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陈帆蹲在厂区后面的草丛里，已经四十分钟了。

八月的皖北，下午三点的太阳正毒。狗尾巴草被晒得卷了边，车前草的叶子软塌塌铺在地上。他的背心湿透了，贴在脊梁骨上，汗珠从额头滑下来，滴进眼睛里。他没擦。

他在听。

草丛深处有一种细微的振动——不是蝉鸣，蝉鸣太响、太远；不是纺织娘，纺织娘要等天黑。那是蟋蟀。

他认得这只。

三号车间的废料堆边上，狗尾巴草最密的那一丛。他已经来蹲了四天。第一天只看见影子，金色，在草叶下一闪就没了。第二天他找到洞口，手指粗，斜向下，用草茎探了探，有东西往里缩。第三天他带来半块馒头，捏碎了撒在洞口，今早去看，少了三粒。

第四天，他决定把它请出来。

他屏住呼吸，右手慢慢伸出去。草叶划在小臂上，留下一道道细白的印子，很快又红了。他的手指悬在洞口上方三寸，等那只蟋蟀探出触须。

一、二、三、四、五。

触须。先是左边那根，细长，棕黄色，轻轻摆动；然后是右边那根，对称的，像两根钓鱼线在水面试探。接着是头。金色的头，在正午的阳光下亮得像一颗炒焦的南瓜子。

陈帆没有动。

蟋蟀又往前爬了半步，整个身体暴露在洞口。翅膀收着，后腿蜷曲，六只脚交替向前。它不知道头顶有一只手，不知道这只手的主人已经等了一百四十七分钟——昨天的四十二分钟，前天的三十五分钟，大前天的二十八分钟，加上今天。

手落下。

不是抓，是扣。手掌弓成罩子，指尖压进松软的泥土里。蟋蟀在他掌心跳了两下，触须疯狂扫动，后腿蹬他掌心的肉。痒，但他没有松开。

他低头，从缝隙里往里看。黑暗里，那对复眼闪着细碎的光。

“逮到了。”他轻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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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火柴盒是提前准备好的。

友谊牌，正面印着一只长颈鹿，火柴已经倒出来，散在裤兜里。他把蟋蟀小心地滑进盒子，合上三分之一，往里吹一口气。潮湿的、带着咸味的气息灌进去，蟋蟀往深处缩了缩。

他盖上盒子。

站起身时，膝盖咔嚓响了一声。蹲太久了。他把火柴盒托在掌心，凑近看，看盒子的缝隙，看长颈鹿的花纹，看那个小小的、移动的金色影子。

厂区广播响了。下班铃。1990年8月17日，下午五点半。

他把火柴盒装进衬衣口袋，扣上扣子，往家跑。

家属院在三号门外面，灰砖楼，四层，他家在三楼。他跑过工具库，跑过翻砂车间，跑过那棵泡桐树——树荫下几个退休工人在下象棋，有人喊他：“小帆，跑什么？”

他没停。

跑上三楼时，他慢下来。门开着，母亲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他换了鞋，没有去厨房，直接走到自己房间门口。

父亲还没下班。

他把火柴盒放在床头柜上，对着窗口，让夕照能照进来。他搬了小板凳，坐在床边，看着那个盒子。

里面没有声音。

他等了一会儿，轻轻拉开一条缝。金色还在，伏着，一动不动。

“你累了。”他说，“我也是。”

他把火柴盒推进抽屉，关上。

父亲回来时天已经黑了。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又关上。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洗手吃饭。”

陈帆已经坐在饭桌前。

父亲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蓝工装，袖口挽着，小臂上有机油的痕迹。他看了陈帆一眼，没说话，拿起筷子。

“今天厂里怎么说？”母亲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

“没什么。”父亲说。

沉默。筷子碰碗的声音。陈帆低头扒饭，一粒一粒数。他口袋里的火柴盒硌着大腿。

饭后，父亲进工作间了。

工作间是阳台改的，四平米不到，堆着示波器、万用表、信号发生器，还有几箱拆了一半的旧设备。父亲拉亮那盏台灯——灯罩是自制的，用白铁皮弯成筒状，灯座是木头的，边缘磨圆了。

陈帆站在门口。

父亲背对着他，在调试那台示波器。屏幕亮了，绿色的光迹从左向右扫，一明一暗。他把探头接到信号发生器上，调整旋钮，波形变密，又变疏。

“爸。”

“嗯。”

陈帆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

他把盒子放在工作台边缘，离父亲的手不远。

父亲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蟋蟀。”陈帆说，“金色的。”

父亲放下探头，转过身。

他把火柴盒拿起来，凑近灯光，眯着眼睛往里看。陈帆踮起脚，和他一起看。

那只蟋蟀在角落里，触须轻轻摆动。

父亲看了一会儿。

“在哪里捉的？”

“废料堆后面。”

“三号车间那个？”

“嗯。”

