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日，上午8:30
北京某秘密审讯中心
林景明坐在观察室里，透过单向玻璃看着对面房间。杨振华已经到了。
他比林景明想象中更瘦小——一个白发稀疏、背微驼的老人，穿着深灰色羊绒衫，拄着一根乌木手杖。如果不是知道他的身份，只会以为是个退休教授在等孙子放学。
但那双眼睛……林景明隔着玻璃都能感到一股冷意。眼神锐利如鹰，扫视房间时带着审视与计算，仿佛在评估每一寸空间的结构、每一个可能的漏洞。
“他七十八岁了。”陈振国站在他身边，低声说，“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航班，落地后只睡了三小时。”
“精神很好。”林景明说。
“太好了。”陈振国苦笑，“说明他早有准备。”
审讯由两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主审。林景明不是正式参与者，只是“关键证人旁听”——这是陈振国为他争取的特殊权限。
9:00整，审讯开始。
“杨振华先生，感谢您配合回国协助调查。”主审检察官语气平和，“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您澄清。”
杨振华慢悠悠地放下保温杯，杯盖上印着“温哥华老年大学”的字样。“我回来，不是为了澄清。”他声音沙哑却清晰，“我是为了纠正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
“你们把‘园丁’系统理解为犯罪。”他微微一笑，“它从来就不是犯罪。它是秩序。”
林景明在观察室攥紧了拳头。
“1985年，城市记忆工程启动时，中国正处在混乱边缘。”杨振华继续说，语气像在讲一堂历史课，“人口爆炸、资源紧张、治安恶化……我们需要一种方式，让城市‘可预测’、‘可管理’。于是，我设计了这套系统——用数据编织一张看不见的网，捕捉异常，引导行为，维持稳定。”
“所以你用监控、胁迫、谋杀来‘维持稳定’？”检察官问。
“极端手段只用于极端情况。”杨振华不慌不忙，“苏晓雯？她掌握了不该掌握的数据模型。孙海？他试图将系统私有化。张伟？他想曝光给境外媒体。他们不是受害者，是破坏者。”
“那李维呢？他是你的执行者？”
“李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杨振华眼中闪过一丝骄傲，“他理解系统的价值，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包括杀人？”
“包括清除病毒。”杨振华纠正道，“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免疫系统。而我，是那个设计免疫系统的人。”
观察室里，林景明几乎要冲出去。但他忍住了。他知道，愤怒没用。这个老人早已把自己神化，活在自己构建的逻辑闭环里。
审讯持续到中午。杨振华滴水不漏，承认参与系统设计，但将所有暴力行为归为“必要防卫”或“下属越权”。他甚至拿出一份泛黄的手稿，声称那是原始设计文档，上面明确写着“非暴力优先原则”。
“他在撒谎。”林景明对陈振国说，“那份手稿是后来伪造的。真正的原始文档里有‘紧急清除协议’条款，我在沈墨留下的备份里见过。”
“我们知道。”陈振国点头，“但法庭上，他说的每句话都会被律师放大。我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他亲口下令杀人的录音，或者资金流向。”
“他不会说的。”
“所以……”陈振国看向林景明，“我们要换个人审。”
下午2:00
李维被带进另一间审讯室。
他看起来憔悴许多，西装皱巴巴的，眼袋浮肿，但眼神依旧阴鸷。看到林景明出现在观察室，他嘴角抽动了一下，露出一个冷笑。
这次，主审的是陈振国本人。
“李维，你还记得林景明吗？”陈振国开门见山。
“当然。”李维盯着单向玻璃，“我的好下属，背叛者。”
“你错了。”陈振国说，“他从来就不是你的人。他是警察。”
李维沉默了几秒，忽然大笑：“警察？呵……这世界早就没有纯粹的警察了。你们以为自己在抓坏人？其实你们只是在清理旧版本的系统管理员。”
“杨振华给了你什么承诺？让你甘愿当三十年的刽子手？”
“不是承诺。”李维收起笑容，“是使命。有人必须守住秩序。否则，这座城市会回到1980年代的混乱——抢劫、强奸、黑市交易……你们想要那样吗？”
“所以你就杀了几十个人？”
“我救了上百万人。”李维冷冷地说，“每一个被处理掉的人，背后都可能引发一场骚乱、一次暴动、一场金融危机。我是在防火。”
“那你自己呢？你在海外有三个账户，瑞士、开曼、新加坡，总金额超过两亿。这也是‘防火’？”
李维脸色微变，但很快恢复：“那是系统应急资金。万一国内出事，可以用它重建。”
“重建什么？你自己的王国？”
审讯陷入僵局。李维咬死所有行动都是“为国为民”，所有资金都是“备用计划”。他甚至反问：“如果今天倒下的是你们，会不会也说我是在维护正义？”
傍晚6:00
