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恩齐已经在这架施坦威前坐了三个小时。

手指悬在琴键上方，却始终落不下去。琴房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的轻微嗡鸣。窗外的北京城刚刚入夜，三环上车流如织，那些尾灯连成一条发光的河流，从他的二十七层往下看，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脉搏。

他收回手，在裤线上蹭了蹭掌心的汗。

经纪人发来微信：【下周三的慈善晚宴，主办方希望你能弹那首《致爱丽丝》】

曹恩齐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没有回复。

《致爱丽丝》。贝多芬写给学生的简单小品，任何一个学琴三年的孩子都能流畅演奏。可他现在看着这几个字，只觉得那三个小时的静坐带来的疲惫感，突然变成了某种更沉重的东西，压在后背上，让他想弓起身子。

他把手机扣在谱架上，屏幕朝下。

琴房的灯是暖黄色的，当初装修时特意选的，说是能让人放松。但此刻他觉得这光太亮了，把每一处细节都照得清清楚楚——琴键上细小的划痕，谱架上翻旧了的肖邦，还有角落里那盆他总忘记浇水的绿萝，叶子已经开始发黄。

他想起今天下午在楼下咖啡厅，有个女孩举着手机拍他，然后拽着同伴小声尖叫：“真的是曹恩齐！本人好帅啊！”

他当时戴着口罩，但还是习惯性地朝那个方向点了点头。

那个女孩兴奋得差点把咖啡洒了。

曹恩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想起这件事。他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在暖光下投下淡淡的阴影。这双手弹过无数次《致爱丽丝》，从八岁第一次参加比赛，到去年在国家大剧院的独奏会返场。

他从来不喜欢这首曲子。

但他从来没说过。

手机又震了一下。他以为是经纪人催回复，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曹恩齐先生，我是戴福律师事务所的何运晨律师。关于您父亲曹建国先生涉嫌故意伤害一案，有些情况需要与您当面核实。如方便，请回电。】

他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息屏，又被他按亮。

父亲。

他已经三年没见过那个人了。

或者说，从十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那个家。

曹恩齐把手机放回谱架，重新看着面前的钢琴。琴键黑白分明，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他想起小时候练琴，父亲总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烟雾缭绕里偶尔传来一句话：“弹错了。”

就三个字。

不说哪里错，也不说怎么改。

后来他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搬去学校住。再后来母亲病了，他休学回家照顾了半年，还是没能留住她。葬礼那天，父亲一滴眼泪没掉，只是站在灵堂外面抽烟，烟灰落了一地，被风吹散。

他第二天就回了北京，再没回去过。

现在这个人，涉嫌故意伤害。

曹恩齐发现自己并不意外。那个男人脾气一直不好，小时候他亲眼见过父亲和邻居打架，一拳砸在对方鼻梁上，血溅了他一脸。那时候母亲尖叫着扑过去拉架，父亲回头瞪了她一眼，那眼神让八岁的曹恩齐躲在门后，一动不敢动。

他拿起手机，又看了一遍那条短信。

戴福律师事务所。何运晨。

他把这两个名字在舌尖滚了滚，然后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您好，戴福律师事务所。”

那个声音比曹恩齐想象的要年轻，也比他想象的要……软。不是那种软弱的软，是带着点南方口音的、温和的软，像冬天里刚晒过的棉被。

“我是曹恩齐。”他说，“刚才你发的短信。”

对面顿了一下，然后那个声音说：“曹先生，您好。感谢您回电。请问您现在方便说话吗？”

曹恩齐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方便。你说。”

“好的。”电话那头传来翻动纸张的声音，“是这样，您父亲曹建国先生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目前处于侦查阶段，我是他的辩护律师。他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说您是他在北京的唯一亲属。我需要向您了解一些情况，也希望能请您协助提供一些材料。”

曹恩齐没说话。

唯一亲属。

他想起父亲那边还有个哥哥，但很多年不来往了。母亲那边的亲戚，葬礼之后也再没联系过。这么算起来，他确实是“唯一亲属”。

“曹先生？”

“我在听。”他说，“你想了解什么？”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明天当面和您谈。”那个声音说，“有些情况比较复杂，电话里说不清楚。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曹恩齐想了想明天的日程。上午有学生来上课，下午约了录音棚，晚上——

晚上他本来打算继续练那首永远练不好的拉赫玛尼诺夫。

“下午四点以后。”他说。

“好的，那明天下午四点，我去您那边？”对面顿了顿，“或者您来我们律所也可以。”

