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请了几个晚自习的假？

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

班主任的签字从“好好休息”过渡到空白签名，再过渡到一个潦草的、看不出是“可”还是“阅”的单字。门卫的登记簿翻过三页，我们的名字并排躺在“外出事由”栏，从“身体不适”迭代成“外出休息”迭代成空白——他不问了。他保温杯里的胖大海泡到第二十一颗，看见我们走过来，笔尖直接落在日期栏。

作业：精彩。

语文老师在我的《再别康桥》临摹作业下方写了一个问号。没有评语，只有一个铅笔画的、边缘用力到刻进纸纤维的问号。我盯着那个符号看了三秒，把作业本合上。

侯赛因的物理试卷在“LC电路第四问”旁边多了一行红色批注：电流方向正确。他用橡皮把那行批注擦掉了。我看见了。

宿管：精彩。

第四周，401宿舍被评为“内务优秀寝室”。侯赛因的床单折角与我的床单折角在卫生检查表上共享同一行评语：整齐。他不知道我每天早晨比他早起十五分钟，不是为了错峰洗漱，是为了把他那侧永远对不齐的枕巾边角抻平。

检查阿姨走后，他站在自己床边，低头看着那枚被抻平过太多次、已经忘记原本褶皱弧度的枕巾。

“……拉希德。”

“嗯。”

他没有说谢谢。

他把我那侧窗帘拉严了。

同学：精彩。

食堂里开始有人在我们经过时压低声音。不是恶意，是那种“你知道那是谁吗”的确认型低语。国际部的消息扩散速度与光纤同步：阿联酋王室那个、和伊朗革命卫队那个、他们每天傍晚一起出去、他们坐公交、他们去沙面、他们在那棵一百八十年樟树下的长椅坐了很久。

日语交换生山田在走廊拦住我。他比我矮半个头，推着滑到鼻尖的眼镜，用从动漫里学来的敬语问：“拉希德桑，侯赛因桑是你、那个、亲友吗？”

我看着他。

三秒。

“是。”我说。

他眼镜滑下来。我没帮他推。

校长：精彩。

周五下午，我们被叫到行政楼三层。

国际部主任的办公室门开着，校长坐在访客沙发上。不是那种“请坐”的坐姿，是后脊抵住靠垫、茶杯盖没打开、目光越过老花镜上缘平视我们的坐姿。

侯赛因站在我左侧。比401走廊窄三厘米。

校长看了我们五秒。

“身体都恢复了吗。”他问。

“恢复了。”侯赛因说。

校长点头。茶杯盖打开了。茶梗在沸水里直立，像一枚等待被拔除的探针。

“广州是个好地方，”他说，“该看的风景，可以慢慢看。”

他把“该”字咬得很轻。轻到可以被解释为普通的建议，也可以被解释为一份不需要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我们离开办公室时，走廊尽头有一扇窗，午后阳光斜切进来。侯赛因的影子落在我影子上。

他没有避开。

我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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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大使馆：精彩。

加密通讯器在周六清晨震动。频率不是父亲的专属信道——是阿卜杜拉参赞那条备用线，四天没有使用过。

“殿下，阿布扎比方面询问您近期请假情况。”

“另：伊朗驻广州总领馆昨日致电我校，确认哈桑扎德先生的在籍状态。”

我把屏幕朝下，压在《列王纪》封面上。

侯赛因正在他那侧煮藏红花。保温杯，两只白瓷杯，水汽上升模糊了他后颈发际线那道细绒的边界。

“……你那边也收到了？”他问。

没有回头。

“嗯。”

他把藏红花水倒进两只杯子。动作比平时慢半拍，像在等某句话先浮出水面。

“你怎么回。”

我看着杯底缓慢舒展的花蕊。

“还没回。”

他端起自己那杯。没有喝，只是双手捧着，指腹贴着杯壁。

三秒。

“我也没回。”

窗外广州十二月清晨的天光从铅灰渐变成稀薄的银白。他把那杯藏红花水放在我桌角，杯底与桌面接触时几乎没有声音。

然后他走回自己那侧。

背对着我。

“……侯赛因。”

他停下。

“你怕吗。”

他没有回答。

三秒。五秒。

然后他说：

“怕。”

