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第一个冬天来得猝不及防。
十一月的第一场雪在午夜悄然落下，当刘羽杰凌晨两点从中餐厅后门出来时，整个世界已经白茫茫一片。他站在布鲁克林区这条肮脏的后巷里，看着雪花在霓虹灯招牌的映照下旋转飘落，像一场沉默的葬礼。
手指冻得发麻。在热水里浸泡了五个小时的双手，此刻暴露在零下十度的空气中，皮肤迅速干裂，渗出血丝。他搓了搓手，把单薄的夹克领子竖起来，走向地铁站。
公寓在布什维克区一栋老楼的四层，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声控灯坏了，他摸黑上楼，钥匙在黑暗中摸索锁孔。门打开，一股霉味混合着隔壁传来的印度咖喱味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不到二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就占满了全部空间。窗户漏风，他用胶带和旧报纸封住了缝隙，但寒气还是无孔不入。
他脱下湿透的鞋袜，脚趾冻得发紫。厨房角落里有个小电炉，他烧了壶热水，泡了包从餐厅带回来的速食面——这是经理允许的“员工福利”。热气腾起，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凝成白雾。
桌上摊着《金融工程》的课本和明天要交的作业。普林斯顿的课程强度远超他的想象，每周上百页的阅读材料，复杂的数学模型，还有那些从小在私立学校长大、谈笑间就能引经据典的同学。他必须花双倍甚至三倍的时间，才能勉强跟上。
凌晨三点，他吃完面，开始写作业。手指僵硬，打字很慢。窗外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喧嚣和肮脏，一切变得安静而虚假。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三个月。
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啃两片面包，坐一小时地铁到学校。上午上课，中午在图书馆啃三明治，下午继续上课或泡在实验室。傍晚六点，坐地铁到曼哈顿下城的中餐厅“龙轩”洗碗，一直到凌晨一点。周六日在另一家外卖店送餐。
他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感伤，甚至没有时间疲惫。只有偶尔在深夜的地铁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流光溢彩，他会想起另一个城市，另一条街道，另一个人的笑容。
但那种时刻很短暂。列车到站，他起身，融入纽约永远汹涌的人潮。
一月，寒流席卷东海岸。
刘羽杰感冒了，发着低烧，但不敢请假。餐厅经理是个福建人，说话刻薄：“小刘，不舒服就回去啦，后面排队等工的人多得很。”
他摇摇头，吞了两片从唐人街药店买的退烧药，戴上橡胶手套，继续埋头在堆积如山的碗盘里。热水烫着手上的裂口，疼得钻心。
“嘿，小子。”
刘羽杰抬起头，是餐厅的老厨子李伯，广东人，在纽约待了三十年。李伯递给他一个保温杯：“姜茶，驱寒的。”
“谢谢李伯。”
李伯靠在门框上，点了支烟：“你这样拼，为了什么？读书？读书有什么用？我儿子也是常春藤毕业，现在在华尔街，一年赚几十万美金，一年回来看我一次，电话都不多打。”
刘羽杰没说话，继续洗碗。
“钱是赚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李伯吐了口烟圈，“看你这样子，让我想起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白天在工地扛水泥，晚上学英语，睡了四个小时就去上课。那时候觉得，只要熬过去，什么都会有的。”
“后来呢？”刘羽杰问。
“后来？”李伯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后来我老婆跟别人跑了，儿子不认我，我还在炒菜。人生啊，不是熬过去就一定有结果的。”
他拍了拍刘羽杰的肩膀：“但还是要熬。不熬，连一点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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