父亲把火柴盒放回工作台。

“养得活吗？”他问。

“养得活。”陈帆说，“我天天喂它。”

父亲点点头。

他没有再说什么。他转回去，继续调示波器。

陈帆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爸。”他又叫了一声。

父亲没回头。

“嗯。”

“它的叫声，”陈帆说，“很响。”

父亲的手在旋钮上停了一下。

“比别的都响。”陈帆说。

沉默。

窗外传来厂区锅炉房的排气声，嘶——很长，像叹息。

父亲把手收回来。

“好。”他说，“是只好蟋蟀。”

陈帆把火柴盒收进口袋。

他走回自己房间，关上门，坐在床边。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

他把火柴盒拿出来，放在枕头边。

那一夜，他没有听见蟋蟀叫。

也许叫了，他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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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帆给蟋蟀取了一个名字。

叫“金琵琶”。

不是因为它长得像琵琶。他没见过琵琶，只在课本插图里看过，弯的，有弦。他想，金色，弯的，就叫金琵琶。

他把这个名字写在一张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塞进火柴盒。字迹歪扭，铅笔，擦了好几遍。

第二天早上，他把火柴盒打开一条缝，往里放了一粒米饭。

“金琵琶，”他说，“吃饭。”

蟋蟀没有动。它伏在火柴盒一角，触须低垂。

陈帆把米饭拨近一点。

“你吃啊。”

蟋蟀仍然没有动。

他等了三分钟，关上盒子，塞进口袋。

上学路上，他每隔一段路就掏出来看一眼。米饭还在，蟋蟀还在。

第三节课下课，他再去掏。

米饭不见了。

他打开盒盖，往里看。蟋蟀的口器在动，触须微微扬起。

他笑了。

“好吃吗？”他问。

蟋蟀没有回答。它转过身，往盒底爬了一步。

陈帆把盒子装好，放回衬衣口袋，扣上扣子。

下午第二节课，他的手一直捂着那个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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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琵琶活了十三天。

第十三天的早晨，陈帆打开火柴盒，它侧躺在角落里，六只脚蜷缩起来，触须不再摆动。

他摇了摇盒子。

没有动。

他用手指轻轻拨了拨它的后腿。

僵硬了。

他把盒子合上，塞进口袋，去上学。

那天他上了四节课，一句话也没说。老师在讲台上念课文，他的右手一直捂着那个口袋。

放学后，他回到家，把火柴盒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

他坐在床边，看着那个盒子，看了很久。

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还没下班。

他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

“妈。”

母亲正在切菜，刀刃落进案板，笃，笃，笃。

“嗯。”

“我的蟋蟀……”

他停住了。

母亲没有回头。

“怎么了？”

他站在那里。

“死了。”他说。

笃，笃，笃。

刀还在切。

“死了就扔了。”母亲说。

他没有说话。

他转身走回自己房间。

他把火柴盒打开，金琵琶还是那个姿势，侧躺，六只脚蜷缩。他用手指把它拨到盒盖边缘。

它很轻。比活着的时候轻。

他把盒盖合上。

他没有扔。

他把火柴盒放进了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和旧作业本、断掉的圆珠笔、没电池的玩具车放在一起。

关上抽屉。

那天晚饭，他吃了两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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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陈帆没有告诉父亲金琵琶死了。

父亲每天下班，进工作间，修机器，调试示波器。陈帆有时候站在门口，看那道绿色的波形来回扫。父亲不说话，他也不说话。

他以为父亲不知道。

1990年9月12日，星期四。

父亲下班比平时早。他进门时陈帆正在写作业。

“小帆。”

陈帆抬起头。

父亲站在门口。他的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铁皮的。

陈帆接过来。

是一只蟋蟀。铁皮的。

大小和真蟋蟀差不多，外壳喷成铜色，腹部有一条发条钥匙。他拧了三圈半。

咔嗒，咔嗒，咔嗒。

铁皮翅膀振动，玩具向前跳了一小步。

不是真蟋蟀那种跳跃。是机械的、迟钝的、齿轮驱动的跳动。

他又拧了三圈。

咔嗒，咔嗒，咔嗒。

它又跳了一步。

“不会死。”父亲说。

陈帆看着那只铁皮蟋蟀。

它不会死。

也不会叫。

它的声音是齿轮的摩擦声，不是翅膀的振动声。

它不唱歌，它发条。

“谢谢爸。”他说。

父亲点点头。

他转身走回工作间。

陈帆坐在书桌前，拧发条，看着它跳。从桌角跳到笔筒边，从笔筒边跳到墨水瓶旁。齿轮的声音单调、规律、永不停息——只要他记得拧。

他玩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发条断了。

他拧下去的时候，手上突然没了阻力。咔嗒一声之后，是空转。他把发条又拧了三圈，铁皮蟋蟀没有动。

他把外壳撬开。

里面是齿轮。

一个大的，几个小的，环环相扣。最大的那个齿磨损了，边缘缺了一角。

他试图用手拨动齿轮。

大的转，小的跟着转。但转到缺口的地方，就卡住了。

他把外壳合上。

第二天，他把铁皮蟋蟀放在父亲的工作台上。

“爸。”