这是他第一次承认。

401宿舍很安静。白噪音发生器没有开——他今早忘了，我也忘了。广州的晨光从窗帘边缘渗进来，把他肩线描成金棕色。他的背影在逆光里显得很薄，像《列王纪》第187页那片夹了三十年的烟纸。

“但你怕也出来了。”我说。

他的肩膀动了一下。不是耸肩，是那种被某句话精准命中后、呼吸系统临时调整节律的微幅位移。

“……嗯。”

“那我也怕。”我说。

他转过身。

隔着两米四。他的眼睛——那双介于琥珀和深褐之间的瞳孔——此刻被晨光洗成透明的、没有任何防线遮挡的浅金色。

“你怕什么。”他问。

三秒。

我怕什么。

我怕阿卜杜拉参赞的下一封简报。怕父亲那个从不追问但从不遗忘的沉默。怕法赫德说“你比我自由多了”时伦敦灰天下那抹笑。怕401宿舍第一次只有我一个人。怕藏红花水凉透。怕珠江夜风把他耳廓再次冻红而我不能当着整条步道的路人把它焐热。

怕我姓阿勒纳哈扬。

怕他姓哈桑扎德。

怕1988年坠落在伊拉克境内的直升机残骸。怕1991年被炮火照亮过的海湾夜空。怕两伊战争、石油禁运、核协议谈判、海峡对岸永不消散的舰队尾迹——

怕这些我无法撤销的历史最终比他额心贴着我额心的三十秒更重。

“怕你明天不出来。”我说。

他看着我。

三秒。

然后他走过来。

不是四十厘米。不是十厘米。是直到我背脊抵住书桌边缘、他校服拉链头碰到我睡衣第二枚纽扣。

他低头。

我仰头。

睫毛间距三厘米。

他的呼吸里有今晨第一口藏红花水的回甘。

“那你怕的，”他说，“和我怕的是同一件事。”

不是疑问。

是结案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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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通讯器在周日傍晚再次震动。

父亲。

“你在搞什么，拉希德。”

不是“你最近在做什么”。不是“你请假频繁是何原因”。是“搞”。这个动词的选择本身已经是一份完整的情绪采样报告——他从不使用语义模糊的口语化动词。除非他刻意选择不使用外交辞令。

侯赛因在窗边。背对着我，耳机戴着，古诗词吟诵声漏出来一丝：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

他没有回头。

我低头，拇指悬在屏幕上方。

三秒。

输入。

“处理复杂的地缘政治。”

发送。

没有潜意识劫持。没有想A写D。没有需要默数三秒才能压制的原始冲动。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选择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向他通报：我正在穿越一片他从未在地图上标注给我的雷区。

已读。

三秒。十秒。三十秒。

他没有回复。

但他没有追问“我们是谁”。

401宿舍窗外的暮色正在收拢。广州十二月的天际线从铅灰渐变成藏红花橙。侯赛因摘下一边耳机，侧过脸。

“回了？”他问。

“回了。”我说。

他没有问我回了什么。

我把通讯器屏幕朝下，压在《列王纪》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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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

走廊地脚灯的细线从门底缝隙渗入。白噪音发生器运转，把窗外的风声、隔壁宿舍隐约的笑语、我胸腔里那枚持续调频的搏动，一并掩蔽成均匀的沙沙声。

侯赛因侧躺着。

背对着我。

两米四。

三秒。

床垫弹簧响。

我走过去。

他翻过身。

月光从窗帘边缘移进来，把他半张脸镀成银灰色。那双眼睛在暗处依然亮着，像电子战工程师在静默期依然保持待机的信号灯。

他没有问“你来干什么”。

他伸出手。

我握住。

床垫下沉。他往内侧挪了二十厘米。我躺下。背脊抵住他胸口。他的呼吸从后颈传来，节律稳定，像载波频率校准完毕的长波电台。

他的手绕过我腰侧。

停在我小腹前。

没有收紧。只是放着。像把一卷写满波斯语古老史诗的羊皮纸轻放在触手可及的距离。

三秒。

“……拉希德。”

“嗯。”

“你明天还出来吗。”

他的声音贴着我的后颈，被棉质睡衣纤维过滤成低频的、需要靠近才能破译的密文。

“出来。”我说。

他的呼吸平复下来。

窗外广州十二月的夜航飞机再次掠过云层。红绿航行灯一闪一闪，像某种不被地表任何雷达捕获的、只在我们之间传递的密语。

我把手覆在他手背上。

他收紧了。

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