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公开听证会的杂音

好的，我们继续遵循大纲，推进第二卷第四部《谎言之冢》的后续章节。接下来是第62章，将聚焦于首次公开听证会，直面社会的真实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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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公开听证会的杂音

市政厅的公开听证会，被安排在一个能容纳两百人的阶梯会议室。早上九点，座位已满了七成。到场的有学生、上班族、退休老人，也有不少媒体记者。空气里混合着好奇、警惕和一丝未明说的期待。

主席台上坐着副市长、周教授、苏岸、林小雨、吴刚、王阿姨，以及特意邀请的法律与伦理专家。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名牌，一杯水。

副市长简短开场：“今天不是发布会，不是政策宣讲，是倾听会。我们想知道，各位对正在起草的《情感多样化城市宪章》有什么疑问、担忧或建议。请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尽力回答。”

第一个举手的是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自称是程序员：“我想问，草案里提到‘情感领土不可侵犯’。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我的同事是情绪感知者，他每天‘看’着我的颜色上班，算不算侵犯？我有没有权利要求他不知道我的情绪？”

林小雨拿起话筒：“根据草案精神，未经同意的持续关注确实可能构成侵扰。我们建议在工作场所建立基本共识。如果您感到不适，可以礼貌告知同事，您希望自己的情绪状态属于个人隐私。”

“但如果他控制不住呢？”程序员追问，“能力就像视力，你能忍住不看眼前的东西吗？”

吴刚接过话：“可以训练。就像我们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脸看，那是不礼貌的。能力者也需要学习‘情感礼貌’——非必要不关注，非邀请不解读。”

“法律怎么保证？”程序员不依不饶。

法律专家回答：“目前的侵权法可以延伸适用。如果能证明持续的、非自愿的情绪感知对你造成了实质精神损害，比如导致你焦虑到无法工作，可以提起诉讼。但我们需要更多判例来细化标准。”

提问环节在技术性讨论中开始。问题五花八门：能力者是否该缴“情感税”来支持公共服务？学校是否该分“能力班”和“普通班”？情感地图的数据是否会被保险公司利用，提高“高风险情绪者”的保费？

苏岸边记录边感到一阵荒诞。他们制定了关于“连接”与“理解”的宏大框架，但民众关心的是税收、分班、保险——生活最实际的层面。宏大的理念，最终必须通过这些琐碎的通道，才能流入现实的土壤。

然后，一个穿着整洁衬衫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他没有举手，直接走到过道前面的空地，声音洪亮：

“我叫李国栋，是个普通市民。我想问一个根本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情感多样化’？”

会议室安静下来。

“自古以来，社会追求的是稳定、和谐、一致。现在，你们要我们接受‘差异’，甚至‘庆祝差异’。但差异带来的是什么？是分裂！是这群人能看见颜色，那群人不能；是这群人有特殊需求，那批人要额外照顾。这难道不是在人为制造新的不平等、新的隔阂吗？”

他的话语很有煽动力，一些听众点头。

“我们本来好好的，虽然有时候互相不理解，但慢慢磨合，也能过下去。现在，你们非要把每个人的情绪都摆在台面上，美其名曰‘看见’。看见之后呢？矛盾就解决了吗？不！矛盾只会更尖锐！因为你知道对方讨厌你，他也知道你知道了！”

周教授试图回应：“李先生的担忧很现实。情感可视化不是消除矛盾，是让矛盾更透明，从而有机会进行更真实的对话……”

“更真实的争吵吧！”李国栋打断，“我们家楼上楼下，以前为噪音吵架，吵完就算。现在要是能看见对方‘愤怒的红色’，岂不是更要记仇？有些东西，模糊一点，对社会更有好处！”

王阿姨忍不住了：“但有些痛苦，因为模糊，就被永远埋没了！我老伴去世后，我假装坚强，没人看见我的灰色，没人来帮我。如果那时候有人能看见……”

“那是你的人际关系问题！”李国栋转向王阿姨，“不是社会制度问题！你不能因为自己需要被看见，就要求全社会改变游戏规则，让所有人都暴露在情绪监控下！”

