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块浸了毒的海绵，攥得越紧，那些粘稠的黑暗就越容易渗出来，将整颗心泡得发腐。
我最早的认知，是从出租屋天花板上不断扩大的霉斑开始的。那片深褐色的印记，像一张缓慢生长的网，从墙角开始，沿着潮湿的脉络向四周延伸，仿佛某种活物在呼吸。梅雨季节，它会渗出细密的水珠，沿着墙皮往下淌，留下蜿蜒的痕迹，像眼泪，也像某种无声的控诉。
在这不足十平米的囚笼里，我度过了没有名字的童年。
墙皮被潮气泡得发胀，手轻轻一碰就簌簌往下掉，白色碎屑落在水泥地上，很快与尘土混为一体。角落里堆积的脏衣服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味道——廉价香水被汗水稀释后的刺鼻，混合着时间发酵出的酸腐气息。那味道尖锐地刺着鼻腔，成了我多年后仍挥之不去的嗅觉记忆，每次闻到类似的气味，胃都会条件反射地抽搐。
母亲的身影总是模糊的。
大多时候，她背对着我，佝偻着身子对着那面布满裂痕的镜子涂涂抹抹。镜子里的脸，曾经或许有过明媚的痕迹，如今只剩下脂粉也盖不住的憔悴。她涂抹口红的动作很用力，仿佛要把什么刻进嘴唇里。那些猩红、艳粉的色块，在她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突兀，像伤口，也像伪装。
深夜里，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会格外响亮。哒、哒、哒——一声声敲打着黑暗，伴随着陌生男人含糊不清的调笑，还有母亲故作娇媚的应和。那些声音透过薄薄的板门传来，像钝刀子割着耳膜。我会把枕头压在头上，手指紧紧攥着被角，直到关节发白。被角有股霉味，和天花板上滴下来的水珠一个味道。
她从未叫过我的名字。
“喂。”这是她心情尚可时的称呼，简短、淡漠，像丢给流浪狗的一块硬面包。
更多时候，是那些淬了冰的词语：“讨债鬼”“孽种”“没人要的东西”。她说这些话时很少看我，眼睛盯着镜子，或者窗外，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可那些词语有重量，有温度，冷得像冬天的铁栏杆，一针针扎进我尚且柔软的心脏。起初还会疼，久了，竟也麻木了。麻木是一种自我保护，我后来才明白。
我还有个弟弟，林子一。
他是母亲的珍宝，是唯一被允许冠以“林”姓的孩子。这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带着理所当然的甜腻，像融化在舌尖的糖。
他的衣服永远是干净的。白色衬衫的领口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蓝色外套的袖口没有磨损的毛边，裤脚刚好垂到脚踝上方，露出崭新袜子包裹的脚腕。而我，只能穿着捡来的旧衣——裤脚短到露出冻得青紫的脚踝，冷风从空荡荡的裤管灌进来；袖口磨出的毛边像细小的锯齿，随着动作不断蹭着皮肤，又痒又疼，久而久之就红了，破了，结了痂。
母亲会把省下来的零钱换成水果糖，那种用彩色玻璃纸包裹的廉价糖果。她一颗颗塞进子一的手心，动作轻柔得像在放置什么易碎的瓷器。子一会鼓着腮帮子咀嚼，糖果在口腔里滚动，发出细微的声响。母亲就那样看着他，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那是我从未奢望过的温度，像橱窗里的暖灯，隔着玻璃，看得见，却碰不着。手指触上去，只有冰冷的阻隔。
有一次，我饿了两天。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空，从胃部开始蔓延，蔓延到四肢，蔓延到指尖，最后连思考都变得迟缓。第三天早晨，我的视线开始摇晃，桌上的景物出现了重影。那块面包就放在那里，已经放了三天，表皮发硬，边缘蜷曲，像一块风化的石头。
我盯着它，喉咙里涌起一股酸水。
理智在警告，可身体已经先一步行动。手指颤抖着伸出去，触碰到坚硬的外壳，掰下一小块，塞进嘴里。干涩的面包屑卡在喉咙里，噎得我眼泪直流。我用力吞咽，喉结上下滚动，像在进行某种艰难的仪式。
就在这时，门开了。
母亲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到惊愕，再到暴怒，只用了不到一秒。她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全身的毛都炸了起来，猛地扑过来，指甲先于身体抵达——尖锐的痛感从手臂传来，她攥住我的胳膊，狠狠往墙上撞去。
“谁让你动的？！”
声音尖利，刺破空气。我的后背撞上墙壁，闷响过后是骨头传来的钝痛。她的指甲掐进皮肉里，很深，我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顺着小臂往下淌。疼，很疼，但我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模糊了视线。
“跟你那个死鬼爹一样下贱，就知道偷！”
她的巴掌扬了起来，带着风声。我闭上眼睛，身体蜷缩成一团，等待熟悉的疼痛降临。
然而那巴掌没有落下。
我睁开眼，透过泪光，看见子一站在旁边。他手里攥着两颗水果糖，彩色的玻璃纸在昏暗的光线下反射着微弱的光。他的眼神怯生生的，嘴唇抿得很紧，像在努力克制什么。他就那样站着，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只是看着我，看着我狼狈的样子，看着母亲扬起的巴掌。
那一刻，某种东西在我心里彻底碎了。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某种关于“可能”的幻灭。原来连旁观都是一种奢侈，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只是一个人。
