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这辈子头一二十年，活得憋屈。家里头穷，姊妹多，我是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头两个弟弟。爹妈眼里，丫头片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能干活就行，书是不用多读的。姐姐十六就嫁了，换回点彩礼给大弟说亲。我拼死拼活念完初中，家里说什么也不让上了。爹说，女娃认几个字，会算账，别叫人哄了就成。妈说，隔壁纺织厂在招临时工，你去试试，一个月也能贴补家用。

我不甘心。我看着姐姐嫁的那个男人，喝点酒就打人，姐姐回娘家哭，爹妈只会劝她忍，说女人都这样。我看着厂里那些女工，三班倒，眼睛熬得通红，手指叫纱线磨得粗糙，领工资时还得看班组长脸色，男工总能多拿几块“辛苦钱”。我就觉得，不能这么活。可怎么活呢？我不知道。家里待不住，厂里不想去，成天在城里晃荡，像个游魂。

那时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城里渐渐有点不一样了，街边多了些摆摊的，卖衣服的，卖磁带的，还有倒腾些小玩意儿的。我兜里就几毛钱，站在人家摊子前看，看人家怎么吆喝，怎么跟人讨价还价。看久了，有个卖袜子和针头线脑的大婶瞅见我，问：“姑娘，老看啥呢？想买点啥？” 我摇摇头，说看看。大婶挺和善，说：“没工作吧？要不帮我看看摊子，中午管顿饭，一天给你两块钱。” 我忙不迭点头。两块钱不多，但是个开始。

我就这么给大婶看起了摊子。大婶姓吴，我叫她吴姨。吴姨男人死得早，自己拉扯个孩子，就靠这个摊子。她教我认货，棉袜尼龙袜怎么分，哪种针耐磨，线团怎么存放不返潮。也教我咋说话，遇见讲究的客人咋说，遇见难缠的咋应付。我不算太笨，肯学，也肯下力气，搬货收摊从不躲懒。吴姨对我也挺好，后来除了管饭，一天能给三块、四块。我把大部分钱交给家里，自己偷偷留一点，攒着。

摆摊能见到形形sese的人。有穿得挺体面却为一分钱争半天的，也有看着邋遢但掏钱爽快的。还有些人，不太一样。他们不常来我们这种小摊，但偶尔会在附近转悠，低声交谈，眼神警惕。吴姨悄悄指给我看，说那些可能是“跑地皮的”，或者“夹喇嘛的”，干的都是些见不得光、但来钱快的营生。我似懂非懂，只觉得那些人身上有股味儿，土腥味儿，还有种说不出的冷硬。

有一回，一个男人来买手电筒电池，要大号的，耐用。他戴着副墨镜，大夏天也穿着件黑色皮夹克，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但笑起来感觉不怎么热乎。他挑电池很仔细，捏捏分量，看看接口。吴姨那天正好去进货了，就我在。他问我：“小姑娘，就你一个？这电池保真吗？别用两下就歇菜。” 我说保真，从国营商店进的货。他笑了笑，没多说，付了钱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个不大的、沉甸甸的帆布包。后来我跟吴姨提起这个人，吴姨“啧”了一声，说：“那个黑瞎子啊，少惹。他们那路人，水深。”

黑瞎子。我记住了这个外号，也记住了那副墨镜和那口白牙。没想到，后来还能碰见。

我给吴姨看摊看了快两年。家里催我嫁人，相看了几个，不是我嫌对方跟死水一样，就是对方嫌我没个正经工作。妈骂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跟家里吵了一架，搬了出来，在城郊租了间小平房，便宜，但潮湿。吴姨年纪大了，腰不好，想收摊不干了，回乡下跟儿子过。她问我想不想接手这个摊子，货底子便宜盘给我，她信得过我。我把我攒的所有钱，加上跟吴姨求来的缓些日子付的承诺，接下了这个小小的摊子。

我自己当了摊主，才知道难处。以前只管卖，现在要操心进货，防着被坑，跟旁边摊主争位置，还得打点市容的人。一个女人，尤其是个年轻女人，独自撑个摊子，麻烦事更多。有喝醉了来胡搅蛮缠的，有想顺手牵羊的，还有同行看你是女的觉得你好欺负，故意压价抢生意。我开始学着泼辣，学着大声说话，学着冷下脸。我不能退，退了，就连这立足之地都没了。

为了多赚点，我不光卖针头线脑，也试着进点别的。看到有人收旧钱币、旧邮票，我也留了心，碰到来卖杂物的，就问一句有没有老东西，加一点点钱收过来，再转手卖给那些专门收的人，赚个差价。这活儿需要眼力，我一开始不懂，亏过两次，心疼得睡不着。后来就学乖了，看不准的不要，只收那些明显有点年头、品相还行的铜钱、什么的。慢慢摸到点门道，认识了一个姓王的老师傅，在古玩城边上有个小门脸，人还算实在，我收到东西常拿去给他看，他给的价格也公道。