曹恩齐看了一眼窗外。他的公寓在三环边上，从琴房的窗户能看到整个CBD的天际线。那个叫何运晨的律师，应该就在那些写字楼里的某一间办公室里。

“来我这里吧。”他说，报了个地址。

“好的，明天下午四点见。麻烦您把具体房号发我短信。”对面顿了一下，“曹先生，明天见。”

电话挂断了。

曹恩齐把手机放回谱架，重新看着面前的钢琴。他突然觉得有点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是某种更深的、盘踞在骨头缝里的倦意。

他抬起手，落在琴键上。

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愣了一下——是《致爱丽丝》的开头。

他没停下，让手指自己弹下去。那旋律流淌出来，简单，清澈，像一条小溪。他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学这首曲子，老师说他弹得太重了，要轻一点，再轻一点，像羽毛落在水面上。

他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羽毛落在水面上。

现在他大概懂了。

羽毛落在水面上，就是那种轻轻的、却还是会激起涟漪的东西。

就像那个律师的声音。

曹恩齐摇了摇头，把那个莫名其妙的念头甩出去，继续弹下去。

第二天下午四点整，门铃响了。

曹恩齐刚给学生上完课，还穿着家居服——一件宽松的灰色毛衣，头发也有点乱。他本来想换身衣服，但又觉得没必要，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打开门，他愣了一下。

门外站着的人比他想象的还要年轻，也比他想象的——怎么说呢——好看。

不是那种明星式的好看，是那种让人看了会觉得舒服的好看。圆框眼镜后面是一双弯弯的眼睛，带着点笑意，但又不显得轻浮。头发软软的，有点卷，搭在额前。穿着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开着，露出一点锁骨。

“曹先生？”那个人微微歪了歪头，“我是何运晨。”

曹恩齐这才发现自己盯着人家看了好几秒。他侧身让开：“请进。”

何运晨走进来，在玄关处停了一下，等他拿拖鞋。曹恩齐从鞋柜里翻出一双一次性拖鞋——平时给客人准备的——递过去。何运晨接过来，弯腰换鞋的时候，眼镜滑下来一点，他用手指推了推。

曹恩齐移开视线。

“你喝茶还是喝水？”他问。

“水就行，谢谢。”

曹恩齐去厨房倒水的时候，何运晨站在客厅里，打量着四周。这房子很大，装修是极简风格，灰白色调，唯一有色彩的是那架黑色的三角钢琴，和钢琴旁边一盆叶子发黄的绿萝。

“随便坐。”曹恩齐端着水杯出来，放在茶几上。

何运晨在沙发上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曹恩齐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两腿交叠，手搭在扶手上，一副疏离的姿态。

何运晨打开文件夹，抬头看他：“曹先生，我先简单跟您说一下案情。”

曹恩齐点点头。

“您父亲曹建国先生，被指控于今年3月12日晚，在老家县城的一家KTV门口，用啤酒瓶击打一名刘姓男子的头部，造成对方颅骨骨折、硬膜下血肿，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何运晨的语速不快，咬字清晰，带着点南方口音的软，“当晚他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4月18日被批准逮捕，目前羁押在县看守所。”

曹恩齐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事发时您父亲饮酒了吗？”他问。

“喝了。”何运晨翻了翻材料，“根据他的供述，当晚他和几个朋友在KTV聚会，喝了不少白酒。和刘某发生冲突的原因，他说是对方先骂了他，还推搡了他一下，他才动手的。”

“有监控吗？”

“KTV门口的监控坏了，正在维修。但是附近有一家便利店的摄像头拍到了一部分画面，可惜角度问题，只能看到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看不清是谁先动的手。”何运晨推了推眼镜，“目前对您父亲不利的地方在于，现场有多名目击者指认是他先拿起啤酒瓶的。”

曹恩齐沉默了一会儿。

“你见了他几次？”他问。

“三次。”何运晨说，“第一次是在看守所，后面两次是在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

“他……”曹恩齐顿了顿，“他怎么样？”

何运晨看着他，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那眼神很轻，像羽毛落在水面上。

“身体还好，”他说，“精神上……可能不太好。毕竟年纪大了，第一次进看守所，不太适应。”

曹恩齐没说话。

何运晨等了他几秒，见他没有继续问的意思，便接着说：“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向您了解一些您父亲的情况，比如他的性格、平时的为人、有没有暴力倾向之类的。另外，如果您有他以前的一些表现——比如对家庭的态度、对您的态度——也可以告诉我。这些可能会对后续的量刑辩护有帮助。”

曹恩齐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搭在扶手上，骨节分明，指尖微微泛白。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

“都可以。”何运晨说，“您愿意说多少，我就听多少。”

曹恩齐抬起头，看着对面的人。何运晨的目光很温和，没有那种律师惯有的、咄咄逼人的审视感，也没有那种安慰人的、故作同情的姿态。他就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

