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何运晨又来了。
这次他没提前到。曹恩齐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四点整,门铃准时响起。
打开门,还是那身深蓝色西装,还是那个圆框眼镜,只是衬衫换了一件,从白色换成了浅蓝色。何运晨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朝他点了点头。
“曹先生,打扰了。”
曹恩齐侧身让他进来。这次他没问喝茶还是喝水,直接去厨房倒了杯凉白开,放在茶几上。
何运晨在沙发上坐下,打开档案袋,抽出一沓文件。
“我去检察院阅了卷,”他说,“有一些新情况,需要跟您核实。”
曹恩齐在他对面坐下,目光落在那沓文件上。打印纸,A4规格,右上角订着订书钉。封面上印着几个黑体字:曹建国故意伤害案侦查卷宗。
何运晨翻到其中一页,推到他面前。
“这是目击证人的证言。您看看。”
曹恩齐低头看去。那是一份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姓名:刘建军,与被害人刘某系兄弟关系。
“……我当时就在KTV门口抽烟,看见我哥和那个老头在吵什么。那个老头喝多了,脸红脖子粗的,指着我哥骂。我哥推了他一下,他就从地上捡起一个啤酒瓶,照着我哥脑袋就砸下去了。砸完还想跑,被我和几个朋友摁住了……”
曹恩齐抬起头。
“他弟弟。”他说。
何运晨点点头:“被害人刘某的亲弟弟。事发时在现场,也是他把您父亲按住的。”
“他的证言能用吗?”曹恩齐问,“他是被害人家属。”
“当然能用,只是证明力会打折扣。”何运晨说,“但问题是,不止他一个人这么说。”
他又翻出几页,一一指给曹恩齐看。
KTV服务员。隔壁包间的客人。路过门口的路人。
五份证言,五个人,都说是曹建国先动手,都说是他捡起啤酒瓶砸向刘某。
曹恩齐一页页看过去,脸上没什么表情。看到最后一份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
被询问人姓名:张晓梅,与被害人刘某系夫妻关系。
“……我在包间里等我老公,等了半天不见人,就出来找。刚走到大厅,就看见门口乱成一团。我跑过去一看,我老公满脸是血,倒在地上,旁边一个老头手里还拿着半截啤酒瓶……”
他抬起头,看着何运晨。
“他妻子也在?”
“据案卷材料显示,当晚刘某和妻子在KTV参加朋友聚会。发生冲突时,刘某的妻子在包间里,没有目击事发经过。她是听到动静才出来的。”何运晨顿了顿,“但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被害人妻子的证言,在法庭上的分量会很重。”
曹恩齐把案卷推回去。
“你刚才说,‘据案卷材料显示’。”他说,“你自己呢?你信谁?”
何运晨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甚至有点尖锐。他不是第一天当律师,见过各种各样的当事人和家属,但很少有人会这么问——不是问“能赢吗”,不是问“怎么判”,而是问“你信谁”。
他看着曹恩齐。
对面的人靠在沙发里,灰色毛衣显得整个人有些疏淡,像一幅用色很浅的水墨画。但那双眼睛是深的,直直地看着他,等着他回答。
何运晨推了推眼镜。
“曹先生,”他说,“我是律师。我信证据。”
“证据也分真假。”
“所以我才来核实。”何运晨说,“您父亲那边,我已经问过了。他坚持说是对方先动的手,他只是在自卫。但现在所有的目击证人都指向他,我需要找到能印证他说的证据。”
曹恩齐没说话。
何运晨从档案袋里又抽出几张纸,这次不是案卷,而是打印出来的照片。
“这是事发现场的方位图。”他把照片摊在茶几上,“KTV门口,台阶,花坛,路灯。便利店的监控拍到的是这个角度,但只能看到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看不清是谁先动的手。”
他指着照片上的某个位置:“您父亲说,当时他站在这里,刘某走过来推了他一下,他才还手的。但目击证人都说,是他先骂人,然后刘某才推的他,他捡起啤酒瓶就砸。”
曹恩齐看着那些照片。KTV的招牌是红色的,在夜色里应该很醒目。门口有几级台阶,台阶旁边是一个花坛,种着矮矮的冬青。路灯在花坛另一边,光线被树影遮住大半。
他想像那个画面。
一个喝多了的男人,站在那几级台阶上,和一个同样喝多了的男人吵架。推搡。啤酒瓶。血。
他没见过父亲喝酒的样子。小时候,父亲抽烟,但不怎么喝酒。后来母亲走了,他再也没见过父亲,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喝的,喝成什么样。
“你刚才说,”他开口,“他在看守所,精神不太好。”
何运晨抬起头。
“怎么个不好法?”
何运晨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斟酌用词。
“他话很少,”他说,“我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不主动说话,也不问外面的事。我第三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他好吗?’”
