起多大风浪。韩爌倒了,钱谦益被敲打了,可真正该死的人——魏忠贤、许显纯、王廷臣——早就死了。活着的人,谁也不想再提这些事。太丑了,太脏了,太让人恶心了。

只有孙承宗,上了一道折子。不是弹劾谁,是请求重修《天启实录》。把天启年间的事,原原本本写下来。魏忠贤的恶,东林党的冤,建州使团的死,都写下来。让后人知道,这个朝代,曾经发生过什么。

崇祯皇帝批了。可谁都知道,修实录这种事,修到最后,都是给活人看的。该死的人不会出现在上面,该写的事不会被写进去。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可在大明朝,没有胜利者。只有死人,和还没死的人。

京城的日子,渐渐平静下来。街上的人还是那么多,卖菜的、挑担的、赶车的,热热闹闹的。没人知道大悲寺死了两个人,没人知道正阳门瓮城底下挖出了三十坛火器,没人知道韩爌回了老家,钱谦益在南京生闷气。他们只知道,春天来了,该种地了。

北斋从通州回来了。孙承宗说安全了,不用躲了。她回到琉璃厂,把听雨轩的门打开,擦了一遍桌子,洗了一遍笔,把那些画一幅一幅挂起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画上,山水、花鸟、人物,都活了过来。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才是京城该有的样子。

“进来啊,站在门口干什么?”她头也不回。

我走进去,在她对面坐下。桌上摊着一幅新画,画的是一个人,穿着飞鱼服,腰里挎着绣春刀,站在一座小院门口。院墙上爬满了藤蔓,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树下有一张石桌,两把石椅。

“这是哪儿?”我问。

“你家。”她低着头,继续画画,“等你去辽东了,我就回杭州。等你回来,你来杭州找我。这就是你家。”

我看着她,看着那张画,忽然觉得心里暖暖的。家。我有多久没听过这个字了?北镇抚司的值房不是家,孙承宗的小院不是家,琉璃厂的茶馆不是家。可她说,这是我家。一座小院,一棵桂花树,一张石桌,两把石椅。

“妙玄,”我说,“这画,送给我吧。”

“本来就是画给你的。”她把笔放下,把画拿起来,递给我,“别弄丢了。”

“不会。”我把画卷起来,塞进怀里。怀里已经有了一幅画,三年前画的那张,她画的我,站在琉璃厂的街口。现在又多了一张。两张画,一张旧,一张新,都带着她的心意。

“沈炼,”她忽然说,“你什么时候去辽东?”

“还不知道。孙阁老说等京城的事了了就安排。”

“京城的事,了了吗?”

我想了想。“了了。韩爌倒了,钱谦益老实了,了因和丁巳的案子也结了。该查的都查了,该挖的都挖了。”

“那你什么时候走?”

我看着她,看着那双清亮的眼睛,忽然有些舍不得。“你不想让我走?”

“想。”她低下头,“可你答应过我,先去杭州。”

“好。先去杭州。”

她笑了,那笑容很淡,可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