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归尘》的最后一个字，是在一个同样寻常的深夜。窗外，2025年深冬的城市早已归于寂静，只有路灯在寒夜里晕开一圈圈昏黄的光。然而，就在不久前，这片寂静曾为了另一种声音而彻底凝固——那是回响在南京上空、也回响在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肃穆警报，它划破的是时间的幕布，让一段过于沉重的记忆，与每一个当下的呼吸猝然相遇。

这部小说，便是在那声警报的余音里，开始生长的。

它最初的模样，并非这般沉重。作为一个普通的、习惯用幻想构建世界的人，我曾以为自己能从容驾驭任何题材。直到那个公祭日，当数字不再是数字，当“三十万”这个单位词，在仪式的静默中获得了血肉、呼吸与痛感的重量时，我才惊觉笔尖的无力。任何文学的想象，在真实的、已然的苦难深渊面前，都显得轻浮而危险。

于是，故事开始转向。它不再追求一种全景式的、史诗般的“还原”——那是我自知无力承担的僭越。我选择了一条更幽微、也更曲折的路径：让一群来自未来的军人，成为“见证”的容器，让他们在“不可改变”的铁律与“无法旁观”的本能间被撕扯，让他们用最个体的牺牲，去度量历史血痕的深度。耿继辉的伤疤，苏还的白发，强晓伟的断臂，以及那四位永远留在时光彼岸的年轻人……他们是我虚构的“器皿”，承载的却是真实的“重”。

在这趟创作的跋涉中，一个形象逐渐清晰，并成为所有矛盾的交汇点——那面飘扬在黑山深处的、写着“抗日救国誓死不降”的白布旗。它简陋，仓促，却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由一群被认为“不抵抗”的人，率先竖起的脊梁。高鹏振和他的救国军，以及背后那三十万沉默的大多数义勇军将士，让我明白，关于那段历史的叙事，绝不能只有一种屈辱的底色。在那底色之下，是早已沸腾、从未熄灭的血性之火。

这或许便是“记忆”最本真的形态：它不仅仅是关于伤痛与损失的记载，更是关于抵抗与尊严的确认。记住南京的“不”，也必须记住黑山的“是”。记住体系的溃败，更要记住个体的站立。唯有如此，记忆才是完整的，才是赋予人力量的，而非仅仅令人窒息的。

对我而言，写作《归尘》最大的艰难与敬畏，便在于处理这种“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我深知，我所搭建的穿越桥梁、玄学设定，本质上是为了一步步接近那个无法直接言说的真实核心。故事可以允许奇迹，允许超自然的力量去“逆天改命”，哪怕付出惨烈代价。但历史的真实，没有“如果”。那些牺牲，是彻底的、冰冷的完成时。文学的“改命”，最终不过是为了更刻骨地确认这种“不可改”。苏还的昏迷与苏醒，郭平安的身份之谜，所有情节的闭环，最终指向的并非一个拯救的童话，而是一个关于“承负”的寓言：我们如何接过那段无法被真正“拯救”的过去，并让它活在今天。

最终，我将所有线索收束于一面镜前，让分裂的灵魂完成对视与合一。郭平安与苏还的融合，不是简单的身份揭秘，而是一种象征：对历史的承担，必然意味着自我认知的撕裂与重建。我们今日的“平安”，从来不是历史的空白馈赠，其下是层层叠叠的“未平安”的骨骸与呐喊。认识不到这一点，便是遗忘的开始。

小说可以终结，但合上书页，那声自历史深处鸣响的警报，并不会停止。它会化作我们凝视古老城墙时的一瞬恍惚，化作聆听国歌时血脉中更沉潜的涌动，化作面对今日纷繁世界时，心底那份关于“底线”与“代价”的清醒。我想，这便是记忆传承的意义——它不是为了让我们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而是为了让我们走在今日的阳光下时，能清楚地知道光从何来，影因何生。

感谢你，陪我走完这段沉重而必要的旅程。愿故事里的血与火，能沉淀为你我心中不灭的星火；愿故事外的山河岁月，能在铭记与前行中，真正走向那个被无数逝者以生命祈愿的、恒久的——

国平安。

一位试图以故事触摸历史的讲述者

谨记于2025年冬

写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