母亲最终没有打下来。她松开手，像甩掉什么脏东西一样甩开我的胳膊，转身抱起子一，声音瞬间柔和了八个度：“乖，妈妈带你去买新糖，这个脏了，不要了。”
她说的“这个”，不知道指的是糖，还是我。
他们走了，门关上，屋子里重新陷入寂静。我滑坐到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手臂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一滴，一滴，落在水泥地上，开出暗红色的小花。我盯着那血迹，看了很久，直到它干涸，变成褐色的痂。
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像那片霉斑一样，永远蔓延下去，直到将我彻底吞噬。黑暗是有重量的，它会压弯脊梁，会堵住喉咙，会让人渐渐忘记，自己曾经也是会呼吸的。
改变发生在那个深冬的冻雨天。
天空是铅灰色的，低垂得仿佛要压垮屋顶。雨丝细密，夹杂着冰粒，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像无数细小的石子投掷过来。玻璃窗上凝结了一层白雾，我用手指在上面划动，留下短暂的痕迹，很快又被新的水汽覆盖。
母亲罕见地收拾了两大包行李。
红色的行李箱摊开在地上，像张开的血盆大口，吞进一件件衣服、日用品。她动作很快，近乎粗暴，袜子卷成团塞进角落，化妆品瓶瓶罐罐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行李箱的拉链上，挂着子一最喜欢的小熊挂件——那只棕色小熊的眼睛掉了一只，母亲用黑色的线缝了个歪歪扭扭的替代品，子一说那是“独眼海盗熊”。
子一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像只圆滚滚的企鹅。母亲把他抱起来，他的小脸埋在她的颈窝，只露出半个侧脸，睫毛上沾着水汽。他手里拿着一个苹果，红得鲜艳，在灰暗的房间里像个突兀的亮色。
母亲拉上行李箱的拉链，声音刺耳。
她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终于看向我。那眼神，比窗外的冰粒还要冷，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看一件家具，一面墙，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
“你就在这待着，”她说，声音平淡得像在读说明书，“会有人来管你。”
六个字。六个字就划清了界限，斩断了可能。
我愣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几秒钟后，求生本能终于冲破冻结的思维，我扑过去，膝盖重重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刺骨的疼顺着骨头缝蔓延开来，但我顾不上，手指死死抓住她的衣角，布料粗糙，边缘已经起球。
“妈！”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嘶哑得不像自己的，“带我走，我听话，我再也不偷吃东西了，我可以饿着，我可以……我可以做很多事，我吃得很少，真的——”
她低头看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是厌恶？不耐烦？还是别的什么？我来不及分辨，因为她抬起了脚。
那一脚踹在我的胸口。
力道大得让我瞬间喘不过气，肺部像被抽空了空气，只剩下尖锐的疼痛。我向后倒去，尾椎骨撞击地面，剧痛炸开，眼前一片漆黑，耳朵里嗡嗡作响。我躺在地上，蜷缩着，咳嗽，却咳不出声音，只有胃里翻江倒海。
高跟鞋的声音响起，一步，两步，走向门口。然后是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咕噜咕噜，碾过凹凸不平的地面。
“看见你就恶心。”
门被“砰”地一声关上。
那声音像一道惊雷，不是炸在耳边，而是炸在心里。最后一道防线坍塌了，碎片扎进血肉，疼得发不出声音。我趴在地上，脸颊贴着冰冷的水泥地，听着那声音逐渐远去——高跟鞋的哒哒声，轮子的滚动声，混在雨声里，越来越轻，越来越模糊，直到彻底消失。
出租屋的窗户破了个洞，是很久以前被什么东西砸的，用胶带勉强粘着，此刻又被风吹开了缺口。冷风裹着雨丝灌进来，打在我的脸上，又冷又疼。雨丝混着眼泪，分不清哪个更咸。
我蜷缩在墙角，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紧贴着皮肤，寒气顺着毛孔钻进骨头里，像无数细针在扎。肚子饿得咕咕叫，那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响亮，与心里的绝望绞在一起，几乎要将我撕裂。
意识开始模糊。
眼前的景物旋转，重叠，颜色褪去，只剩下灰白。寒冷从四肢向心脏蔓延，呼吸变得浅而急促。我想，也许就这样结束也好。冻死在这个被遗弃的角落，和那些霉斑、那些灰尘、那些不堪的记忆一起，腐烂，消失。
就在黑暗即将彻底吞噬我的时候，一双温暖的手轻轻将我抱了起来。
那触感太突兀，太不真实，以至于我以为出现了幻觉。但那双手是真实的——很大，骨节分明，掌心干燥，带着温热的体温。它托住我的后背和膝弯，动作轻柔，没有一丝嫌弃，像是在拾起什么珍贵却易碎的东西。
我费力地睁开眼。
