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县衙的海棠开了十五年。
我站在廊下,看着苏小满蹲在石阶上吃面。青瓷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葱花撒得像星子,她吃得急,嘴角沾着汤汁,像只偷腥的猫。风掀起她的裙角,露出里面打着补丁的衬裤——这是她当县夫人的第十五年,珠钗换了金的,衣裳缀了绣,却改不了蹲着吃饭的习惯。
“老爷又看傻了。”贴身的小厮明儿在身后偷笑,“夫人说,您每天得看够三回,不然夜里睡不安稳。”
我收回目光,摸着鬓角新添的白发。这是用艾草汁染的,每日辰时梳发时,得仔细调整灰度,确保比上月深三分——柳青辞今年该四十了,总不能还像个青壮小伙。
十五年前,我用八抬大轿娶她进门。她穿着红嫁衣,坐在轿里,一路把鞋蹭掉了三次。拜堂时,她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拜完天地,偷偷在我耳边说:“这红盖头,真沉。”
那时的县衙还是座破院子,墙皮掉得像麻子,后院的井总泛着腥气。她挽着袖子,带着仆妇们糊窗纸、补屋顶,把库房里发霉的旧卷宗搬出来晒太阳,说“日子得像模像样才叫日子”。
我开始学着当县令。
升堂时,我模仿前任老官的腔调,拍惊堂木得用三成力——太重了像作威,太轻了不像样。遇着邻里纠纷,就想起杏花村张大娘劝架的模样,先给双方递碗热茶,听他们把牢骚倒完,再慢慢说理。苏小满总在屏风后听着,散堂后塞给我块点心:“刚才那婆子明显在撒谎,你咋不戳穿?”
“她儿子偷了东西,若是揭穿,这家人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我咬着点心,是她做的南瓜饼,甜得正好,“罚他修三个月路,既受了教训,又保了脸面。”
她看着我,突然笑了:“柳青辞,你越来越像个官了。”
可我知道,我只是越来越像“柳青辞”。
她生下长子时,我守在产房外,听见婴儿啼哭的瞬间,按照医书里写的“狂喜”,原地转了三圈,差点撞翻药箱。稳婆把孩子抱出来,说“是个带把的”,我接过时,那小肉团攥着我的手指,力气大得惊人。苏小满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却笑着说:“像你,眉骨高。”
我学着抱孩子,手腕僵硬得像块木头,她就握着我的手,教我“要托着屁股,不然他会哭”。夜里孩子闹觉,她总把我踹醒:“你是爹,得学着哄。”我便抱着孩子在屋里踱步,念《三字经》,念到“为人子”时,那小肉团竟真的不哭了。
后来又添了次子和女儿,院子里渐渐挤满了笑声。我教他们读书,看着他们从歪歪扭扭写“人”字,到能背整篇《离骚》。女儿像她,眼睛亮,性子烈,总爱抢哥哥的笔墨,说“女子也能考功名”。
“随她去。”苏小满一边纳鞋底,一边看女儿在宣纸上涂鸦,“咱不裹脚,不逼嫁,她想干啥就干啥。”
我看着她们母女,突然觉得这具身体的胸口有点发闷。不是表演的“感动”,是种实实在在的沉。
为了演好“衰老”,我花了三年时间调整。
眼角的皱纹得用细针挑出浅痕,再抹上特制的药膏,确保笑起来时纹路自然;腰背每日要绑着薄木板,走路时微微前倾,像常年伏案的读书人;连咳嗽都练了无数次——晨起咳三声,声音要沙哑,却不能太用力,得像有陈年的痨病,又不至于让人担心。
“你这咳嗽,听着真揪心。”苏小满替我捶背,力道不轻不重,“明儿让张郎中再来看看。”
“老毛病了,过了这阵子就好。”我按住她的手,她的指腹依旧粗糙,却比年轻时多了些软肉,“当年在山涧受的寒,根治不了。”
她没再问,只是把我的棉袍又加厚了一层,里子缝满了艾草,说“能驱寒”。我知道,她其实什么都懂。长子换牙时,我不小心被他撞掉了颗牙,第二天就用牛骨刻了颗新的换上,她看见时,只是默默把那截“牙”扔进灶膛,说“碎骨头招老鼠”。
第一次失误,在女儿出嫁那天。
她嫁的是邻县的一个秀才,温吞老实,上门提亲时,紧张得把茶洒在衣襟上。女儿红着脸说“我愿意”,我按照“嫁女的伤感”,背过身抹了把眼睛,却真的有湿意。
送亲的队伍走后,院子里突然空得厉害。我坐在书房,看着女儿小时候涂鸦的宣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爹是大笨蛋”。月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砚台上,墨汁结了层薄冰。
不知坐了多久,门被轻轻推开。苏小满端着碗热汤进来,雾气模糊了她的眉眼。
“舍不得?”她把汤放在我面前,是姜枣汤,暖得烫嘴。
我点头,刚想说“女大不中留”,却发现喉咙发紧,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往下淌,擦都擦不及。这不是表演——那具身体的泪腺像失控的闸门,滚烫的,带着咸涩,滴在宣纸上,晕开了“笨蛋”两个字。
“看你这点出息。”她笑着替我擦泪,指尖的温度烫得我一哆嗦,“又不是不回来了,哭啥?”
我攥着她的手,说不出话。这是第一次,“柳青辞”的情绪挣脱了控制,像脱缰的马,在空荡荡的胸腔里狂奔。
从那以后,我常常出错。
吃她做的荠菜团子时,会突然愣住,想起山涧里那半本《论语》;听儿子讲官场趣闻时,会走神,想起苏小满辫子上的小黄花;甚至在升堂时,看着堂下跪着的百姓,会突然想起杏花村的田埂,想起她蹲在地里拔草的样子。
她的身体渐渐差了。
起初只是咳嗽,后来走几步路就喘。请来的郎中摇头,说“是积劳成疾,得慢慢养”。我把书房搬到她的卧房隔壁,夜里听见她咳,就披衣过去,替她拍背,喂她喝药。药很苦,她却皱着眉往下咽,说“我得好好活着,看孙子娶媳妇”。
一个雪夜,她咳得厉害,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
“柳青辞,”她的声音很轻,像风中的棉絮,“你这辈子,有没有一时半刻,是真的?”
我看着她的脸。皱纹爬上了眼角,头发白了大半,却依旧好看,尤其是眼睛,亮得像年轻时那潭山涧水。
“每一刻都是真的。”我说。
这是我演过最完美的谎言,也是最真实的话。对柳青辞来说,每一刻的温柔,每一刻的牵挂,都是真的。
她笑了,像朵慢慢绽开的菊花。“我就知道……”她说着,头歪在枕上,睡着了。
窗外的海棠落了雪,压得枝桠弯弯的,像个不胜重负的叹息。我替她掖好被角,摸着她粗糙的手,突然明白,这场戏,早就分不清谁在演,谁在看了。
或许,从她把麦芽糖塞进我嘴里的那一刻起,柳青辞就不再是我捏造的皮囊,而成了真真正正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