“谁?”
“他儿子。”何运晨看着他。
曹恩齐垂下眼睛,看着茶几上那些照片。红色的招牌,绿色的冬青,昏暗的路灯。
他没问那个“他”是怎么回答的。
何运晨也没说。
沉默了一会儿,何运晨把照片收起来,重新装回档案袋里。
“曹先生,”他说,“我今天来,除了向您核实情况,还有一件事需要您配合。”
曹恩齐抬眼看他。
“您父亲现在的精神状态,对案件的走向可能会有影响。”何运晨说,“如果能够证明他在案发时处于醉酒状态,或者有其他的精神问题,也许可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我需要一份您父亲近几年的生活情况说明,最好能有具体的例子,证明他的精神状态、行为表现等等。”
“我没见过他。”曹恩齐说,“三年了。”
“我知道。”何运晨说,“但在这之前呢?您十八岁之前,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些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比如情绪不稳定、容易激动、有过激行为之类的。”
曹恩齐没说话。
窗外的光线暗了一些,客厅里的灯还没开,灰白色的墙壁染上了一层暮色。他坐在那里,手搭在扶手上,指节微微泛白。
“他打过我吗?”他慢慢地说,“没有。他只打别人。”
何运晨安静地听着。
“我妈住院那段时间,他在医院走廊里抽烟。护士说他不听,他就把烟掐了,没说什么。后来我妈走了,他在灵堂外面抽烟,亲戚说他不像话,他还是没说什么,只是走远了一点。”曹恩齐顿了顿,“我以为他会打那个人,但他没有。”
他抬起头,看着何运晨。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从来不知道。”
何运晨看着他,目光里有种很轻的东西,像傍晚的光线,照进来,又很快暗下去。
“曹先生,”他说,“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曹恩齐没说话。
何运晨站起来,把档案袋收好。他走到玄关,曹恩齐跟在后面,帮他开门。
门口,何运晨换好鞋,直起身,忽然回过头来。
“曹先生,”他说,“您那天弹的曲子,我回去查了一下。”
曹恩齐愣了一下。
“《致爱丽丝》,是贝多芬写给一个学生的。”何运晨说,“那个学生叫什么来着……爱丽丝?但其实不是,后来有人考证说,那个名字是误传,应该是特蕾莎。”
曹恩齐看着他,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何运晨笑了笑,那笑容在走廊的灯光下显得很淡。
“我就是想告诉您,”他说,“有些东西,传着传着就变了。人也一样。”
他说完,点点头,转身走向电梯。
曹恩齐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门后。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电梯下降时轻微的机械声。
他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茶几上还是那杯凉白开,这次何运晨喝了一口,杯壁上留下浅浅的水痕。
曹恩齐看着那个杯子,忽然想起他刚才的话。
——有些东西,传着传着就变了。人也一样。
他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何运晨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个。
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三环上的车灯又亮了起来,连成一条发光的河。
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起来一看,是条短信,来自那个已经存进通讯录的号码:
【曹先生,下周我可能会去一趟县里,去事发地再看看。如果有需要您配合的地方,再跟您联系。何运晨。】
曹恩齐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何运晨说那个话的时候,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他读不出来。是安慰?是提醒?还是别的什么?
他把手机放回茶几上,屏幕朝下。
琴房的方向,那架施坦威静静地立在那里。他忽然不想弹琴,什么都不想做。
就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夜色慢慢笼罩这座城市。
第二天早上,曹恩齐是被电话吵醒的。
他昨晚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浑身发僵,脖子酸得动不了。手机在茶几上震动,屏幕亮着,是个陌生号码。
他接起来。
“喂,是曹恩齐吗?”对面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我是张晓梅,刘勇他媳妇。你爸把我老公打进医院了,你们家得给个说法!”
曹恩齐愣了一下,然后清醒过来。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
“我咋不知道?我打听的!”那女人的声音很尖,像指甲划过玻璃,“你爸在看守所里待着,你们家就你在外面,我不找你找谁?我老公脑袋上缝了二十多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医药费都花了好几万了!你们家得赔!”
曹恩齐坐起来,揉了揉太阳穴。
“这件事,”他说,“有律师在处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他。”
“我不联系律师!我就联系你!”那女人说,“你爸打的人,你当儿子的就得负责!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赔钱,我就去北京找你!我知道你住哪儿,你在三环边上那个什么小区,对吧?”
曹恩齐没说话。
“你等着!”那女人说完,啪地挂了电话。
曹恩齐握着手机,听着那边传来的忙音。
窗外是个阴天,灰白色的云压得很低,看不见太阳。客厅里的光线很暗,家具的影子重重地落在地上。
他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
然后他翻出通讯录,找到那个名字,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曹先生?”何运晨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带着点南方口音的软,“早上好。”
“刚才被害人的妻子给我打电话了。”曹恩齐说,“她让我赔钱。”
何运晨那边顿了一下。
“她怎么知道您的电话?”