通过倒腾这些小玩意儿，我攒下了一点钱，把吴姨的货款还清了，还给自己的小摊弄了个像样点的棚子。我也渐渐听说了更多关于“地下”行当的事情。知道那些“跑地皮的”是到处找古墓线索的，“夹喇嘛”是组织人手下地的。知道干这行风险大，但一夜暴富的传说也多。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那个本事，更没那个胆子去碰那些，但身处这个边缘，难免会听到风声，看到一些东西。

再见黑瞎子，是在一个傍晚。我正要收摊，他溜溜达达过来了，还是那副墨镜，夹克换了件薄的，但那股劲儿没变。他蹲在我的摊子前，扒拉我放旧货的那个纸盒子。“可以啊，小姑娘，升级了，还弄起这些了。”他拿起一枚我收来的民国铜板，在手里掂了掂。

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瞎收的，混口饭吃。”

“混饭吃？”他笑了，牙齿白得晃眼，“这路子可不算太平。最近收到什么有意思的没？甭拿这些糊弄小孩的。”

我犹豫了一下，从摊子底下摸出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块玉璜，缺了一角，但质地温润，有沁色。是前几天一个急着用钱的老太太卖给我的，要价不高。王师傅看了，说是老东西，年份不错，可惜残了，值点钱，但不多。我还没想好是自己留着还是出手。

黑瞎子接过去，对着快要落山的日头看了看，手指摩挲着断面。“战国的，”他语气随意，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土坑出来的，埋得还行，可惜起出来的时候伤了。老太太家里急用钱？”

我点点头，心里惊讶他的眼力。

“留着吧，”他把玉璜丢还给我，“当个护身符，比你卖那几个钱强。” 他站起身，拍拍手，“你这摊子位置不错，消息也灵通。以后要听说什么‘大货’，或者有啥生面孔在附近打听奇怪的地方，给我递个话。” 他塞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有消息，打这个。不会让你白忙活。”

他说完就走了，没提报酬，也没威胁，好像就是随口一说。我捏着那张纸条，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巷子里，手里的玉璜还带着他指尖的一点温度。我知道，我算是半只脚，踏进了一个更幽暗的世界的门口。递话？我能递什么话？我又凭什么掺和这些？可心里又有个声音在说，这是个机会，一个或许能让我不再仅仅挣扎于针头线脑、几分几毛的机会。我把纸条小心收好，和那块残破的玉璜放在了一起。

日子照旧过。摆摊，收货，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我比以前更留意听那些零碎的消息。谁家盖房子挖出罐子了，哪个村传出闹鬼其实是地下有东西了，或者哪里来了批生面孔，打听深山老林里的旧闻。有些消息一听就不靠谱，有些听起来有点意思。我筛了又筛，觉得可能有那么一两次，像是黑瞎子会感兴趣的。我跑到公用电话亭，照着那个号码打过去。有时候接电话的是个不耐烦的陌生声音，说“打错了”，有时候根本没人接。只有一次，电话通了，是黑瞎子本人。我尽量简短地把听到的传闻说了，关于邻省一个水库干涸，露出水下石雕的事。他在电话那头“嗯”了两声，说了句“知道了，谢了”，就挂了。后来过了一阵，我在本地一个小报的边角新闻里看到，那个水库区域因为“施工”暂时封闭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这之间有没有关联。

他没再主动找过我，我也没再刻意打听。我们之间好像形成了一种古怪的默契，我提供一些模糊的线索，他自行判断。没有报酬，但似乎也没有危险。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了些，靠倒腾旧货，手头比原来宽裕了一点。我在古玩城帮王师傅看过几天店，也跟着学了点更基础的知识，怎么看瓷器的釉面，怎么分辨铜锈是不是做旧的。王师傅说我有股钻劲儿，可惜是女的，这行当里，女人想真正立住脚，难。

我知道难。去乡下收货，人家看你是个年轻女人，要么抬价，要么拿假货糊弄。去跟同行谈生意，人家先跟你嘻嘻哈哈，不把你当回事。我得比男人更谨慎，更狠心，也更舍得下脸面。我不怕跑远路，不怕碰钉子，收到好东西，该捂一阵就捂一阵，该找合适的买家就耐心找。我不沾大墓，不碰生坑，只做流传在市面上的“熟货”，或者年代浅、价值明确的东西。求个稳当。

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我租的房子从城郊换到了城里一个老小区的一居室，虽然旧，但好歹是楼房，有自来水。摊子还在，但我更多时间是在古玩城帮王师傅打理，自己也偶尔收点小件，转手赚差价。在古玩城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我渐渐也有了点小小的名号，不是因为我本事多大，而是因为我一个单身女人，能在这里站住脚，收东西出价还算公道，也不乱来。有人背后叫我“沈掌柜”，听着像那么回事，但我知道，很多人这么叫的时候，语气里还是带着点看稀罕的意思。

