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平坐在审讯室的铁椅上，腕上的手铐反射着顶灯惨白的光。

他没请律师，或者说，律师还没到——也可能不会到了。消息像瘟疫一样在江城的某个圈子里传开，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人，此刻都在忙着切割关系。

“我想见我的家人。”周正平第三次提出这个要求，声音干涩。

“你妻子和儿子正在来的路上。”陈午年坐在他对面，面前的桌上摊着王守义的笔记本和那支录音笔，“在这之前，我们有些问题需要你回答。”

审讯室的门开了，小李端着两杯水进来。一杯放在陈午年面前，一杯推到周正平手边。周正平没动，只是盯着那杯水，像在看什么毒药。

“2001年1月28日晚上十点四十七分，”陈午年按下录音笔的播放键，王守义和周正平的最后对话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你用电暖器的电线勒住了王守义的脖子，然后接通电源，制造了触电假象。”

录音结束，滋滋的电流声后是死寂。

周正平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我认。”他说，“我都认。但我是被逼的，王守义他非要举报，我一辈子就毁了，我儿子才八岁……”

“所以你杀了一个十五岁男孩的父亲。”陈午年打断他，“然后那对双胞胎绑架了你八岁的儿子——这是报应，周行长。”

周正平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我儿子是无辜的！”

“王守义也是无辜的。”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抽得周正平哑口无言。他低下头，双手抓住头发，肩膀开始颤抖。但陈午年没看到眼泪，只看到他手指缝里，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

他在笑。

陈午年心里一凛。

“你儿子被绑架的那三天，”他换了个角度，“绑匪有没有伤害他？”

“没有。”周正平放下手，表情恢复正常，“他们……对他还算好。送回来的时候，孩子只是饿瘦了，身上没伤。”

“你交了赎金？”

“五十万现金，装在一个黑色手提箱里。”周正平顿了顿，“但他们没拿走。”

陈午年皱眉：“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在城西工厂。”周正平的眼睛望向虚空，像是在回忆，“我按照指示把钱箱放在指定位置，然后离开。绑匪来取钱的时候，警察出现了。枪响之后，绑匪跑了，钱箱掉在地上，被警察收走了。”

“但卷宗里记录，赎金被绑匪带走了。”

“那是后来改的。”周正平扯出一个苦笑，“那五十万，被我拿回来了。我告诉警方绑匪拿走了钱，实际上……钱回到我手里，填补了另一笔亏空。”

空气凝固了。

陈午年盯着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那对双胞胎要等十五年。他们不仅要复仇，还要拿回那笔钱。那笔本来就不该属于周正平的钱。

“枪击警察的人，”陈午年缓缓问，“是你安排的？”

周正平的眼神闪躲了一下。

“说话。”

“我……”他吞了口唾沫，“我当时吓坏了，只想快点结束这件事。我雇了一个人，让他跟着绑匪，如果警察出现，就……就制造混乱。”

“制造混乱？”陈午年站起来，双手撑在桌上，俯视着他，“你雇的人开枪打死了我师父，这叫制造混乱？！”

周正平缩了缩脖子：“我不知道他会开枪！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说吓唬吓唬绑匪，让他们别供出我……”

陈午年的拳头攥紧了。指甲陷进掌心，疼痛让他保持清醒。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老赵倒在血泊里的样子，师父最后说的那句“虎口……有胎记”——

“你雇的那个人，”他声音嘶哑，“右手虎口是不是有块胎记？”

周正平愣住了。他的表情从困惑到震惊，再到一种恍然大悟的恐惧。

“你……你怎么知道？”

“回答我。”

“是，是有。”周正平声音发抖，“一块暗红色的胎记，像个月牙。我当时还觉得挺特别……”

陈午年坐回椅子。最后一个拼图，合上了。

十五年前的绑架案，不是一个单纯的复仇计划。它是两个少年在父亲惨死后，走投无路下的绝望反击。但他们没想到，周正平这条毒蛇，不仅杀了他们的父亲，还在背后安排了枪手。

枪手杀了警察，绑匪背了黑锅。而周正平，拿回了赎金，保住了秘密，继续做他的行长。

直到十五年后的这个马年。

“那个枪手，”陈午年问，“是谁？”