窗外有鸽子飞过，翅膀扑棱棱的声音。

曹恩齐张了张嘴，发现那个字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父亲。

他有多久没叫过这两个字了？

“我八岁那年，”他说，声音有点哑，“他和我妈打架，把我妈推倒了，她撞在茶几角上，肋骨断了一根。我妈住了半个月的院，他一次都没去看过。”

何运晨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我上初中的时候，他和邻居打架，把人家鼻梁打断了。赔了三万块钱，是去我妈的工资卡里取的。”曹恩齐继续说，“我妈死的那天，他在医院走廊里抽烟，护士说了他两句，他差点把护士站砸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他的手攥紧了扶手，指节更白了。

何运晨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点什么，曹恩齐读不出来。

“所以你觉得，”何运晨说，声音很轻，“他这次的事，不是意外。”

曹恩齐没回答。

他想起刚才那条短信——“故意伤害”。

“你觉得他该判几年？”他反问。

何运晨微微摇了摇头：“曹先生，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他争取最好的结果。至于他该判几年，那是法官要考虑的事。”

“所以你觉得他该减刑。”曹恩齐说，语气里带了点刺。

“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地对待。”何运晨说，目光还是那么温和，“包括他，也包括你。”

曹恩齐愣了一下。

何运晨合上文件夹，看着他：“曹先生，我知道您和您父亲的关系可能不太好。但不管您愿不愿意，在法律上，您是他唯一的直系亲属。有些材料需要您签字，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我不会强迫您对他有什么感情，但希望您能配合我做这些程序上的事情。”

他说得很坦白，甚至有点太坦白。

曹恩齐看了他一会儿，忽然问：“你多大？”

何运晨眨了眨眼：“二十七。”

“二十七。”曹恩齐重复了一遍，“这么年轻，能打赢这种案子？”

何运晨笑了，那笑容很轻，但让他整个人都亮了一下。

“我去年在杭州办过一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子，当事人一审被判无期，二审改判十五年。”他说，“今年年初在北京办过一个诈骗案，涉案金额七百万，最后检察院不起诉。”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还是很温和，没什么炫耀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事实。但曹恩齐听出来了——这个人，看着软，实际上硬得很。

“你杭州的，怎么跑北京来了？”他问。

何运晨推了推眼镜：“我女朋友在北京。”

曹恩齐不知道这个话题该怎么接下去。

何运晨也没让他接，低头翻了翻文件夹，抽出一张纸递过来：“这是授权委托书，需要您签字。您签字之后，我才能正式作为您父亲的辩护人，去检察院阅卷、去法院开庭。”

曹恩齐接过来，看了一眼。

授权委托书上写着他父亲的名字，还有他的。两个名字并排印在一起，像是某种讽刺的联结。

“我签了字，就得负责他的事？”他问。

“您签了字，只是授权我代理这个案子。”何运晨说，“您本人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义务。当然，如果需要您出庭作证，法院可能会传唤您，但那是另一回事。”

曹恩齐沉默了几秒，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笔，在委托人那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曹恩齐。

他写得很快，像是怕自己反悔。

何运晨接过授权委托书，仔细看了看，然后收进文件夹里。

“谢谢。”他说，站起来，“那我就不打扰了。后续有什么进展，我会及时跟您沟通。”

曹恩齐也站起来，送他到玄关。

何运晨换好鞋，直起身，回头看他一眼：“曹先生，有件事我可能不该问，但我还是想问一下。”

曹恩齐挑了挑眉。

“您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何运晨说，“是《致爱丽丝》吗？”

曹恩齐愣住了。

他想起自己下午确实弹过那首曲子，但那时候何运晨还没来。如果何运晨是四点整到的，那——

“我提前到了五分钟，”何运晨笑了笑，像是看出他在想什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时间到了才敲门。您弹得很好听。”

曹恩齐不知道说什么。

何运晨也没等他说话，只是点点头：“曹先生，再见。”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曹恩齐站在玄关，听着外面的电梯声，然后是走廊尽头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

他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茶几上还有何运晨用过的水杯，杯壁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他伸手摸了摸，还是凉的。

那个人一口都没喝。

曹恩齐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个水杯，看着杯壁上那些细小的水珠，看着它们慢慢滑下来，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痕迹。

窗外，北京城的天色暗了下来。三环上的车灯又亮了起来，连成一条发光的河。

他忽然想起何运晨刚才的眼神。

——每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地对待。

包括他父亲。

也包括他。

曹恩齐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那首《致爱丽丝》的旋律，不知道为什么，又在他脑子里响了起来。

不速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