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橹杰，大凉山出来的，彝族人。

根木是个小地方，在地图上找不着，但你要是从西昌往北走，过了越西再拐十七八个山弯，看见漫山遍野的荞麦地和杉树林，听见风里传来查尔瓦上羊角纹抖动的声音，那就是了。

我们家有火塘，火塘里的火从我阿普那辈烧到现在，从来没灭过。阿普说，火塘是房子的心脏，火不灭，家就不散。小时候我总爱蹲在火塘边，看阿嫫用木勺搅动锅里的砣砣肉，肉香混着柴火味儿钻进鼻子里，暖得人想睡觉。阿普坐在火塘上方靠墙的位置，那是家里最尊贵的地方，只有长辈能坐。他抽着兰花烟，烟子往上升，升到房顶那些被熏黑的木瓦板上，慢慢散开。

“橹杰，”阿普叫我，“你记着，咱们彝族，火塘左边是主人位，外人不能坐。锅庄不能踩，踩了不吉利。这些话，你要记一辈子。”

我说我记着了。

那时候我不懂，有些东西记一辈子，是好事，也是坏事。

穆祉丞不是根木人。

他是重庆来的，跟着他爸。他爸在凉山这边做工程，承包了一段公路，把他带在身边。他来根木中学插班那天，是高二下学期，荞麦刚抽穗，山上的索玛花正开得热闹。

班主任领着他进教室，他站在讲台上，眼睛往下扫了一圈，谁也不看，谁也不理。班主任让他自我介绍，他只说了四个字：“穆祉丞，重庆。”

底下有人笑，笑他口音怪。他脸白了白，没吭声。

班主任让他坐我旁边。我旁边那张桌子空了半个学期，桌面上落了一层灰。他走过来，坐下，从书包里掏出一块纸巾，把桌面擦干净，然后把书包放上去。整个过程中，他没看我一眼。

我偷偷看他。他长得好看，眉眼细细的，鼻梁挺挺的，皮肤白得不像山里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校服外套，袖口有点长，遮住了半个手背。他低着头翻书，翻书的时候，我看见他右手虎口上有一小块茧子，圆圆的，像是练什么东西磨出来的。

下课的时候，我问他：“你手上那个茧，咋来的？”

他看了我一眼，把手缩进袖子里。

“吉他。”他说。

这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穆祉丞不爱说话。

在班上待了半个月，他跟谁都不熟。下课了别人扎堆聊天，他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看书，或者趴在桌上睡觉。他睡觉的时候脸侧着，睫毛长长的，盖下来，像两只黑蝴蝶落在眼睛上。

有几次我故意找他说话。问他吃不吃我从家里带的荞麦饼，他摇头。问他周末去哪儿玩，他说“不去哪儿”。问他想不想家，他愣了一下，没回答，把脸转过去看窗外。

窗外的荞麦地已经开花了，粉白粉白的，铺了半面山坡。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事。

他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他爸带着他到处跑工程，这个县待一年，那个镇待半年，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待满过两年。他跟过七个学校，根木是第八个。

“那你朋友呢？”我问他。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点奇怪的东西。

“交朋友干什么，”他说，“反正过不了多久就得走。”

那天放学，我拦在他前面。

“走，去我家。”

他愣住了：“干什么？”

“我阿嫫做了砣砣肉，”我说，“你一个人，回去也是吃泡面。”

他站在原地没动，眼睛看着我，像是想从脸上看出点什么来。我也看着他，不躲。山风吹过来，荞麦地哗啦啦响，远处有人赶着羊群下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的。

最后他说：“……你们家人多吗？”

我说不多，就我阿普阿嫫，还有我。

他跟我回去了。

从学校到我家，要走四十多分钟山路。我走在前头，他跟在后头，一路上谁也不说话。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站在那儿往山下看。

山下是根木镇，灰扑扑的房子挤在一起，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升起来，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再远一点，是那条正在修的公路，推土机趴在那儿，像一头睡着了的黄牛。

“这儿真安静。”他说。

我站在他旁边，顺着他的目光看下去。

“是安静，”我说，“安静得有时候让人害怕。”

