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若菀留在宫中的第四个月,庆王的病又重了几分。
他的咳嗽从入冬后就一直没停过,起初只是偶尔几声,像是被风呛着了,后来渐渐成了习惯,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盘踞在他肺腑深处,夜夜不停地凿。太医院换了三套方子,从温补到猛药,试了个遍,没有一套能止住。他倒是不急,每日照常批折、召见大臣、处理朝政。只是批着批着会忽然停下,用手抵住唇,低低地咳一阵,缓过来,又继续写。
姜若菀没有劝他歇息。她知道劝不动,也知道他不想被人当作病人来对待。她只是每日清晨端药进去,放在他案头,然后退到一旁,替他磨墨。有时候他批到一半,抬起头,看见她站在窗边,逆着光,影子拉得很长。他问:“你在看什么?”她说:“看雪。”他便不再问。
有一回大雪封门,内外寂静,宫中少有的安宁。庆王批完最后一道奏折,搁下朱笔,忽然开口:“你回来这么久,一次也没有叫过朕的名字。”姜若菀正在添炭火,闻言顿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只是淡淡道:“你也没叫过我的。”
“朕叫不出口。”他说,“朕怕一叫出口,你又要走了。”她将炭火拨了拨,火光跳了一下,映在她的侧脸上,又暗了下去。“我不会走的。”她说,“至少现在不会。”
他没有追问“现在”是什么意思。他老了,老到开始害怕答案,也开始学会珍惜那些还没有说破的话。
姜若菀在宫里住得久了,渐渐摸清了一些事。庆王的病不是一日两日积下的,是日积月累的。十年前那一场大乱,他赢了天下,输了自己。登基后的头几年他几乎不睡觉,日夜批奏折、召见大臣,像一只不肯停下来的陀螺。后来他歇了,病了,可心没有歇下来。她经常在深夜路过御书房时看见里面的灯还亮着,他一个人坐在案前,面前摊着地图,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
有一次她推门进去,他听见声音抬起头,眼眶微微泛红。她以为他哭了,走近了才发现是烛火熏的。他看见她,有些尴尬地别过脸:“朕没有睡意,便坐坐。”她走过去,将他面前的凉茶换了一杯热的。“你睡不着,是因为你在怕。”她说。他没有否认。
“怕什么?”她问。他沉默了很久,说:“怕朕这一生,到头来什么都没有留下。”她看着他,想起很久以前,他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在春日宴上挡住她的去路,笑着说:“表妹,你走错路了。”那时候她不知道,他会用一生去证明自己没有走错。
可谁对谁错呢?她站到他面前,将热茶推近他的指尖:“茶快凉了。”他低头看了看,端起来喝了一口,忽然说:“朕这一生,做错的事比做对的多。可朕不后悔。”
她没接话,只回身将烛火拨亮了些许。过了很久,她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轻声道:“阿依洛临死前问我,跳下去的时候后不后悔。我跟他说,后悔,后悔没有早一点跳。”庆王端茶的手顿住了,久到茶水变凉,久到烛火剪了一回又一回。
那个名字像一枚锈迹斑斑的钉子,硌在两个人的喉间,谁也没有再把它拔出来。窗外,不知名的鸟在雪地上踱步,留下一串细碎的爪印。她看着那串印记,忽然觉得,人和鸟也差不多——走过了,雪一落,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正月,太医院的方子彻底失效了。庆王的咳嗽变成了一种深沉的、从胸腔深处翻涌上来的嘶鸣,带着让人不安的杂音,像一柄钝刀在缓缓磨着一块石头。姜若菀让人从太医院取回了所有的药方和脉案,一张一张翻过去。字迹工整,记录详尽,每一笔都写着他如何一天一天走向尽头。
她在那些纸张中间发现了一个细节——其中一味药引被太医院反复剔除又反复加上,每次都批注着“暂缺”。那是一味据说产自极北之地的草药,罕见至极,但并非绝迹。她找了几个可靠的人去打探,得出的结论是:那味药在京城早就断货了,但南边还有人能弄到。
她没有犹豫太久,便让阿二——那个她以为已经不在了的人,却在上一轮世界修正后以全新面貌再度出现——南下取药。
庆王知道这件事,没有阻止,也没有道谢。他只是在她将要出发的前夜,问她:“若那药也没有用,你怎么办?”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那就换别的药。总有办法的。”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只信自己。”她笑了一下:“我现在也信自己。只是信得多了,开始有点信别的东西了。”他问:“信什么?”她想了想,说:“信天意。信那些我改不了的,总会有人替我改。”
她没有再多说,推门走了出去。夜风灌进来,吹动案上的纸张,哗啦啦地响。庆王坐在原地,看着那扇重新合上的门,很长时间没有动。他忽然想起她十几岁时的样子——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衣裳,站在春天的阳光里,谁也不看。那时候她眼睛里有一团火,恨不得烧了这世间所有不公平的事。如今那团火灭了,却留下了一层说不清的光,不那么烫,却暖得让人不敢靠太近。
他低下头,继续批奏折。窗外,雪又开始下了,一片一片,落在紫微宫的琉璃瓦上,悄无声息。
姜若菀走出偏殿,在廊下站了一会儿,伸手接了一片雪。雪花在她掌心化成一滴水,凉凉的。她低头看着那滴水,看了很久,像是在等它重新凝结,又像是在等它什么也不剩。然后她松开手,转身走了。身后那滴水落在青砖上,很快就不见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