“说是打听的。”
何运晨沉默了几秒。
“曹先生,”他说,“这件事我来处理。您不用理她,如果再打来,直接挂断就行。如果她威胁您或者骚扰您,您告诉我,我来想办法。”
曹恩齐没说话。
“曹先生?”
“她说,”曹恩齐慢慢地说,“要来北京找我。她知道我住哪儿。”
何运晨那边又沉默了一下。然后他说:“您现在在家吗?”
“在。”
“我马上过来。”
电话挂断了。
曹恩齐看着手机屏幕,屏幕上显示着通话记录,何运晨的名字,三分钟前。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或者说,他知道,但不想承认。
那个声音,那个温和的、带着南方口音的软的声音,在电话里说“我来处理”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
窗外的云还是很厚,压得很低。但客厅里的光线,好像亮了一点。
三十分钟后,门铃响了。
曹恩齐打开门,何运晨站在门口。这次没穿西装,是一件深灰色的风衣,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头发有点乱,像是出门急了没顾上打理。
“曹先生。”他点了点头,走进来。
曹恩齐关上门,跟在他后面。
何运晨在沙发上坐下,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曹恩齐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敲击键盘。
“被害人妻子的电话,”何运晨说,“她有没有说别的?”
“就说让我赔钱。说医药费花了好几万。”曹恩齐顿了顿,“她说她知道我住哪儿。”
何运晨抬起头,看着他。
“曹先生,”他说,“这件事是我的疏忽。我应该提前提醒您,被害人家属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联系您。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情况,您直接给我打电话,什么都不要说,直接挂断就行。”
曹恩齐看着他。
“你来处理?”他问。
“我来处理。”何运晨说,“我是您父亲的辩护律师,有责任保护他的家属不受骚扰。更何况——”他顿了顿,“这件事本来就不该把您牵扯进来。”
曹恩齐没说话。
何运晨低下头,继续敲键盘。曹恩齐看着他,看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移动,看着他的眼镜反射着屏幕上跳动的光。
“你吃早饭了吗?”他忽然问。
何运晨愣了一下,抬起头。
“什么?”
“我问你吃早饭了吗。”曹恩齐说,“你这么早就过来,应该还没吃吧。”
何运晨眨了眨眼,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但让他整个人都亮了一下。
“没来得及。”他说。
曹恩齐站起来,走向厨房。
“等着。”
何运晨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打鸡蛋的声音,然后是油锅烧热的滋滋声。
他转过头,继续敲键盘。
窗外的云还是很厚,但有一块地方裂开了缝,阳光从那里漏下来,照在窗台上。那盆发黄的绿萝,有一片叶子刚好被阳光照到,黄得透亮。
十分钟后,曹恩齐端着一个盘子出来,放在茶几上。
两个荷包蛋,一片烤面包,一小碟橄榄菜。
何运晨看着那盘子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早餐,又抬起头看着曹恩齐。
“谢谢。”他说。
曹恩齐在他对面坐下,没说话。
何运晨拿起筷子,夹起一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咬一口,流出来,淌在面包上。
“好吃。”他说。
曹恩齐看着他把那个荷包蛋吃完,又看着他把面包撕成小块,蘸着蛋黄吃掉。窗外的阳光又亮了一点,照进来,落在茶几上。
“你女朋友,”他忽然开口,“在北京做什么?”
何运晨抬起头,咽下嘴里的面包。
“她是医生。”他说,“在协和。”
曹恩齐点点头,没再问。
何运晨继续吃。吃完最后一口,他把筷子放下,用纸巾擦了擦嘴。
“曹先生,”他说,“下周我去县里,您要不要一起去?”
曹恩齐愣了一下。
“我去干什么?”
“事发地,您父亲住的地方,您母亲的墓。”何运晨说,“有些东西,您亲眼看看,可能会不一样。”
曹恩齐没说话。
何运晨站起来,收拾好电脑,装进包里。他走到玄关,换好鞋,回头看他。
“不急,”他说,“您慢慢想。想去的话,随时告诉我。”
门在他身后关上。
曹恩齐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个空盘子。盘子上还残留着一点蛋黄,阳光照在上面,泛着淡淡的金黄色。
他想起何运晨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神里又出现了那种他读不懂的东西。
——有些东西,您亲眼看看,可能会不一样。
窗外,阳光从那道裂缝里越漏越多,照在窗台上,照在那盆发黄的绿萝上。那片被照到的叶子,黄得透亮,像是被重新镀上了一层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