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那天,广州下了暴雨。
沈潮生走出考场,看见校门口挤满了伞,像一片移动的蘑菇。他没有带伞,站在屋檐下等雨停,手机在裤袋里震动,是班级群的祝贺消息,刷屏一样往上滚。
他没有看。他看着雨幕里模糊的人影,想起三年前那个回南天,陆岸站在窗外,用袖子擦他面前的玻璃。雾气散了,芒果树秃着枝桠。陆岸说:"清楚多了。"
后来那棵树被锯掉了。后来陆岸真的去了北京。
沈潮生查过北京的天气。干燥,少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没有回南天,墙壁不会渗水,衣服不会发霉,人也不会在潮湿的空气里失眠,想起另一个人的呼吸。
他以为自己会松一口气。
成绩出来,沈潮生压线进中大临床。母亲在电话里哭了,父亲说要摆酒,他听着,看着窗外——七月,广州最热的季节,但玻璃上没有雾气,没有用手指写字的人。
他给陆岸发过一条短信。在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编辑了很久,最后只发了一句:"我考上了。"
陆岸没有回。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第七天,沈潮生打开体育大学的官网,在录取名单里找到陆岸的名字。专项成绩第一,文化成绩过线,括号里写着"运动训练专业"。
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直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黑屏上倒映着他的脸,和初三那年一样,睫毛很长,眼睛很静,像一潭死水。
他把手机翻过来,背面贴着一颗糖。橘子味的,包装纸已经脆了,是高二那年陆岸塞给他的那颗。他一直没吃,或者说,他一直没舍得吃。
八月,沈潮生去了北京。不是去找陆岸,是去参加中大的新生夏令营,提前熟悉环境。但他买了提前三天的票,在体育大学附近的快捷酒店住了两晚。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想"偶遇",也许是想确认陆岸真的在那里,也许只是想看看北京的天——是不是真的那么蓝,蓝得让人忘记潮湿。
他没见过陆岸。体育大学门禁很严,他站在马路对面,看着进出的人群,穿着运动服的,背着球拍的,晒得黝黑的。没有一个像陆岸。
第三天的傍晚,他去了天安门。人很多,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降旗仪式,忽然收到一条短信。陌生号码,只有三个字:"回头看。"
沈潮生猛地转身。身后是攒动的人头,是举着的手机,是陌生人的脸。他踮起脚,在人群里搜寻,心跳快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没有。没有陆岸。
短信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骗你的。我在训练。"
沈潮生站在原地,降旗的音乐声里,他忽然觉得喘不过气。北京的天确实很蓝,晚霞是橘红色的,像那颗糖的包装纸。他低头打字,手指在抖:"你怎么知道我在北京?"
"猜的。"
"为什么骗我?"
"想看看你会不会回头。"
沈潮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他想问"你在哪",想问"能见一面吗",想打一串省略号,像某种无声的抗议。但最后他只发了一个字:"哦。"
陆岸没有再回。那天晚上,沈潮生坐在酒店房间的床上,把那颗糖从手机背面撕下来。胶粘得太久,包装纸破了一个角,橘子味的香气漏出来,很淡,像某种过期的东西。
他剥开糖,放进嘴里。甜,然后是酸,然后是一种奇怪的涩,像咬到了橘子白色的筋络。他含着那颗糖,直到它完全化掉,直到嘴里只剩下金属般的余味。
他在日记本上写:"北京没有回南天。"
然后把本子合上,塞进行李箱最底层。那个本子已经写了一半,全是关于陆岸的,但他决定不再写了。
大学四年,他们见过三次。
第一次是大二寒假,高中同学聚会。陆岸迟到了,推门进来的时候,沈潮生正被灌酒,脸已经红了。他抬头,和陆岸的目光撞上,陆岸笑了一下,像看见老朋友,又像看见陌生人。
"好久不见。"陆岸说,坐在他对面,隔着一张旋转餐桌。
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沈潮生喝了七杯啤酒,陆岸喝了三杯白开水——他说运动员不能喝酒。他们没说话,直到散场,在饭店门口等出租车,陆岸忽然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纸巾。
"擦擦。"陆岸说,"脸上有油。"
沈潮生接过纸巾,没擦。他看着陆岸,看着那张被北京的风吹得干燥的脸,忽然问:"你为什么换号码?"
陆岸愣了一下:"什么?"
"以前的号码,"沈潮生说,"发短信那个。"
"哦。"陆岸移开目光,看着马路上的车流,"那个号被盗了,找不回来。"
"短信呢?"
"什么短信?"