“我不知道真名。”周正平摇头，“道上的人都叫他‘老疤’。他左手虎口有疤，右手虎口有胎记，很好认。绑架案之后他就消失了，我再也没见过。”

“怎么联系上的？”

“通过一个中间人。”周正平说，“那人姓刘，专门介绍这种……脏活。”

刘。刘建国。

陈午年想起了巷子口的那具尸体。信贷员刘建国，周正平的旧部下，2001年那晚的目击者。他也是中间人。

现在他死了。在说出秘密之前，被灭口了。

“周行长，”陈午年身体前倾，“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刘建国偏偏在这个时候死？”

周正平的表情僵住了。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陈午年替他回答，“他知道你杀了王守义，知道你雇凶杀人，知道你伪造现场。而现在，那对双胞胎回来了，他们要清算所有的账。刘建国是第一笔，你是第二笔。”

“不……”周正平摇头，“他们只是要钱，我把钱还给他们，所有的钱……”

“你觉得他们要的只是钱吗？”陈午年冷笑，“他们要的是真相大白，要的是你身败名裂，要的是——血债血偿。”

审讯室的门被敲响。小李探进头：“陈队，周行长的家属到了。”

“让他们在接待室等着。”陈午年站起身，“周正平，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对双胞胎，王午生和王午民，他们在哪儿？”

“我不知道。”周正平是真的在发抖了，“但如果他们要杀我，一定会在……在午时。”

墙上的钟指向十一点二十九分。

午时快到了。

接待室里，周正平的妻子林婉坐在沙发上，不停用纸巾擦着眼泪。他们的儿子周天宇站在窗边，背对着门，背影僵硬。

陈午年推门进去时，周天宇转过身。他二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西装笔挺，一看就是精英阶层。但此刻，他脸色苍白，镜片后的眼睛里有血丝。

“陈队长，我父亲他……”林婉站起来，声音哽咽。

“他涉嫌谋杀、挪用公款、雇凶杀人，还有作伪证。”陈午年说得很直接，“可能面临死刑。”

林婉腿一软，跌坐回沙发。周天宇扶住母亲，看向陈午年：“我们能见他吗？”

“可以，但时间有限。”陈午年打量着他，“周先生，2001年你被绑架的时候，是八岁？”

周天宇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是。”

“记得那两个绑匪的样子吗？”

“不记得。”周天宇摇头，“他们一直戴着口罩。”

“声音呢？”

“也……不记得。”周天宇扶了扶眼镜，“那时候太小了，而且很害怕。”

陈午年点点头，没再追问。他让小李带母子俩去审讯室，自己留在接待室，透过单向玻璃观察。

周正平见到妻儿时，情绪崩溃了。他抓着林婉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对不起”、“保护好儿子”。周天宇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父亲。

但陈午年注意到，周天宇的右手一直插在西装裤口袋里，没有拿出来过。

会面进行了十五分钟。结束时，周正平突然抓住儿子的手：“天宇，记住爸爸的话，离那幅画远点，离所有和马有关的东西都远点……”

“什么画？”周天宇问。

“就是……”周正平话没说完，被警员拉开了。

周天宇站在原地，看着父亲被带走。他的右手终于从口袋里抽出来——手里攥着一张折成方块的纸。

陈午年走出接待室：“周先生，能看看你手里的东西吗？”

周天宇愣了一下，随即把纸递过来：“是刚才一个陌生人塞给我的，说务必转交给我父亲。但我还没来得及给。”

纸展开，上面没有字，只有一幅简单的钢笔画：

一匹马，前蹄扬起，后蹄跪地——正是马失前蹄的姿态。

画的右下角，写着一个时间：午时三刻。

古时候行刑的时辰。

陈午年抬头看钟：十一点四十五分。距离午时三刻——十一点四十五分整——还有几分钟。

“给你纸的人长什么样？”

“戴口罩，看不清脸。”周天宇回忆，“个子不高，有点驼背。他塞给我纸就走了，什么也没说。”

