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点四十七分，李成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蜿蜒的水渍，形状像一张嘲讽的笑脸。
空调发出垂死的嗡鸣，吐出温热的风。
这个不到五平方米的隔断间闷热得像蒸笼，汗水在他胸口和后背形成黏腻的膜。他赤着上身躺在用了三年的廉价床垫上，弹簧已经塌陷，每次翻身都会发出呻吟。
手机屏幕的裂痕在黑暗中发出幽微的光。他划开屏幕，微信置顶的聊天记录停留在一个月前：
“李成，你被裁员的事我知道了。我妈说得对，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分手吧。不用回复了。”
发信人：陈婧。他的前女友，十几天前嫁给了家在徐汇有房的上海本地人。
李成没有回复，也没有删除。这行字像一根刺，每天深夜准时扎进眼睛。
他翻身坐起，床架吱呀抗议。从床底拖出行李箱——三年前从江西老家带来的，轮子已经坏了一个。打开箱子，底层压着一本硬壳笔记本。他翻开，第一页用蓝色圆珠笔工整地写着：
“李成上海三年计划（2022.7-2025.7）”
1. 月薪过万
2. 存款十万
3. 在上海站稳脚跟
4. 带爸妈来上海旅游一次
字迹已经泛黄。李成的手指抚过这些字，喉头发紧。
三年了。他二十五岁了。
第一家公司干了一年半，疫情后裁员；第二家公司干了十个月，部门解散。现在银行卡余额：4128.37元。房租还有一周到期，下季度要涨三百。父母上周打电话，说老家房子漏雨，修一下要五千。
“站稳脚跟？”
李成低声重复这四个字，声音在闷热的房间里迅速被吞噬。
窗外传来动静。隔壁那对中年夫妻又开始吵架。女人的尖叫声穿透薄薄的隔板：“你个没用的东西！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什么？！”男人的闷吼，东西摔碎的声音。然后是孩子压抑的哭声。
楼下大爷的咳嗽声准时响起——慢性支气管炎，每夜两点左右发作，咳得像要把肺吐出来。
这就是李成的上海：不是外滩的璀璨，不是陆家嘴的摩天，是五平方米的隔断间，是坏掉的空调，是隔壁的争吵，是卡里永远不够的数字。
他起身走到窗边。这扇窗对着天井，只能看见对面楼同样密集的窗户，很多挂着洗褪色的内衣。但抬起头，能从缝隙里看见一线夜空——今夜无星，乌云低垂，空气里有暴雨前的土腥味。
李成从抽屉里摸出半包红双喜，点上。烟雾在闷热中凝固不散。
他想起三年前刚到上海的那个下午。火车站的巨幅广告牌上写着：“上海，成就你的梦想”。
他背着蛇皮袋走出车站，抬头看那些高楼，觉得每扇窗后都是一个精彩人生。
现在他知道，大多数窗户后面，是和他一样疲惫的普通人。
手机震动。房东的微信：“小李，下季度房租3800，押一付三，一共15200。最晚这周五交，不然要清房了。”
15200。
李成看着这个数字，突然笑了，笑声干涩。他把烟头按灭在窗台——那里已经有几十个同样的焦痕。
回到床边，他从笔记本上撕下那页“三年计划”，摸出打火机。
蓝色火苗舔舐纸页，边缘卷曲变黑，字迹在火焰中扭曲消失。灰烬落在裂屏手机上，像一场微型葬礼。
窗外传来第一声闷雷，遥远但沉重。
李成躺回床上，闭上眼睛。他在心里做决定：明天去面试最后一家公司，永利贸易。如果不行，就买张火车票回江西。
上海这场梦，该醒了。
但他不知道，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雨，将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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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二十分，静安区一栋老式写字楼外。
李成站在楼下，抬头看这栋十二层的建筑。米色外墙瓷砖有些已经脱落，空调外机像补丁一样挂在墙面。楼门口挂着“永利贸易有限公司”的牌子，铜字已经氧化发黑。
他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这是三件衬衫里最挺的一件，昨晚用热水杯烫过褶子。西裤膝盖处有些发亮，但总体还算得体。皮鞋是两年前买的，鞋头磨损，他今早用黑色记号笔涂过。
电梯吱呀作响，上升时摇晃得让人心慌。轿厢内壁贴着老式大理石纹贴纸，边角卷起。同乘的几个人都面无表情，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水、汗味和纸张的混合气味。
六楼到了。李成走出电梯，正对着的玻璃门上贴着“永利贸易”的艺术字，字体是十几年前流行的烫金风格。
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女人，烫着大波浪，涂着鲜艳的玫红色口红，正在用手机刷短视频。听到门响，她懒洋洋地抬起眼皮。
“找谁？”
“我……我来面试。约了十点，黄经理。”李成尽量让声音平稳。
女人上下打量他，目光在他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停留了两秒，又扫过他脚上那双涂过鞋油的旧皮鞋。
“名字。”
“李成。”
女人翻看桌上的登记簿，手指涂着同样玫红色的指甲油。“嗯，十点。那边等吧。”她指了指角落里的几张塑料椅子。
李成道谢，走过去坐下。椅子腿有些歪，他小心调整重心。
透过玻璃隔断，他能看见办公区：十几张办公桌排列拥挤，电脑是老款式机，机箱上贴着泛黄的便利贴。职员们或接打电话，或敲击键盘，空气里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味道。墙上挂着的“月度之星”照片已经褪色，相框玻璃有裂痕。
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上海写字楼。更像县城里的办事处。
但他需要这份工作。招聘启事上写：月薪6500，交五险一金。扣完还剩5200左右，付完房租还能剩一千多吃饭。
足够了。只要能在上海留下来。
“李成是吧？进来。”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站在会议室门口，啤酒肚撑得衬衫纽扣紧绷，稀疏的头发梳成勉强覆盖头皮的分头。这就是黄经理。
面试在狭小的会议室进行。黄经理坐在对面，翻看李成的简历，眉头越皱越紧。
“江西财经学院……专科？”
“是的。”李成手心冒汗。
“前两家公司都只干了一年左右？”
“第一家是疫情裁员，第二家是部门解散……”
黄经理摆摆手，打断他。“说实话，你这履历没什么亮点。”他把简历扔在桌上，“我们虽然是小公司，但要求也不低。你有什么特长？”
李成大脑空白。“我……我学习能力强，能吃苦……”
“能吃苦的人多了。”黄经理嗤笑，“上海最不缺的就是能吃苦的人。”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李成机械地回答着问题，但能感觉到对方的兴趣越来越淡。当黄经理说“今天就到这里，有消息会通知你”时，他知道，没戏了。
走出会议室时，前台那个女人连头都没抬。
电梯下行时，李成看着轿厢里自己模糊的倒影：普通的五官，普通的发型，普通的衬衫。就像黄经理说的，这样的人上海有千千万万，凭什么选他？
走出写字楼时，天空已经阴沉得像傍晚。第一滴雨落在他脸上，冰凉。
然后是第二滴，第三滴。
暴雨毫无预兆地倾泻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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