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第一个冬天来得猝不及防。
十一月的第一场雪在午夜悄然落下，当刘羽杰凌晨两点从“龙轩”中餐厅的后门出来时，整个世界已经白茫茫一片。他站在布鲁克林区这条堆满垃圾箱的后巷里，看着雪花在霓虹灯招牌的映照下旋转飘落——隔壁脱衣舞俱乐部的粉紫色灯光给雪片染上诡异的色彩，像一场廉价的狂欢。
手指冻得发麻。在接近沸点的洗碗水里浸泡了六个小时的双手，此刻暴露在零下十二度的寒风中，皮肤迅速皲裂，渗出的血丝在指关节处凝固成暗红色的痂。他试着握拳，关节处传来撕裂般的疼痛。
餐厅经理老陈叼着烟跟出来，递给他一个皱巴巴的信封：“这周的，点一点。”
刘羽杰接过，指尖触到钞票粗糙的质感。他数了数，四百二十美元——比他应得的少了八十。他抬头看向老陈，那个福建男人避开了他的目光。
“最近生意不好啦，”老陈吐了口烟，“大家都难。下个月再看。”
刘羽杰点点头，把信封塞进夹克内袋。他知道争辩没有意义。在这条街上，每家餐馆的后厨都挤满了像他这样的留学生、偷渡客、寻求庇护者。老陈有一百个理由克扣工资，也有一百个人愿意顶替他的位置。
“周末有个派对送餐的活，”老陈补充道，“上东区，有钱人家。给得多，但要穿得像样点。你有正装吗？”
“没有。”
“我借你一套。周六晚上六点过来拿。”
刘羽杰道了谢，转身走进风雪里。老陈在身后喊：“手套！你他妈不要手了？”
一副脏兮兮的毛线手套扔过来，落在雪地里。刘羽杰捡起来，手套还带着厨房的油腥味，但至少是暖的。
地铁站要步行十五分钟。深夜的布鲁克林街道空无一人，只有流浪汉蜷缩在店铺门口的避风处，裹着捡来的毯子瑟瑟发抖。积雪在脚下咯吱作响，每一步都留下深深的印记，又被新的雪花迅速覆盖。
他想起一年前，也是这样的雪夜，他在上海浦东机场候机厅。母亲在电话里哭着说“小杰，照顾好自己”，父亲沉默了很久才说“混不好就回来，不丢人”。而他透过落地窗，看见陈若霖站在远处的柱子后面，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像个误入机场的大学生。
他们没有告别。没有拥抱，没有眼泪，甚至没有挥手。只是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对视了三十秒，然后各自转身，走向相反的方向。
地铁终于来了，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带着汗味、尿骚味和廉价香水的混合气息。刘羽杰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从背包里拿出《金融工程》的课本。明天要交的作业是关于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推导，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一步验证。
但他盯着那些复杂的数学符号，眼前却浮现出另一组数字——陈若霖的手机号码。十一位数字，他曾经倒背如流，现在却连完整回忆都需要费力。
他合上课本，看向窗外。隧道墙壁飞速后退，广告牌的光影在玻璃上流淌。一个金发女人在宣传某种抗抑郁药，笑容灿烂得不真实。
公寓在布什维克区一栋六层老楼的顶层，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时好时坏，今晚它彻底罢工了。刘羽杰摸黑爬上四楼，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三圈才打开——这是他从邻居那里学来的防盗技巧，虽然这间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就是那台二手的笔记本电脑。
门推开，一股霉味混合着隔壁传来的大麻烟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不到二十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摇晃的书桌、一个简易衣柜就占满了大部分空间。窗户漏风，他用透明胶带和从图书馆捡来的旧报纸封住了缝隙，但寒气还是像无形的蛇一样钻进来。
他脱下湿透的鞋袜，脚趾冻得发紫，失去知觉。厨房角落里有个小电炉，他烧了壶热水，泡了包从餐厅带回来的速食面——这是老陈允许的“员工福利”，前提是必须在打烊后偷偷带走。
热气腾起，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凝成白雾。刘羽杰用冻僵的手指在雾气上写下两个字：坚持。
然后他笑了，笑得苦涩。坚持什么？坚持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活下去？坚持完成一个可能根本改变不了命运的学位？还是坚持忘记一个早就该忘记的人？
他摇摇头，把那些软弱的念头甩开。从床底拖出一个塑料储物箱，里面整齐地码放着课本、笔记和打印的资料。最底层是一个铁皮盒子，上了锁。他没有打开——里面是陈若霖写给他的信，还有那条羽毛项链的购买凭证。三年来，他从未打开过这个盒子，仿佛那是个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就会释放出所有他努力压抑的情绪。
吃完面，已经凌晨三点半。窗外的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探出头，给积雪的屋顶镀上一层冷冽的银光。刘羽杰坐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继续推导那个期权定价公式。
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发出单调的嗒嗒声。世界缩小到这个小小的房间，缩小到屏幕上跳动的光标，缩小到数学公式构筑的理性世界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计算的，可预测的，没有意外，没有感情，没有疼痛。
直到凌晨五点，他终于完成作业。保存，发送到教授邮箱。然后他关掉电脑，和衣躺到床上，连被子都懒得拉开。窗外传来垃圾车的声音，纽约开始了新的一天。
而他，终于可以睡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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