他转过头看我，没说话。

我阿嫫看见我带人回来，高兴得脸上开了花。她把我推到一边，拉着穆祉丞往火塘边上坐，让他坐在火塘右边——那是客人的位置。

“学生娃，冷不冷？来烤火。”她把火烧得更旺些，火星子噼里啪啦往上溅，“你是重庆来的？重庆好地方，我去过，江宽得很……”

穆祉丞被她说得手足无措，坐在那儿不知道手往哪儿放。我在旁边看着，忍不住笑。

“阿嫫，你别吓着他。”

“我吓他什么？”阿嫫瞪我一眼，转身去灶台上端菜，“学生娃，饿了吧？马上吃饭。”

那天晚上，穆祉丞在我家吃的饭。砣砣肉、酸菜土豆汤、荞麦粑粑，阿嫫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他一开始吃得拘谨，筷子只敢夹面前的菜，后来阿嫫把一整块砣砣肉夹到他碗里，堆得冒尖，他推辞不过，只好埋头吃。

吃完饭，阿普坐在火塘上方抽兰花烟，烟雾绕着他的脸，看不清表情。他看了穆祉丞一会儿，忽然开口问：“学生娃，你叫什么？”

穆祉丞放下筷子，规规矩矩地回答：“穆祉丞。”

“穆祉丞……”阿普念叨了两遍，“汉人的名字？”

“嗯。”

“你阿爸做什么的？”

“修路的。”

阿普点点头，没再问。他把烟杆在锅庄上磕了磕，火星子掉下来，落在火塘里，嗤的一声灭了。

“在外头跑，不容易。”阿普说，“以后想吃砣砣肉了，就来。”

穆祉丞低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脸。过了好一会儿，他嗯了一声，声音闷闷的。

从那天起，穆祉丞常来我家。

有时候是放学直接来，有时候是周末一个人来。他来的时候也不干什么，就坐在火塘边上，看我阿嫫做饭，看我阿普抽烟，看我写作业。有时候我带他去山上，看那些荞麦地，看那些索玛花，看那些藏在林子里的野菌子。

有一次我们走到山顶，站在那儿往下看。根木镇变成了一小片灰，公路像一条细细的绳子，捆在山腰上。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把手插在校服口袋里，眯着眼睛往远处看。

“橹杰，”他忽然问我，“你以后想出去吗？”

我愣了一下：“出去？去哪儿？”

“外面。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都行。”

我想了想，说：“没想过。阿普说，根木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拔。”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远处。过了很久，他说：“我没有根。”

我转过头看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红了一点点，被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

“那你以后想去哪儿？”我问他。

他想了想，忽然笑了一下，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想和你一起去。”

我愣住了。山风呼呼地吹，吹得耳朵发烫，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

“那就一起去。”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山上的索玛花被太阳照着。

高二暑假，穆祉丞他爸的工程结束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和他坐在山顶上看日落。荞麦快熟了，整面山坡都是金黄色的，太阳往山后面沉，把云烧成橘红色，再烧成灰紫色。

“我要走了。”他说。

我转过头看他。他眼睛看着远处，脸上没什么表情。

“什么时候？”

“下个礼拜。去下一个工地，在贵州。”

我没说话。远处有一只鸟飞过去，叫了一声，又一声，声音越来越远。

“橹杰，”他忽然喊我名字。

“嗯？”

“你之前说，要跟我一起去外面的。”

“我说过。”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但没哭。他从来不哭。

“那你等我吗？”他问。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太阳落下去，天慢慢黑下来，风变凉了，吹在身上有点冷。

“我等。”我说。

他忽然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笑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就是不掉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塞到我手里。是一张火车票，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电话号码，笔画很用力，把纸都压出了印子。

“到了地方，我给你打电话。”他说，“你别换号。”

我说好。

他走了以后，我没换号。

那张车票我一直留着，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眼。号码背得滚瓜烂熟，但还是怕忘，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默念，念到做梦都是那几个数字。

他打过几次电话。第一次是到贵州的第三天，声音很累，说那边山比凉山还大，住的地方没火塘，冷。第二次是两个月后，说新学校还好，老师还行，同学还行，什么都还行。第三次是半年后，说他想回根木，想我阿嫫做的砣砣肉，想那些荞麦地，想山顶上的风。

“橹杰，”他在电话那头说，“我想你。”