黑瞎子的消息，断断续续能听到一点。说他跟着一个挺厉害的姓吴的老板干活，说他身手好，要价高，但也靠谱。说他还是老样子，神出鬼没。我偶尔会想起他塞给我纸条的那个傍晚，想起他那副似乎永远不透光的墨镜。我们像是两条偶尔交叉的线，很快又各自延伸向不同的方向。

变故发生在我二十六岁那年春天。王师傅突然中风，送医院抢救，人虽然救回来了，但半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利索。他的店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师娘是个家庭妇女，不懂行，儿子在国外一时回不来。店里还有不少货，也欠着一些货款，还有些熟客定的东西没交割。师娘哭哭啼啼找到我，说知道我跟老王学了几年，求我帮着照看一下店面，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推脱不了。王师傅对我不错，教了我东西。这时候撇清，我做不出来。可接下这个摊子，压力巨大。我要盘点存货，应付上门催款的，跟定了货的客人解释，还得想办法把一些货变现给王师傅凑医药费。那段时间，我忙得脚不沾地，自己摆摊的事也顾不上了，整个人瘦了一圈。

最难缠的是一个叫“马三”的掮客。王师傅之前从他手里拿过一批高仿的明清民窑瓷器，本钱还没结清。马三带着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堵在店门口，说话很难听，限我三天内把钱凑齐，不然就砸店搬东西。我知道那批货有问题，王师傅当时可能也是打了眼，或者另有隐情，但现在人躺在医院，死无对证。我跟马三讲道理，说等王师傅儿子回来处理，马三根本不听，一巴掌拍在柜台上，玻璃都裂了纹。

店里还有两个看热闹的客人，见状都溜了。我一个人面对着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手心全是汗，腿有点软，但我知道不能露怯。我强撑着说：“马老板，钱的事好说，王师傅的店在这里跑不了。但你今天砸了店，这些货损了，就算王师傅儿子回来，钱恐怕也更难算了。再说，古玩城有古玩城的规矩，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马三瞪着我：“臭娘们，跟老子讲规矩？老子就是规矩！三天，少一个子儿，我把你这破店拆了！” 他撂下狠话，带着人走了，但我知道这事没完。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门，坐在昏暗的店里，看着满架的瓶瓶罐罐，一筹莫展。师娘那边也拿不出钱。王师傅的儿子联系上了，说要下个月才能回来。三天时间，我去哪里弄那么大一笔钱？就算把店里的真货全贱卖了，也不够，而且仓促之间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买家。我第一次感到这么无力，之前的种种努力，在这个突如其来的麻烦面前，好像都不堪一击。

鬼使神差地，我翻出了那张一直收着的、皱巴巴的纸条。上面那个电话号码，像是一根虚无缥缈的稻草。我跟黑瞎子充其量只能算有点头之交，他凭什么帮我？他能怎么帮？这事跟他的行当也不沾边。可除了这个，我还能找谁？报警？马三那种人，报警也许能管一时，但后患无穷。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到了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那个号码。响了好几声，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的时候，电话被拿起来了。

“喂？” 是黑瞎子的声音，有点懒洋洋的，背景音有些嘈杂。

我的心跳得厉害，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些：“黑爷，是我，沈悠。以前给您递过消息，在古玩城这边摆摊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他那特有的、带着点玩味的声音：“哦，沈掌柜啊。难得，主动打电话。有事？”

我简短地把王师傅的情况和马三逼债的事说了，没添油加醋，只说了困难。“我知道这事不该麻烦您，但我实在没别的法子。马三给三天时间，我……凑不出那么多钱。”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我能听到电话那头隐约有打火机的声音。“马三……”他似乎在回想，“是不是下巴有颗痦子，说话有点结巴？”

“对，是他。”

“知道了。”黑瞎子的语气没什么变化，“店在古玩城东区，老王头那家‘博古斋’？”

“是。”

“明天照常开门。该干嘛干嘛。”他说完，没等我再问，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听筒，里面传来忙音。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了，然后呢？“该干嘛干嘛”是什么意思？他会帮忙吗？怎么帮？我一点底都没有。但奇怪的是，他那种平淡甚至有点随意的语气，反而让我稍微镇定了一点。好像在他看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开了店门。一上午都心神不宁，不断看向门口。马三没来，倒是来了两个生面孔，穿着普通的夹克，在店里转了一圈，问了问几件东西的价，也没买，就走了。下午，马三还是没出现。