“不是监控，是连接……”林小雨试图解释。

“连接？谁问过我愿不愿意被连接？”李国栋张开手臂，面向听众，“你们问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吗？我们有没有权利，拒绝加入这个‘情感透明化’的新世界？有没有权利，保留我们的情绪隐私，哪怕这种隐私在你们看来是‘隔离’？”

这个问题击中了核心。场内议论声变大。

苏岸看着李国栋。他不是坏人，只是恐惧。恐惧熟悉的、哪怕不完美但可预测的世界，被一种未知的、强调暴露的新秩序取代。

副市长敲了敲话筒，维持秩序：“李先生的观点很重要。宪章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自愿’和‘选择权’。我们不会强制任何人接受情感可视化服务或与能力者深度互动。多样化的前提，是尊重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包括选择‘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

“但资源呢？”另一个声音响起，一位企业主模样的人，“如果未来公共服务向‘情感友好型’倾斜，比如建更多情感疏导站，钱从哪里来？是不是变相牺牲了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利益，去满足少数群体的‘特殊需求’？”

问题如滚雪球般，从理念滑向资源分配，滑向更深层的群体利益博弈。

听证会进行了两小时。散场时，苏岸感到筋疲力尽。他走到洗手间，用冷水冲脸。镜子里的人，眼睛里有熟悉的迷茫。

李国栋也走了进来。两人在镜中对视。

“苏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李国栋语气缓和了些，“我读过你写的东西，很感人。但我得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不是每个人都渴望被彻底‘看见’。有些人就想安安静静地活着，有点小秘密，有点小情绪，自己消化。这有错吗？”

“没有错。”苏岸擦干脸，“多样性，也应该包括‘不希望情感被关注’的这种选择。”

李国栋有些意外：“那你们的宪章会保护这种选择吗？”

“应该会。否则就不叫多样化了。”苏岸转身看他，“但我也希望您理解，对另一些人来说，被看见是活下去的空气。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想要隐藏的人可以隐藏，想要显露的人可以显露，彼此不互相逼迫？”

李国栋沉默片刻：“很难。社会压力是无形的。一旦‘情感开放’成为政治正确，选择隐藏的人就会承受压力，被说成是‘不真诚’、‘封闭’、‘落后’。”

他说得对。苏岸无言以对。

“我会继续反对，用合理的方式。”李国栋说完，转身离开。

走出市政厅，苏岸看到晓晓和林小雨在花坛边等他。晓晓手里拿着一支冰淇淋，表情有些不安。

“爸爸，我在外面听到了。”她说，“那个叔叔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苏岸摸摸她的头，“他有他的恐惧，真实且合理。”

“那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林小雨问，脸上有少见的动摇，“我们是不是在强迫世界改变？”

“我们是在回应已经发生的变化。”苏岸看着街道上熙攘的人群，“能力者已经存在，情感可视化技术已经扩散。问题不是‘要不要变’，而是‘怎么变’。我们可以让变化滑向恐惧和分裂，也可以努力让它导向理解和共存。后者很难，但值得尝试。”

“如果大多数人选择恐惧呢？”晓晓问。

“那我们就做那少数选择理解的人。”苏岸说，“然后等待，连接，讲故事。一个故事打动一个人，一个人影响一个小圈子。改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是水滴石穿。”

晚上，苏岸在委员会的内部沟通群里，看到了听证会的文字实录。争论比现场感受更尖锐。有人提议删除草案中“庆祝差异”的表述，改为“容忍差异”。有人建议增加“普通人权利保障”专门章节。

周教授发了一段话：

“今天的杂音，是好事。它告诉我们，我们构想的蓝图，距离地面有多远。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是修改图纸的时候。把那些合理的恐惧，变成具体的保护条款。把对资源的担忧，变成透明的分配方案。真正的宪章，不是天才的灵感，是无数冲突、妥协、理解的产物。我们才刚刚开始。”

苏岸关上电脑，走到阳台。城市灯火依旧。

他想起了林晚。她设计系统时，是否也面对过这样的质疑？她是否也曾怀疑，自己是在创造天堂，还是打开潘多拉魔盒？

没有答案。只有夜风，和脚下这座城市复杂、顽固、充满生命力脉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