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赢了的第三天,林斯允收到一封匿名信。
那天早晨,她正在院子里晒尿布——小侄儿这两天有些拉肚子,尿布换得比往常更勤——忽然听见门口有动静。
她抬头,看见一个穿灰布短褂的男人从门缝里塞进来一个信封,转身就走。
“喂!”林斯允追出去,那人已经拐进巷子,不见了踪影。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信封。
普通的牛皮纸,没有落款,没有邮票,不是寄来的,是专门送来的。
她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纸,上面是手写的一行字——
程敖是什么人,你真的知道吗?
林斯允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字迹很陌生,歪歪扭扭的,像是故意写得难看,不想让人认出来。
她把信翻过来,背面什么都没有。
她又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也没有任何线索。
张氏从屋里出来,看见她站在门口发呆,问道:“斯允,怎么了?”
林斯允把信折好,揣进口袋里。
“没事。妈,我出去一趟。”
“又出去?这几天你天天往外跑……”
林斯允没答,回屋换了件衣服,出门了。
——
她去了爱多亚路一六七号。
程敖律师事务所的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一楼接待室里没有人。
“程律师?”她喊了一声。
楼上传来一个声音:“在。”
林斯允上楼,推开办公室的门。
程敖站在窗前,背对着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边。
他听见动静,转过身来。
“林小姐?”他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
林斯允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今天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领口的扣子松着一颗,比在法庭上那副严肃的样子随和许多。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很亮。
“程律师,”她说,“我有件事想问你。”
程敖放下手里的文件,走过来。
“什么事?”
林斯允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他。
程敖接过来,展开,看了一眼。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早上。有人塞进门缝里,转身就跑了。”
程敖盯着那行字,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林斯允。
“你怎么想?”
林斯允也看着他。
“程律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
“好。”
“你到底是什么人?”
程敖看着她,目光很深。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到门口,把门关上,又走回窗前。
“斯允,”他第一次这样叫她,声音很轻,“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完全回答你。”
林斯允的心往下沉了一寸。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
程敖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对你,没有恶意。从来没有。”
林斯允沉默着。
“这封信是谁写的,我不知道。但写这封信的人,目的是什么,我大概能猜到。”程敖把那封信折好,还给她,“他想让你怀疑我,离间我们。”
“我们?”林斯允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
程敖顿了顿。
“你和我。”他说,“我以为是……我们。”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林斯允忽然问:“程律师,那天在法院,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程敖看着她:“哪句?”
“你不想看到我嫁给别人。”
程敖的目光微微动了动。
“是真的。”
林斯允的心跳漏了一拍。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说了?”
程敖沉默了一瞬。
“因为有些话,说了就要负责。我现在……还不能对你负责。”
林斯允愣住了。
程敖走过来,在她面前站定。
“斯允,再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处理好一些事,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林斯允看着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有歉意,有坚持,有她看不懂的复杂,还有一种很深的、很沉的……
温柔。
她忽然相信了他。
“好。”她说,“我等你。”
——
那天下午,林斯允没有直接回家。
她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
法租界的梧桐树已经开始落叶,金黄色的叶子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
有穿旗袍的女人撑着阳伞走过,有穿长衫的先生拎着鸟笼走过,有穿短褂的黄包车夫拉着车跑过。
她看着这些人,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不是那个刚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不是那个被催债的落魄千金,不是那个被退婚的被告——就是一个人,走在这座城市的街上,想着另一个人的话。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等,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但她愿意等。
这种感觉很奇怪。
她留学六年,见过很多优秀的男人——教授、医生、学者,各色各样。
但没有一个人让她产生过这种念头:我想等他。
程敖不一样。
他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他看见她拿菜刀,没有嘲笑,没有轻视,只是给了她三十分钟。
他看见她被退婚,没有袖手旁观,没有趁虚而入,只是帮她登报,给她送生煎包。
他看见她被告上法庭,没有躲开,没有推脱,只是接下案子,替她打赢官司。
然后他说:我不想看到你嫁给别人。
林斯允站在街角,忽然笑了。
她发现自己笑得很傻。
但停不下来。
——
与此同时,程敖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灰色长衫,戴着黑色礼帽,进门后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来。
程敖正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他看见林斯允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转过身来。
“顾先生要见你。”那人说。
程敖的脸色微微变了变。
“什么时候?”
“现在。”
程敖沉默了一瞬,点了点头。
“好。”
他们从后门出去,穿过两条巷子,进了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
二楼的一间屋子里,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半旧的蓝布长衫,戴着眼镜,正在看报纸。看见程敖进来,他放下报纸,笑了笑。
“程律师,来了。”
程敖在他对面坐下。
“顾先生,找我什么事?”
顾维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桌上拿起一封信,递给他。
程敖接过来,拆开,看了一眼。
他的瞳孔微微收缩。
那是一份名单。
名单上有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注明了身份和地址。程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程敖,律师,法租界爱多亚路一六七号,同情者。
“这是……”他抬起头。
顾维民看着他,目光很平静。
“巡捕房最近在查的人。我的人弄出来的。”
程敖的眉头皱起来。
“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顾维民没有回答,而是问:“程律师,你知道为什么你还在名单上,还没有被抓进去吗?”
程敖沉默着。
“因为你做的事,还不够多。你帮棚户区的人打官司,给底层的人撑腰,偶尔帮我们传个话——这些事,巡捕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管。”顾维民顿了顿,“但如果你继续往下走,就不好说了。”
程敖看着他。
“顾先生的意思是?”
顾维民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
“程律师,上海滩很快就要变天了。日本人迟早要打进来,到时候,现在的这些人和事,都会翻篇。”他转过身,看着程敖,“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
程敖沉默了很久。
“顾先生,”他终于开口,“你想让我做什么?”
顾维民笑了笑。
“很简单。继续做你该做的事。帮该帮的人。等该等的时机。”
他走回来,在程敖面前坐下。
“程律师,我听说你最近在帮一个女医生打官司?”
程敖的眼神微微动了动。
“是。”
“林斯允,留德医学博士,刚回国。”顾维民点了点头,“这个人,不错。”
程敖没有说话。
顾维民看着他,忽然笑了。
“程律师,你放心。我不是来劝你做什么的。我只是想告诉你——有些路,一个人走太危险。但如果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就会容易很多。”
他站起来,拍了拍程敖的肩膀。
“好好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