沈潮生看着他。陆岸的表情很平静,像在回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沈潮生忽然觉得,也许那条短信真的不存在,也许天安门那个傍晚是他喝醉后的幻觉,也许那颗橘子糖早就化了,在他的口袋里,在他的记忆里,在他从未说出口的话里。
"没什么。"沈潮生说,把纸巾攥在手心,"我喝多了。"
出租车来了,陆岸先上车。沈潮生看着那辆车汇入车流,尾灯在雨夜里一闪一闪,像某种信号,像某种告别。他摊开手心,纸巾已经被汗湿透,上面印着饭店的名字,还有一行小字:"欢迎下次光临。"
第二次是大四实习,沈潮生在北京协和医院轮转。他在食堂看见陆岸,陆岸没看见他——陆岸在打电话,皱着眉,声音压得很低,但沈潮生还是听见了。
"……说了不用你来……我自己能处理……"
沈潮生端着餐盘,站在原地。陆岸挂了电话,抬头,看见他,表情变了一下,然后笑起来:"沈潮生?"
"你在这实习?"
"嗯。"
"多久了?"
"三个月。"
陆岸的笑容僵了一下。三个月,他们在同一座城市,相隔不到五公里,却从未遇见。或者说,从未寻找。
"怎么不找我?"陆岸问。
沈潮生看着他,看着那张熟悉的脸,眉骨很高,眼睛在光下半眯着,像某种警觉的猫科动物。和初三那年一样,和高三那年一样,和天安门那个傍晚一样。
"怕打扰你。"沈潮生说。
"打扰什么?"
"训练。"沈潮生顿了顿,"还有,你女朋友。"
陆岸愣住了。沈潮生也愣住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个词,"女朋友",像一颗子弹,射出去之后才发现没有靶子。
"什么女朋友?"陆岸问。
"我听同学说的。"沈潮生低下头,看着餐盘里的西红柿炒蛋,"体育大学的,练体操的。"
陆岸沉默了很久。食堂里很吵,有人在笑,有人在骂,有人在讨论晚上的手术。沈潮生数着自己的心跳,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分了。"陆岸说。
沈潮生抬起头。
"去年分的。"陆岸说,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你怎么不问我?"
"问什么?"
"问我是不是真的。"陆岸看着他,眼睛里没有笑意,像是在测试什么,和从前一样,"你从来什么都不问,沈潮生。你等着墙干,等着树倒,等着我走了才——"
他停住了,像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沈潮生看着他,看着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看着他的手指敲了三下餐桌。哒、哒、哒。
"才什么?"沈潮生问。
陆岸没有回答。他站起身,端起没吃完的餐盘:"我走了,下午还有训练。"
"陆岸。"
陆岸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天安门那个傍晚,"沈潮生说,"你是真的在附近,还是真的在骗我?"
陆岸的背影僵了一下。然后他走了,脚步很快,像某种逃离。沈潮生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食堂门口,看着那扇弹簧门晃来晃去,像某种嘲笑,像某种答案。
他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西红柿炒蛋凉了,浮出一层油。
第三次是毕业后第二年,陆岸的婚礼。
沈潮生收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值夜班。请柬是红色的,烫金的字,陆岸和另一个人的名字并排印在上面,像某种判决。他看了很久,久到护士来叫他,说急诊来了病人。
"沈医生?"
"来了。"
他把请柬塞进白大褂口袋,在手术台前站了四个小时。病人是一个车祸伤者,脾脏破裂,血止不住。他看着那滩血,忽然想起高二那年冬天,陆岸用手背贴他的额头,说"还是烫"。
那时候陆岸的手很凉。现在他的手也很凉,戴着橡胶手套,泡在血里,却感觉不到温度。
手术结束,天亮了。他走出手术室,从口袋里掏出请柬,发现背面有一行字,是陆岸的笔迹,潦草的,像匆忙写上去的:
"如果你来,我想听你说话。"
沈潮生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它撕了,扔进垃圾桶,像扔掉一张手术同意书,像扔掉一颗过期的糖,像扔掉所有没写完的日记。
但他还是去了。婚礼在老家广州办,十一月,北京已经供暖,广州还在穿短袖。他请了三天的假,坐飞机,转地铁,在婚礼当天的早晨抵达酒店。
陆岸在房间里等他,穿着白衬衫,没打领带。他看见沈潮生,笑了一下,和从前一样,眼睛里没有笑意。
"你来了。"
"嗯。"
"帮我系领带。"陆岸说,把一条深蓝色的领带递给他,"我系不好。"
沈潮生接过领带。他的手指在抖,像高二那年冬天,像天安门那个傍晚,像所有和陆岸有关的时刻。他绕着陆岸的脖子,打结,收紧,调整长度。陆岸的呼吸就在他耳边,平稳的,不像一个要结婚的人。
"沈潮生。"陆岸说。
"嗯?"
"你手在抖。"
"……热的。"
"十一月份,热?"
