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峻霖从陆薇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站在楼下,点了一颗薄荷糖,含在嘴里,让那股凉意从舌尖蔓延到喉咙,再从喉咙蔓延到胸腔。他想起蒋兰档案上那些词——认真负责、关心学生、像妈妈一样。那些词和“跪下”这个词放在一起,像两块根本拼不上的拼图,硬被塞进了同一个框里。
他掏出手机,拨了马嘉祺的号码。
“马队,蒋兰——河口那具——确认是沈攸乐初中的班主任。她收了孟晚的钱,长期纵容姜瑶霸凌沈攸乐,甚至亲自参与羞辱。”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证据?”
“有一个同学愿意作证。初二那年,蒋兰让沈攸乐当着全班下跪认错,因为姜瑶诬陷她偷钱。还有,查蒋兰的银行流水,三年前她名下突然多了两笔大额存款,每笔五十万,转账方是孟晚的关联账户。”
“孟晚。”马嘉祺的声音沉了下去。
“对。孟晚。一百万的封口费——或者说,是‘合作费’。蒋兰收了钱,帮孟晚的女儿扫清障碍。谁欺负了姜瑶,蒋兰收拾谁。沈攸乐没有欺负姜瑶,她只是成绩比姜瑶好。这就算‘障碍’。”
马嘉祺又沉默了几秒。
“你回来再说。”
贺峻霖挂了电话,把薄荷糖咬碎,咽下去。夜风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他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往停车的方向走去。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人行道上,像一个被压扁的问号。
三具尸体。三个身份。孟晚,姜瑶的母亲,用钱买通一切。郑鸿远,省厅副厅长的弟弟,侵害了沈攸乐却逍遥法外。蒋兰,收了钱的班主任,用权力羞辱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三个人,都死了。都死在被肢解、被抛尸、被藏匿的方式里。而这三个人,都和一个人有关——沈攸乐。那个从六楼跳下去的女孩。
贺峻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灯照亮了前方漆黑的路,他握着方向盘,忽然想起唐康说的那句话:比被欺负更难受的,是被欺负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
沈攸乐被欺负了六年。从初中到高中。没有人站出来。她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地方,以为可以重新开始。然后她遇见了郑鸿远,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她从六楼跳了下去。
贺峻霖踩下油门,车子驶入主路,汇入车流。车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吃饭,有人在睡觉。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女孩在三年前的那个夜晚,站在宿舍楼的屋顶上,看着脚下这片灯火,想了些什么。
她可能在想,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人在乎。
贺峻霖把车开得很快。风从车窗灌进来,吹得他的头发乱成一团,他没有关窗。他需要风。需要风把脑子里那些画面吹散——十四岁的女孩跪在讲台前,十六岁的女孩被按在出租屋的床上,二十一岁的女孩站在六楼的屋顶。
风没有吹散。它们黏在脑子里,像被胶水粘住了。
他把车停进警局大院,熄火,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然后下车,上楼,推开会议室的门。
白板上,三张照片并排贴在一起。孟晚。郑鸿远。蒋兰。三张脸,三种恶,都死了。
马嘉祺站在白板前面,看着那三张照片,没有说话。
严浩翔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杯水,看起来已经凉了。
刘耀文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夜色,背影很直,但肩膀是塌的。
丁程鑫坐在桌前,素描本翻到新的一页,纸上画了三只眼睛。不是人的眼睛,是三只睁开的、直视前方的眼睛,像在盯着什么人。
贺峻霖走进去,在会议桌旁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最后一颗薄荷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
“三具尸体,都和沈攸乐有关。”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孟晚的女儿霸凌她,郑鸿远侵害她,蒋兰羞辱她。她们都死了。被同一种方式杀死——肢解、抛尸、藏匿。杀她们的人,很可能是在替沈攸乐复仇。”
“谁?”马嘉祺问。
贺峻霖摇了摇头。
“不知道。但这个人,一定跟沈攸乐很亲。亲到愿意为她杀人。”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刘耀文从窗前转过身来,声音有些涩:“沈攸乐的父母呢?”
“失踪了。”张真源抬起头,“三年前报警撤销后,户籍迁出,再无踪迹。”
“会不会是他们?”
“有可能。”马嘉祺说,“但也有可能是别人。一个愿意为沈攸乐复仇的人,不一定只有父母。”
他在白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在问号旁边写了一个字:谁。
窗外的夜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哐哐作响。不知道是不是要下雨了。青藤市的天,从来不会让人猜透。
贺峻霖把薄荷糖咬碎,咽下去。薄荷的凉意从喉咙蔓延到胸口,凉得他打了个哆嗦。
“不管是谁,”他说,“这个人还没有停。”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
“阵法。三个抛尸点,三具尸体,一个三角形。如果凶手是在布阵,那这个阵已经布完了。但他把郑鸿远的头放在瀚科大的厕所里——那不是一个阵法的部分。那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严浩翔问。
贺峻霖看着白板上那三张照片,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
“信号是——他知道沈攸乐的事。他全都知道,而他要做的就是让我们也知道她的事情。”
窗外的风更大了。远处传来一声闷雷,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天上裂开了。
雨还没来。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