视线模糊，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但我还是看清了——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大衣的质地很好，挺括，领口露出一截浅灰色的围巾。他的眉眼很温和，不是那种刻意摆出的温柔，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平静。鼻梁高挺，下颌线清晰，唇线抿成一条直线，没有笑，也没有其他表情。
但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像平静的湖面，深邃，清澈，映着我狼狈不堪的模样：湿透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脸上有泪痕也有污渍，衣服破烂，浑身发抖。他就那样看着我，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更没有鄙夷。只是看着，平静地接纳眼前的一切。
“别怕。”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像冬日里的暖阳，不急不缓，穿透了层层寒意，直接抵达冰冷的核心。那声音有种奇特的安抚力量，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一些。
他把我抱得更稳了些，用大衣的一角裹住我湿透的身体。那布料很厚，隔绝了雨水和寒冷，温暖从接触的地方一点点渗透进来。
“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他说，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确定。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有眼泪再次涌上来，无声地滑落。
他抱着我走出出租屋，走下摇摇欲坠的楼梯，走进雨幕里。我没有回头看那个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一眼都没有。雨水打在他的肩上、头发上，但他走得很稳，步伐坚定，仿佛这条路他已经走过无数次。
车里很暖和，暖气开得很足。他把我放在后座，用一条干燥的毯子裹住我，然后坐进驾驶座。引擎启动，车子平稳地驶入雨夜。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路灯的光晕在雨水中晕开，像一个个模糊的光斑。
“以后，你就叫秦川吧。”他看着前方，声音从驾驶座传来，“跟着我姓秦。”
秦川。
两个字，简单，干净。像一条河，从远方来，向远方去。我默念着这个名字，舌尖抵着上颚，发出轻微的气音。秦、川。每念一次，就觉得那个蜷缩在墙角、没有名字的影子，正在一点点褪色，被新的笔画覆盖。
我没有问他是谁，没有问他为什么救我，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蜷缩在毯子里，感受着久违的温暖，听着雨刷器规律地摆动，左，右，左，右。眼皮越来越重，黑暗再次袭来，但这一次，不再是冰冷的、绝望的黑暗，而是温暖的、可以安睡的黑暗。
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秦正明。
A市最有名的企业家，秦氏集团的掌舵人。报纸上偶尔会有他的照片，总是穿着西装，表情严肃，眼神锐利，和那个雨夜里抱着我的男人判若两人。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偌大的别墅常年只有他和几个佣人。
那栋别墅坐落在半山腰，白色的外墙，深蓝色的屋顶，像童话里的城堡。车子沿着盘山公路往上开，两旁的树木在车灯照射下投下摇曳的影子。我趴在车窗上，看着那栋房子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心里涌起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第一次走进那扇厚重的雕花大门，我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挑高的大厅，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成千上万颗水晶折射着柔和的灯光，像一片倒悬的星河。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映出模糊的倒影。墙上挂着油画，画框是深色的木头，雕着繁复的花纹。空气中有一种淡淡的味道，像是木料、书本和清洁剂混合的气息，干净，冷冽，和我熟悉的霉味截然不同。
我缩在沙发角落，不敢碰任何东西。沙发的面料很柔软，是某种深蓝色的绒布，坐上去会微微下陷。我尽量只占最小的一块面积，脚悬空，不敢踩在地毯上——那地毯太干净了，图案复杂，颜色鲜艳，我怕我的鞋子弄脏它。
秦正明没有逼我。
他让管家——一位头发花白、穿着黑色制服的老先生——给我准备了干净的衣服。衣服是新的，标签还没剪，棉质的，柔软舒适，尺寸刚好。还有一杯热牛奶，盛在白色的瓷杯里，杯壁温热，握在手里很踏实。
秦正明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看着我，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的目光很平静，没有审视，没有评价，只是给我时间适应。我小口喝着牛奶，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暖意从胃部扩散开来。
“秦川，”他开口了，声音在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家。