和多年前一样的对话。沈潮生忽然想笑,想大哭,想把这个人的领结扯掉,想问他"墙里面其实一直是湿的"是什么意思,想问他天安门那个傍晚到底在不在,想问他为什么换号码,为什么分手,为什么现在要结婚。
但他只是系好领带,退后一步,看着镜子里的陆岸。深蓝色领带,白衬衫,眉骨很高,眼睛半眯着。和初三那年一样,和高三那年一样,和所有他记忆中的样子重叠在一起。
"好了。"沈潮生说。
陆岸看着镜子,看着镜子里的沈潮生,看着他们两个并排站着的身影。他忽然说:"沈潮生,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今天结婚吗?"
沈潮生摇头。
"今天立冬。"陆岸说,"北京开始供暖了。广州……"他顿了顿,"广州没有冬天。"
沈潮生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永远不明白陆岸的意思,那些关于墙和水的隐喻,那些欲言又止的停顿,那些看似随意的日期选择。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相信可测量的体温、可切除的病灶、可愈合的伤口。
但陆岸是不可测量的。陆岸是他身体里一颗良性的肿瘤,存在了很多年,不致命,却无法摘除。
"走吧。"陆岸说,"要开始了。"
沈潮生跟在他身后,走出房间,走进电梯,走进宴会厅。音乐响起来,新娘走出来,陆岸迎上去,笑容灿烂,像任何一个幸福的新郎。
沈潮生坐在宾客席里,看着这一切。他想起陆岸请柬背面的话:"如果你来,我想听你说话。"
但他没有说话。他看着陆岸敬酒,看着陆岸切蛋糕,看着陆岸在众人的起哄中亲吻新娘。他看着,像看着一台手术,像看着一朵花腐烂,像看着十七年的芒果树被锯倒,树汁流了一手,黏糊糊的,洗不掉。
婚礼结束后,他在酒店门口抽烟。他不会抽烟,是向路人借的火,呛得直咳嗽。陆岸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抽完了半根,手指发黄,眼睛发红。
"你抽烟?"陆岸问。
"试试。"沈潮生说,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上,"不好抽。"
陆岸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沈潮生,我要去北京了。明天早上的飞机。"
"我老婆……我太太,她是北京人,不适应广州的气候。"
"我知道。"
"沈潮生。"陆岸又叫他的名字,像从前一样,像每一次他们告别一样,"墙干了。"
沈潮生愣住。
"我说,墙干了。"陆岸说,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北京的房子,墙壁是干的。我检查过了,没有水痕,没有霉斑,什么都没有。"
沈潮生看着他,看着那张熟悉的脸,忽然发现陆岸老了。不是年龄,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像一棵树被锯掉之后,年轮暴露在空气里,迅速氧化,变色,变得脆弱。
"那很好。"沈潮生说。
"是很好。"陆岸说,"所以你不用再等了。"
沈潮生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永远不明白。他看着陆岸转身,走进酒店,走进电梯,走进那个没有回南天的房间。他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像某种孤独的测量单位。
他在日记本上写:"今天立冬。"
然后写:"墙干了。"
然后写:"我什么也没说。"
这一次他没有撕掉那一页。他合上本子,把它留在酒店房间的抽屉里,和那些橘子糖包装纸、那些没头没尾的短信、所有他以为能留住的东西放在一起。
回到广州之后,沈潮生开始失眠。
不是回南天的那种失眠,是更安静的、更持久的失眠。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起陆岸说的"墙干了",想起那个深蓝色领带,想起最后那个背影。
他去医院的精神科开了安眠药。医生问他有什么心事,他说没有,只是压力大。医生给他做了量表,轻度抑郁,建议心理咨询。他说好,然后拿着处方走了,再也没有回去。
第二年二月,回南天来了。
沈潮生站在公寓的窗前,看着玻璃上渐渐凝结的雾气。他伸出手,用手指写字,写了一个"陆",然后擦掉,写了一个"岸",然后擦掉。最后他写了自己的名字,"沈潮生",三个字,整整齐齐,像某种墓碑。
雾气散了,墙壁开始渗水。他看着那道水痕,从天花板蜿蜒而下,像一道泪痕,像一道伤疤,像某种无法愈合的、潮湿的记忆。
他忽然想起陆岸说过的话:"墙里面其实一直是湿的。"
他是对的。墙里面一直是湿的,只是平时看不见。等你看见了,已经太晚了,水已经渗进了水泥,渗进了钢筋,渗进了整个建筑的结构。你可以刮掉表面的涂料,可以贴上新的墙纸,但墙里面一直是湿的,永远是湿的,直到这栋楼倒塌。
沈潮生闭上眼睛。他在黑暗里看见陆岸,初三的陆岸,高三的陆岸,婚礼上的陆岸,所有的陆岸重叠在一起,像多重曝光的底片,模糊地、潮湿地、永远地存在着。
他在心里说:"我爱你。"
没有声音,没有回应,像对着一堵渗水的墙说话,像对着一棵被锯掉的树说话,像对着北京干燥的空气说话。
墙干了。但他还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