我握着电话，站在镇上的小卖部外面，听筒贴在耳朵上，手在抖。街上有人走过去，有人回头看我在那儿傻站着，我不在乎。

“我也想你。”我说。

后来电话慢慢少了。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半年一次。再后来，电话打过去，成了空号。

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阿普高兴，杀了一头羊，请了半个村子的人来吃。火塘烧得旺旺的，肉香飘得到处都是，阿嫫忙里忙外，脸上笑得开了花。我坐在火塘边上，看着那些热闹，脑子里却空空的。

阿普坐到我旁边，把烟杆递给我。我不会抽，但还是接过来，学着他的样子吸了一口，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在想那个学生娃？”阿普问。

我没说话。

阿普把烟杆拿回去，在锅庄上磕了磕。

“彝族人说，火塘的火不能灭，”他说，“灭了，家就散了。但人不是火塘，人是鸟，飞走了，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我低着头，看着火塘里的火，看着那些跳动的光。

“你等他，他知不知道？”阿普问。

我不知道。

毕业后我没回凉山，去了北京。

我找他。在各个地方找，在人群里找，在梦里找。有时候在地铁站看见一个背影，瘦瘦的，走路的姿态跟他一样，我追上去，不是。有时候在商场听见一个声音，说话的口音有一点重庆味儿，我转过头，不是。有时候做梦，梦见他就坐在我旁边，还是那件深蓝色的校服外套，袖口遮着半个手背，我一伸手，他就散了。

有一回在三里屯，我看见一个唱歌的男孩子，抱着吉他，站在路边，身边围了一圈人。我挤进去看，不是他。但那个男孩子唱歌的样子，低着头，睫毛长长的，让我在那儿站了很久。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坐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厅里，攥着那张磨出毛边的车票，等着回山东的火车。

票是昨天排队买的，绿皮车，十四个小时硬座，到家得明天早上。不是回根木，是去山东一个叫根木的地方——不是我的根木，是同名的另一个镇。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买这张票，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

只是昨天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了那张车票。上面的电话号码已经模糊了，数字“8”上头洇开一小团蓝，像是眼泪洇的。我看着那团蓝，忽然就订了这张票。

候车大厅的广播响了，检票口上方的红色电子屏跳了一下——晚点，预计十八点三十分发车。

我把票翻过来，背面那个电话号码已经看不清了。但数字的顺序我还记得，倒着都能背出来。

我掏出手机，对着那个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按完了，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没按下去。

万一通了怎么办？万一是一个陌生人接的怎么办？万一永远打不通怎么办？

我盯着屏幕，盯着那十一个数字，盯到眼睛发酸。

旁边有人站起来，拖着行李箱往检票口走。我看了一眼时间，快六点半了。

我把手机收起来，站起身，跟着人群往检票口走。

队伍慢慢往前挪。我攥着票，攥得手心出了汗。

走到检票口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来。检票员看着我，等着我递票。后面的人开始催，说快点儿啊。

我把票递过去，检票员接过去，咔嗒一声剪了个缺口。

我走过检票口，顺着人流往站台走。走了几步，我停下来了。

候车厅里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吵，泡面味儿还是那么冲。广播又响了，播的是下一趟车的信息，不是我这趟。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然后我转过身，逆着人流往回走。

我走到候车厅的角落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来，把手机掏出来。

我按亮屏幕，打开拨号界面，把那十一个数字重新按了一遍。

拇指悬在拨号键上。

周围的声音好像一下子远了。那些说话声、脚步声、广播声，全都退成一片模糊的背景。

我看着屏幕上那十一个数字，看着看着，那些数字忽然就模糊了。

我闭上眼睛，按了下去。

嘟——嘟——嘟——

电话通了。

我攥着手机，攥得指节发白。心跳得很快，快得有点喘不上气。

嘟——嘟——嘟——

第三声响到一半的时候，电话那头咔嗒一声，接了。

“喂？”

一个声音传过来，带着点重庆口音，带着点疲惫，带着点疑惑。

我张开嘴，想说话，却发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橹杰？”

我听到那个声音喊我的名字，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蹲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厅角落里，举着手机，哭得像个傻子。旁边有人经过，看我一眼，又走开了。没有人管我，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哭。

我哭不是因为难过。

是因为他终于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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