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绣

“以针为笔，以珠为墨，以布为笺”，珠绣这门中国传统非遗工艺，凭借珠光璀璨的视觉效果与巧夺天工的制作技艺，在中华手工艺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它并非单纯的装饰技艺，而是融合了材料学、美学、民俗学的文化载体，其起源可追溯至遥远的上古时期，历经数千年朝代更迭与文化交融，从最初的原始装饰演变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的非遗瑰宝。作为广东省级、厦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珠绣的起源与发展，正是一部中国手工艺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新史。

珠绣的源头，藏在原始先民对美的本能追求中，其雏形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串珠装饰。考古发现证实，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用贝壳、兽牙、石珠、骨管穿孔制成的饰品，这些史前先民将天然材料穿缀于衣物或发间，形成了最早的“穿珠”形态。虽然此时尚未形成系统的“绣”法，但这种“以珠饰体”的理念，已奠定了珠绣“以珠为饰、穿引固定”的核心逻辑，堪称珠绣技艺的文化基因。

进入夏商周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手工业的发展，珠饰工艺逐渐成熟，为珠绣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一时期的珠材已从天然材料扩展到人工制作的玉珠、玛瑙珠、绿松石珠，工匠们掌握了更为精细的钻孔与打磨技术，能够制作出形制统一、大小均匀的珠粒。在商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青铜器上常伴有珠饰镶嵌，而甲骨文中“玉”“贝”等文字的字形，也暗示了珠玉类饰品在当时礼仪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时的珠饰虽仍以直接穿缀为主，但“按图案排列”的意识已开始萌芽，比如西周时期的玉佩组合中，珠粒的排列已呈现出对称、均衡的审美特征，为后世珠绣的图案设计埋下伏笔。

珠绣作为独立工艺的雏形，出现在汉晋时期，这一阶段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共同印证了其从“饰”到“绣”的转变。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首次发现了将珍珠、玉石颗粒用丝线固定在织物表面的实物，不同于此前简单的穿缀，这些珠粒被按照特定纹样排列，丝线的隐藏式固定手法已具备“绣”的本质特征。《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汉代贵族“簪珥珠玉，锦绣罗纨”，这里的“珠玉”装饰，极有可能就是早期珠绣的体现。此时的珠绣主要服务于上层社会，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技艺核心在于“固定”与“排列”，尚未形成复杂针法，但已脱离了原始装饰的粗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工艺”。

珠绣技艺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隋唐时期，这一阶段被公认为珠绣正式成型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得益于盛唐的开放气象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珠绣的材料、工艺与应用场景都得到了突破性发展。隋代《通典》明确记载，京城游乐场的艺人“盛饰衣服，皆用珠翠”，这里的“珠翠装饰”已具备成熟的珠绣特征；而唐代《杜阳杂编》中关于同昌公主嫁妆“神丝绣被”的记载，更是将唐代珠绣的精湛技艺描绘得淋漓尽致——“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这种以小米粒大小的珍珠绣制鸳鸯、花卉图案的工艺，不仅要求珠粒细小均匀，更需要精准的针法控制，避免损伤珍珠与丝织物，标志着珠绣已形成独立的工艺体系。

唐代珠绣的成熟，离不开两大关键因素：一是珠材的丰富化，除了天然珍珠，还出现了玻璃珠（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琉璃珠等人工珠材，为珠绣提供了更多色彩选择；二是针法的初步成型，从“神丝绣被”的记载来看，唐代工匠已掌握了“粒绣”“点绣”等基础针法，能够根据图案需求灵活固定珠粒。此时的珠绣主要应用于宫廷服饰、被褥、仪仗用品等，是盛唐气象的直观体现，其“五色辉映”的艺术效果，与唐代绘画、雕塑的浓艳风格一脉相承，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工艺之一。

宋元时期是珠绣技艺的精进与扩散期，这一阶段珠绣从宫廷走向民间，同时工艺技法更加精细，地域特色开始显现。宋代的珠绣不仅在材料上延续了唐代的丰富性，更在图案设计上趋于写实，岭南媚川郡官吏刘?曾以彩色珍珠绣成“双龙戏珠”马鞍献给宋太祖，这件作品以珍珠模拟龙鳞的层次感，展现出高超的构图与针法技巧。宋代文人审美对珠绣也产生了影响，部分珠绣作品开始追求“雅致含蓄”的风格，珠粒排列疏密有致，色彩搭配清雅协调，与唐代的浓艳形成鲜明对比。

元代则将珠绣的“奢华感”推向极致，由于蒙古族贵族对珠宝的喜爱，珠绣成为帝王将相服饰的重要装饰。史书记载，元代帝王的织金袍上“绣以大珍珠”，宫廷颁发给西番的诏书上也以珠绣装饰，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这一时期的珠绣还出现了“珠金结合”的特征，将珍珠与织金、银线搭配使用，在光线照射下金银与珠光交相辉映，形成更为华丽的视觉效果。同时，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东南亚的珍珠、玻璃珠大量传入中国，为珠绣提供了更丰富的材料选择，也推动了珠绣技艺向南方沿海地区扩散。