到了傍晚，快要关店的时候，马三来了。还是带着那两个人，但脸色有点奇怪，不像昨天那么嚣张。他进了店，看了看我，清了清嗓子，说：“沈……沈掌柜，那笔钱，老王头欠的，你看……”

我按捺住紧张，说：“马老板，钱我们认，但需要时间。王师傅的儿子下个月回来，到时候一定给你个交代。”

马三摆摆手，表情有点不自然：“那个……时间好说，好说。老王头病了，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这样，之前的账，就算了，算了。那批货，就当……就当给老王头冲喜了。” 他说完，也不等我反应，转身就带着人匆匆走了，好像后面有狗撵他一样。

我愣住了，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昨天还气势汹汹要砸店，今天就主动把债免了？这转变也太快了。我下意识地看向门口，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旧桑塔纳，车窗摇下了一半，戴着墨镜的脸朝店这边看了一眼，然后车窗摇上，车子悄无声息地开走了。

是黑瞎子。他没露面，但肯定是他做了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就让马三那样的人改了主意。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松了口气的庆幸，也有一种深切的、对那种未知力量的畏惧，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被卷入更深处的不安。

这件事之后，王师傅店里的麻烦暂时平息了。我继续帮着照看，直到他儿子从国外回来接手。王师傅的儿子对我很感激，结算了帮忙的报酬，比我想的多。我也因为处理这件事，在古玩城这个小圈子里，名声更响了一些。至少，马三那样的人，不再敢随便来找茬。有人猜测我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靠山，我从不解释。

我把摊子彻底收了，用那笔报酬，加上自己攒的钱，在古玩城不太起眼的角落，盘下了一个更小的门脸。真的成了“沈掌柜”。店名就叫“悠古斋”，简单，也不起眼。我不做大宗的、惹眼的生意，还是以收售小件、杂项为主，兼着帮人鉴定一下，牵个线搭个桥，赚点稳妥的中介费。我不问东西的来路，但太邪乎的、一看就是生坑里刚出来的，我一般不碰。我只做“熟”的，或者至少看起来是“熟”的生意。

黑瞎子偶尔会来。有时候隔几个月，有时候一两年不见人影。来了也不一定买东西，可能就在店里坐一会儿，喝杯我泡的茶，看看我新收的玩意，说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有时候会问我，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事”。我会把一些我觉得可能有点意思、但又无关紧要的传闻告诉他，比如哪个地方的旧货市场突然出现一批同一坑口的钱币，或者听说有人在打听某种冷僻的古代金属工艺。他听了，有时会追问两句细节，有时只是笑笑，说“有点意思”。

我们的交往仅限于此。他帮我解过一次围，我给他提供一些零碎的消息。谁也不欠谁，谁也不过多打听对方的事。我知道他干的是刀头舔血的营生，他大概也看得出我求的只是一方安稳的立足之地。我们像是两个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天体，因为某种引力，轨迹偶尔靠近，交换一点微弱的信息，然后再次远离。

我的店慢慢有了些固定的客人，有些是熟识的藏家，有些是同行，也有些是来历不明、但出手大方的人物。我学会了看人，学会了在交谈中捕捉有用的信息，学会了在不动声色间达成交易。我依旧独自一人，住在店铺后面的小隔间里。日子过得清静，也孤单。但我已经习惯了。我能自己养活自己，没人能随便欺负我，这就够了。至于别的，比如婚姻，家庭，那些离我好像很远。见过了那些男人看我的眼神，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带着别的目的，我也就歇了那份心。

时间一年年过去。古玩城翻新了又旧了，周围的店铺换了许多主人。我的“悠古斋”还开着，门脸更旧了，但里面的东西，渐渐有了点分量。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街边摆摊、为几分钱计较的小姑娘，但骨子里那份谨慎和求稳，从来没变。我听说黑瞎子跟着的那个吴老板，出了大事，失踪了。又过了些年，听说他去了杭州，跟一个姓吴的年轻人，还有那个很有名的张起灵一起，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传说离我的生活很远，像听评书一样。

直到那年秋天，一个下午，店里没什么人。我正拿着软布擦拭一个刚收来的清代小杯，门上的风铃响了。我抬起头，看到黑瞎子推门进来。他还是老样子，墨镜，随意的穿着，脸上带着那种惯有的、看不出真假的笑。但仔细看，眼角似乎多了些细纹，身上那股玩世不恭的劲，底下，好像也藏了点别的，一种经历过太多之后的沉寂。

“黑爷，稀客。”我放下杯子，起身去拿茶叶罐子。他有些年没来了。

“沈掌柜，生意不错？”他在店里唯一的椅子上坐下，四处看了看。

“老样子，混口饭吃。”我泡了茶，端给他。“您这是打哪儿来？”

“刚从下面上来，透了透气。”他接过茶，吹了吹，喝了一口。“嗯，茶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