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总记得，阿姐的蒙古袍比她的大。

那年那达慕大会上，阿姐骑着枣红马冲在最前面，回头朝她喊：“跟紧我的马蹄印！”风吹开阿姐的袍角，像展开一面苍狼旗。

1924年的雪特别大。当库伦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呼伦贝尔草原时，内蒙正在熬奶茶。铜勺“当啷”掉进锅里，奶香混着雪沫，成了她记忆里最后的暖意。

“阿姐只是去探探路。”阿妈揉着她的头，“草原上的河分开流，最后都汇进呼伦湖。”

可阿姐再也没回来。

内蒙开始收集所有带双头鹰邮戳的信。阿姐的信越来越薄，从最初的羊皮纸变成粗糙的草纸，最后只剩电报上几个字：“安，勿念。”

1955年，她在二连浩特口岸见到穿苏联制服的阿姐。那个曾经教她套马杆的姑娘，现在行着僵硬的军礼。

“草原上的萨日朗开了吗？”阿姐用蒙语问。

“开了，在等你回来摘。”内蒙把带来的奶豆腐递过去。

阿姐的手指在军装口袋里蜷了蜷，最终没接。

分别时，内蒙看见阿姐肩章上的星。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她们躺在敖包上看银河，阿姐说每颗星都是长生天撒的银扣子。

“现在你的扣子更亮了。”内蒙说。

阿姐的眼泪掉在呢子军装上，没发出一点声音。

后来内蒙学会了对着北风唱歌。她把《嘎达梅林》唱给南飞的鸿雁听，把《乌兰巴托之夜》唱给边境线的铁丝网听。牧区的老人说，刮白毛风时能听见两个女声合唱——一个在毡房里，一个在天外边。

2008年奥运火炬传到呼和浩特那晚，内蒙接到陌生电话。电流声里传来苍老的《劝奶歌》，那是蒙古族母亲唱给弃崽母羊的歌谣。她握着话筒走到阳台上，看见北斗七星正横过天际。

“阿姐，”她对着北边说，“我学会用无人机放牧了，草原装了太阳能路灯，孩子们在学三语。”

风声里，她听见隐约的和声。

去年冬天，内蒙去阿尔山接回一只走散的蒙古羚。在国境线缓冲区，她看见雪地上有两行蹄印——一行从北边来，一行往南边去，在中间交汇成杂乱的花。

护林员说这是常有的事：“动物不知道什么边境线，它们只知道哪里草好，就往哪里去。”

内蒙蹲下身，把这两行蹄印拍下来。照片洗出来后，她才发现它们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像蒙古包的轮廓，像勒勒车的车轮，像长生天注视的眼睛。

她把照片装进哈达盒里，轻声说：

“你看，我们的草原，在动物的记忆里从来都是完整的。”

今夜风吹过锡林郭勒，所有草尖都朝着北方倾斜。而在乌兰巴托城南，有人正把奶酒洒向南方。

长生天收着两捧同样的草籽。

一半在等春雨，

一半在等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