林景明独自坐在安全屋的书房里，翻看妻子新寄来的信。信里说小白猫生了四只小猫，她偷偷给它们取名叫“春、夏、秋、冬”。
他忽然想起什么，打开笔记本，翻到“红鞋案”那一页。
苏晓雯死时，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除了男孩照片，还有一张超市小票——日期是案发前三天，地点是“万家福超市永和巷分店”。
当时他以为只是普通购物凭证。但现在……
他猛地站起来，冲到电脑前，调出内部数据库中的“城市记忆工程”早期架构图。
果然！
1987年，“万家福”连锁超市是“园丁”系统的第一个民用数据采集点——通过会员卡、购物记录、摄像头，构建市民行为模型。而永和巷分店，正是试点中的试点。
苏晓雯不是偶然去那里购物。她是去取证！她发现了超市数据与警方失踪人口报告之间的异常关联。
她死前，已经接近真相。
林景明立刻拨通陈振国的加密电话。
“陈主任，我有个想法。”他说，“杨振华和李维都不可能亲口认罪。但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撕破脸。”
“怎么撕？”
“告诉李维，杨振华已经把他供出来了，说所有杀人命令都是李维擅自行动，杨振华毫不知情。再告诉杨振华，李维准备交出一份‘授权录音’，证明杨振华亲自下令清除苏晓雯。”
“他们会信吗？”
“李维多疑，杨振华自负。只要我们放出一点风声，他们就会怀疑对方背叛自己。”林景明说，“人在恐惧和愤怒时，最容易露出破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好。”陈振国说，“我马上安排。”
三天后
凌晨4:17，林景明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小吴站在门口，神情罕见地激动：“李维招了。”
“什么？”
“他凌晨三点突然要求见陈主任，说要交代全部事实。”小吴压低声音，“他说……杨振华不仅知道所有行动，还亲自批准了‘红鞋案’的清除令。而且，他手里有杨振华的语音指令备份——藏在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
林景明心跳加速：“在哪？”
“他说在‘最初的起点’。”
“最初的起点……”林景明喃喃重复，忽然瞳孔一缩，“城市规划馆！1985年，杨振华就是在那儿首次展示‘城市记忆工程’模型！”
同一时间，另一间审讯室。
杨振华得知李维“背叛”后，情绪失控，怒骂李维是“忘恩负义的狗”。但在愤怒中，他脱口而出：“没有我的授权，他连苏晓雯的档案都调不出来！”
这句话被全程录音。
上午10:00
特勤小组突袭城市规划馆地下档案室。在一座1985年的城市沙盘底座中，找到一个微型存储器。里面不仅有语音指令，还有完整的资金流向、人员名单、清除记录。
铁证如山。
2025年11月10日
最高检正式对杨振华、李维等人提起公诉。罪名包括：故意杀人、滥用职权、非法监控、洗钱、颠覆国家数据安全体系等十七项。
林景明作为关键证人，被允许在庭审中出庭作证。
法庭上，他站在证人席，看着被告席上的两人。李维面如死灰，杨振华则闭着眼，仿佛已超然物外。
“林警官，请陈述你所知的事实。”法官说。
林景明深吸一口气，开口：
“三十年来，有太多人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的名字没有登上报纸，他们的死亡没有引起关注。因为他们被定义为‘异常’，被系统标记为‘需要清除’。但我想告诉各位——每一个生命，都不该是系统里的一个错误代码。他们是人，有家人，有梦想，有权利活着。”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旁听席——那里坐着苏晓雯的弟弟、孙海的女儿、张伟的母亲。
“今天，我们不是在审判两个人。我们是在宣告：任何以‘秩序’为名践踏生命的系统，终将被正义推翻。”
庭审持续了二十三天。
最终，杨振华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李维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余涉案人员分别获刑。
结案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初雪。
林景明站在法院外，看着雪花落在肩头。三个月的囚禁、三十天的逃亡、七十天的等待，终于画上句号。
手机震动。是一条新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景明，回家吧。饺子煮好了，白菜猪肉馅。小白和它的孩子们都在等你。”
他抬头望向天空。雪越下越大，覆盖了城市的喧嚣与伤痕。
但这一次，他看见的不是黑暗，而是——
洁白的、崭新的、充满可能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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