这个字太陌生，太沉重。我握着杯子，手指收紧，指节泛白。杯子里的牛奶荡开细微的涟漪。
“你不必马上接受，”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时间还很长。”
接下来的日子，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
管家姓陈，我们都叫他陈伯。他教我礼仪：如何拿刀叉，如何走路不发出声音，如何与人交谈时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眼神接触。他的声音总是温和的，即使我犯了错——比如把汤勺掉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他也只是微笑着摇头，说“没关系，少爷，我们再来一次”。
家庭教师姓李，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教我读书写字，从最基础的拼音开始。我的手指握着铅笔，很用力，在纸上划出歪歪扭扭的线条。李老师会握住我的手，轻轻调整姿势：“放松，少爷，写字不是用力，是控制。”
秦正明只要不出差，每天都会回来陪我吃晚饭。
餐厅很大，长条形的餐桌能坐下十几个人，但通常只有我们两个。他坐在主位，我坐在他右手边。饭菜很精致，但我总是吃得很少，咀嚼得很慢，怕发出声音。秦正明会问我在学校的事，学了什么，交了哪些朋友。我的回答总是简短，是或不是，好或不好。他也不多问，只是听着，偶尔点点头。
渐渐地，我不再害怕他。
一个月后的某个傍晚，我听到车库传来引擎声，跑到门口，从鞋柜里拿出他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地上。他进门时愣了一下，看着地上的拖鞋，又看看我，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很浅，但眼睛里有光。
“谢谢。”他说，换上拖鞋，手轻轻在我头上揉了揉。
那个动作很自然，自然得让我鼻子发酸。
又过了几个月，我十岁生日那天，秦正明没有办派对，只是让厨房做了个蛋糕，插上一根蜡烛。蛋糕不大，奶油上面用果酱写着“秦川，十岁”。烛光摇曳，映着他的脸，一半明，一半暗。
“小川，”他切蛋糕时突然说，“我老了。”
我抬头看他。他其实不老，四十出头，头发乌黑，没有一根白发。但他的眼神里有种东西，像是经历过很多事，沉淀下来的疲惫和清醒。
“秦氏集团以后要交给你。”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握着叉子的手僵住了。十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是继承人，不懂什么是集团，只知道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大到我无法想象。但我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在为我的未来铺路，他在告诉我，我的人生从此有了方向和重量。
从那天起，我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当当。
早晨六点起床，跑步，洗漱，早餐。七点半上学，下午三点放学后，直接去补习班：周一金融基础，周二管理学原理，周三礼仪深化，周四声乐训练，周五格斗术。周末有私人教师上门，教我经济学、历史、艺术鉴赏。
秦正明说：“作为秦家人，不仅要聪明，还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格斗术教练是个退役军人，姓赵，肌肉结实，眼神锐利。第一节课，他让我打沙袋，我握紧拳头，用力挥出去，沙袋晃了晃，反作用力震得我手腕发麻。
“不对，”赵教练摇头，“不是用手臂的力量，是用腰，用全身。”
他示范，动作流畅，一拳出去，沙袋大幅度摆动，发出沉闷的响声。我学着他的姿势，一次，两次，三次……汗水浸湿衣服，手臂酸痛，但我没有停。我不能停。秦正明在看着我，秦氏在等着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我没有让他失望。
学校的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奖状贴满了书房的一面墙。格斗术进步很快，十二岁时就能和赵教练过几招，十五岁生日那天，我打赢了秦正明特地请来的专业保镖——虽然赢得艰难，脸上挂了彩，但终究是赢了。
那天晚上，秦正明来我的房间，手里拿着药箱。他让我坐下，用棉签蘸着碘伏，轻轻擦过我颧骨上的伤口。动作很轻，像在对待什么易碎品。
“疼吗？”他问。
“不疼。”我说的是实话。比起过去受过的伤，这不算什么。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欣慰，骄傲，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心疼？
“小川，”他说，“你做得很好。”
只是五个字，但我等了很久。从他带我回来的那天起，我就在等这句话。现在等到了，心里却没有预想中的激动，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踏实，像是终于拿到了某种资格认证。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我十八岁生日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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