戴口罩。驼背。

陈午年想起监控里那个跛脚的身影。不是一个人——跛脚的是王午民，驼背的是王伯年？

或者说，王伯年就是王午民？

不对。年龄对不上。王伯年看起来六十多岁，而王午民如果活着，今年才三十五。

除非……

陈午年冲回办公室，调出王伯年的户籍资料。照片上的老人确实姓王，但出生年份是1951年。2001年时他已经五十岁，不可能是十五岁的双胞胎。

但户籍资料可以伪造，年龄可以伪装。

他拨通技术科的电话：“把王伯年的照片和十五年前王守义双胞胎儿子的照片做年龄回溯和面部比对，现在就要。”

“陈队，这需要时间……”

“没时间了！”陈午年看着墙上的钟，“午时三刻马上就到！”

话音未落，整栋楼的灯突然灭了。

应急灯亮起，惨绿的光笼罩着走廊。对讲机里传来值班室的呼叫：“陈队，电力系统故障，正在排查原因！”

不是故障。

陈午年冲向审讯室。门锁着，但透过门上的小窗，他能看见周正平还坐在里面，两个警员守在门口。

“看好他，任何人不准接近！”陈午年下令，然后冲向楼顶的电力室。

电力室的门虚掩着。陈午年掏出手枪，侧身推开门——

里面空无一人。但总闸被拉下了，旁边的配电箱上贴着一张纸条，用朱砂写着两个字：

午时

陈午年拉回总闸，灯光重新亮起。他回到审讯室，周正平还坐在那里，看起来毫发无伤。

但陈午年注意到，他的脸色白得吓人，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桌子。

桌上不知何时多了一幅小小的年画，贴在桌面上。画的是断头台，台上跪着一匹马，刽子手的刀已经举起。

画的背面，用血一样红的颜料写着一行字：

“十五年，该还了。”

周正平颤抖着手，想去撕那幅画。但他的手碰到画的瞬间，突然僵住了——他的指尖开始发黑，黑色迅速向上蔓延。

“有毒！”陈午年一把拉开他的手，但已经晚了。周正平瘫倒在椅子上，嘴角溢出白沫，眼睛瞪得老大，死死盯着天花板。

审讯室里一片混乱。医生赶来时，周正平已经没有了呼吸。

尸检结果很快出来：神经性毒素，接触后三十秒内致命。毒涂在年画的背面，通过皮肤吸收。

午时三刻，周正平死了。

在警局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幅画杀死了。

陈午年站在审讯室外，看着法医把尸体装进裹尸袋。走廊的灯光惨白，照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那对双胞胎就在附近。他们知道周正平在警局，知道他在哪间审讯室，甚至知道桌子的位置。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陈午年回到办公室，调出今天的访客记录。除了周正平的家属，只有一个维修工登记进入——说是来修暖气的。

监控显示，维修工戴着帽子和口罩，提着一个工具箱。他在审讯室所在的楼层停留了十分钟，然后离开。

陈午年暂停画面，放大维修工的手。右手虎口的位置，隐约有一块深色。

胎记。

或者，是画上去的胎记。

手机震动，技术科发来了比对结果：

“陈队，面部比对完成。王伯年的面部特征与王午民十五年前照片的年龄回溯模型——匹配度97.3%。他们是同一个人。”

陈午年盯着屏幕。

王伯年就是王午民。那个驼背的、花白头发的、做年画的老人，就是当年十五岁的少年。

那么王午生呢？他在哪里？

陈午年突然想起302房间里那股中药味，想起王伯年每天提着的保温桶，想起他说“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不是他身体不好。

是有人需要喝药。

陈午年抓起外套冲出门。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马年的第三天即将过去。雪又开始下了，细碎的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一场无声的葬礼。

他发动汽车，驶向那片即将拆迁的老区。手机屏幕上，时间跳动着：

17:48

距离今天结束，还有六个小时十二分钟。

而周正平死了，刘建国死了。下一个会是谁？

车轮碾过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陈午年想起周正平临死前的眼神——那不是恐惧，是解脱。

他终于从十五年的噩梦里解脱了。

但这场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午时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