明清时期是珠绣的鼎盛阶段，此时的珠绣不仅技艺炉火纯青，更形成了清晰的地域流派与完整的工艺体系，成为全民追捧的装饰工艺。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珠绣的制作流程，“凡珍珠绣，先绘纹样于帛，以针穿线，逐粒钉缀，务使平正，无歪斜脱落之患”，详细描述了从设计、穿针到钉缀的完整工序。明代宫廷设有“尚衣监”，专门负责皇室珠绣服饰的制作，其作品选材严苛，仅珍珠就需经过挑拣、分类、打磨等多道工序，针法则发展出平绣、串绣等多种形式，能够表现复杂的山水、人物、花鸟图案。

清代的珠绣达到了技艺巅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珠绣珍品，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辉煌。清末直隶总督袁世凯献给慈禧太后的珠绣服装，以珍珠、宝石绣成芍药等花卉图案，珠粒大小一致，排列精准，宝石的点缀与珍珠的温润相得益彰，堪称“一件衣服半条街”的奢华之作。这一时期，珠绣的地域流派日益鲜明：苏绣中的穿珠绣讲究排线疏密与色彩含蓄，常与丝线绣结合，多用于婚纱礼服；粤绣（潮绣）中的钉珠绣则受宗教文化影响，大量使用金属绣线与珠粒搭配，色彩浓烈，立体感强，多用于中式裙褂与宗教用品；而徽州珠绣则因徽商文化的兴盛而流行，成为古徽州小姐的必修课，其作品设计精美，色彩对比强烈，多用于官服、披肩、“三寸金莲”等，一针一线中寄托着女性的相思与闲愁。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光绪年间，珠绣迎来了一次重要的“跨界创新”，玻璃珠绣的传入与本土化，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吕宋（今菲律宾）华侨带回玻璃珠绣拖鞋（俗称“吕宋拖”），这种以进口玻璃珠为材料的绣品在福建流传开来。漳州匠师率先借鉴其工艺，用进口玻璃珠制作珠绣拖鞋，随后传入厦门。1920年左右，厦门“活源”商行开始专门进口小玻璃珠，用于生产珠绣工艺品，玻璃珠的廉价性与色彩多样性，让珠绣从贵族专属走向平民生活，厦门也逐渐成为玻璃珠绣的核心产地。

厦门珠绣的兴起，是珠绣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分支，它的形成堪称“中西合璧、山海交融”的典范。作为海洋文化与侨乡文化的产物，厦门珠绣将海外传来的玻璃珠材料与中国传统刺绣针法相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工艺体系。其早期产品以珠绣拖鞋为主，图案多为吉祥纹样与厦门本地风貌，采用平绣、凸绣、串绣、粒绣等多种针法，形成了“珠光灿烂、层次清晰”的艺术效果。上世纪八十年代，厦门珠绣迎来鼎盛期，“水晶牌”珠绣拖鞋远销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厦门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这一阶段也让珠绣技艺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承。

从起源脉络来看，珠绣的发展始终遵循着“材料革新推动工艺进步”的规律：从新石器时代的天然材料，到商周的玉珠玛瑙，再到唐代的珍珠琉璃，直至清代的玻璃珠，每一次珠材的更新都带来了针法与应用场景的突破。同时，珠绣的起源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双龙戏珠”“牡丹引凤”等传统图案承载着吉祥寓意，宫廷与民间的双重需求推动着技艺精进，而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则促进了文化交融，让珠绣成为跨越地域与民族的工艺语言。

然而，这门传承千年的技艺也曾面临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机械化生产的冲击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珠绣手工作坊逐渐减少，许多古老针法濒临失传。幸运的是，在非遗保护政策的支持与传承人的坚守下，珠绣重新焕发新生。厦门珠绣代表性传承人谢丽瑜召集老艺人抢救技艺，将珠绣从拖鞋鞋面延伸到挂图、服饰、包袋等载体；第六代传承人朱劲则以年轻视角创新，让珠绣融入现代潮流；2021年，厦门珠绣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遗进校园”“公益体验活动”等举措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工艺。

回望珠绣的起源与发展，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串珠到当代的艺术创作，这门工艺始终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它的起源不仅是技艺的诞生，更是中国人对美、对生活、对文化的不懈追求。每一颗珠粒的精准定位，每一针丝线的巧妙缠绕，都凝聚着匠人的耐心与智慧，也记录着中国手工艺的发展轨迹。如今，珠绣已不再只是传统服饰的装饰，更走进了高级定制、室内装饰、首饰设计等领域，以其独特的珠光魅力与文化底蕴，在新时代续写着三千年的匠心传奇。这门穿越千年的非遗技艺，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手工艺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