父亲拿起来，看了看。

他拧发条。

空转。

他拆开外壳，看里面的齿轮。

他看了很久。

陈帆站在旁边。

“能修吗？”他问。

父亲没有说话。

他把齿轮翻过来，对着灯光，眯眼看那个缺口。他用镊子拨了拨，缺口边缘掉下一点金属粉末。

“难修。”他说。

陈帆没有说话。

他把铁皮蟋蟀放在工作台抽屉里。

和那台1982年的示波器说明书、罗师傅传给他的螺丝刀、1979年第一次独立维修成功的机床零件，放在一起。

陈帆没有问“什么时候能修好”。

父亲也没有说“我会修”。

抽屉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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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90年10月13日，星期六。

陈牧从安庆一中回来。

他十七岁，高二，瘦，戴眼镜，背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包里除了换洗衣服和课本，还有一台录音机。

熊猫L-02，单声道，外接麦克风。同学借给他的，下周要还。

晚饭后，父亲进工作间了。

陈牧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茶几上。

母亲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声哗哗响。陈帆在自己房间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沙。

陈牧把麦克风插进录音机。

他不知道要录什么。

他按下录音键。

红色指示灯亮了。

磁带转动。

沙沙沙沙沙沙——

他录下了母亲洗碗的声音。水龙头的声音，碗碟碰撞的声音，抹布擦过瓷盘的声音。

他录下了父亲工作间的声音。示波器的蜂鸣，旋钮转动的咔嗒，偶尔一声轻咳。

他录下了陈帆房间的声音。铅笔在纸上移动，翻书页，椅子挪动。

他录下了窗外的声音。厂区广播的晚间节目，一个女声在念天气预报，“……明日晴转多云，最高气温二十四度……”

他录下了自己的呼吸。

三分钟。

磁带走到头，录音键弹起来。

他把磁带取出来，翻过来，放进去。

按下录音键。

又录了三分钟。

六分钟。

他不知道自己在录什么。

但那天晚上，他把磁带装进塑料盒，用圆珠笔在标签上写了一行字：

“1990.10.13/家”

他把这盒磁带放进抽屉。

和旧作业本、断掉的圆珠笔、没电池的玩具车，还有那只死去的金琵琶，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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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990年11月。

厂里开始传“优化组合”。

陈帆听不懂这些词。他只知道，父亲加班的次数变多了，回家的时间变晚了，吃饭时话更少了。

母亲有一天晚上问父亲：“厂里怎么说？”

父亲说：“没怎么说。”

母亲没有再问。

陈帆躺在自己床上，隔着两道门，听见示波器的蜂鸣。

他想起那只铁皮蟋蟀。

还在父亲的工作台抽屉里，和那些他看不懂的工具放在一起。

他不知道父亲有没有试着修过。

他也没有问。

1990年12月31日。

陈牧回学校了。母亲在厨房炸丸子，油锅滋啦滋啦响。父亲在阳台工作间，示波器亮着。

陈帆坐在自己房间，把那盒友谊火柴盒从抽屉里拿出来。

空的。

金琵琶不在里面了。

他在火柴盒底部垫了一层新的草叶——干的，秋天草场收的，他一直留着。

他把盒盖合上。

放回抽屉。

1991年1月1日凌晨。

他躺在床上，听见远处零星的鞭炮声。

1990年过去了。

他十岁。

他不知道那只铁皮蟋蟀会在父亲的抽屉里躺五年。

他不知道五年后的夏天，父亲会用那只破损的铁皮蟋蟀、一张自己画的电路图、一个午餐肉罐头盒，做出另一只不会死的蟋蟀。

他不知道那只电子蟋蟀会活三十年。

三十年里，它会修三次。

1998年，他第一次修它。

2008年，他第二次修它。

2024年，他第三次修它。

2024年那次，他用的电烙铁是父亲1985年买的。

他握着那只三十九年前的电烙铁，手心出汗。

手柄上的橡胶已经老化了，发黏，沾着灰。

但烙铁头还是热的。

和1995年那个夏天一样热。

他焊好最后一个焊点，装回电池，摇了一下。

电子蟋蟀响了。

声音嘶哑，断断续续。

但它响了。

他把罐头盒放在父亲的工作台上。

父亲没有说话。

他拿起来，摇了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他摇了很久。

就像三十年前，他拧那只铁皮蟋蟀的发条一样。

一圈，两圈，三圈半。

齿轮转动。

咔嗒，咔嗒，咔嗒。

那是1990年。

那是2024年。

那是一只蟋蟀从生到死，又从死里复活的时间。

铁皮蟋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