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依旧像往常一样落在事务所的百叶窗上，把地板切成长条的光影。我坐在桌前，手里捏着昨晚发现的那个陌生笔记本——暗影的笔迹，凌厉、斜斜的，像刀锋划过纸面。上面记录着废弃工厂里得来的线索：
夏令营带队老师案发后在三天内辞职，去向不明
失踪地附近监控“故障”时间点与陈默最后出现完全重合
陈默父亲涉经济犯罪，有灭口传言
这些词句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陈默的名字能勾起童年的温度，陌生是因为我完全没有这段调查的记忆。理智告诉我，这可能是暗影——那个在夜晚接管我身体的另一重人格——留下的工作记录。可他的存在依旧像一团迷雾，我甚至无法确认他出现时我是否真的睡着了。
正格的习惯是先用逻辑拆解问题。我拿出地图，标出当年夏令营的地点与陈默家的关系，又查了八年前的新闻档案。带队老师的名字是梁志诚，当时四十岁，有丰富的户外教学经验，却在案发后迅速从教育机构离职，此后杳无音信。我用律师与侦探的双重检索技巧追踪他的社保、出入境和房产记录，发现他早在案发一个月前，就把名下资产转移到了一个海外账户，随后注销了国内的手机号与社交账号。这种举动，在当年并未引起警方注意，因为案件很快被定性为“失踪人口，暂无证据指向他杀”。
我隐隐感到，这并非巧合。暗影的直觉是对的——梁志诚可能是关键人物。
午后，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号码归属地本地。接通后，对方自称苏晚，是市局法医，也是兼职心理医生。她的声音沉稳，却带着试探：“陆承先生，我注意到你的就诊记录里提到过记忆断层与行为异常，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笔记或物品有不属于你的痕迹？”
我心头一震。她怎么会知道？我不动声色地反问：“你怎么有我的就诊记录？”
“我们有合作的警务心理评估项目，”她淡淡道，“而且，上周有报案现场的指纹与你部分吻合，但时间线显示你当时应该在事务所。”
这句话让我后背泛起凉意——她说的很可能是暗影在夜晚调查时留下的痕迹。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只说会留意。挂断电话后，我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内部的人格分裂，还有外部的调查压力。苏晚显然察觉到了异常，但她没有直接揭穿，而是在观察我。
夜幕降临，我像往常一样在事务所整理文件，可没过多久，那种熟悉的燥动与急迫感再度袭来。眼前的景象快速切换，等我回过神，人已在城北的旧街区。路灯昏黄，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或者说此刻的暗影——正盯着一个老旧公寓的门口。根据线索，梁志诚在辞职后可能隐居在此。
暗影没有犹豫，直接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女人，表情警惕。暗影撒了个谎，说找人修水管，借机打量屋内陈设。目光扫过客厅墙上的合影时，他捕捉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照片里，梁志诚与一个少年并肩站着，那少年正是陈默。女人的眼神在看到照片时闪过一丝慌乱，暗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细节。
他没有当场逼问，而是悄然离开，在附近的便利店记下公寓的楼层与出入规律。他的直觉告诉他，梁志诚不仅知道陈默的下落，还可能隐瞒了更深的秘密。
回到事务所时，天已微亮。正格醒来，手边依旧是昨晚的三明治包装，但桌上多了一枚从梁志诚公寓外捡到的纽扣——暗影带回来的物证。纽扣的样式与夏令营制服的款式吻合，这说明梁志诚这些年可能一直保留着与案件相关的物品。
我拿着纽扣，陷入沉思。正格的理性分析告诉我，必须尽快查明梁志诚的去向，并与苏晚接触，获取官方调查的更多细节；可暗影的执念更深，他认定陈默的失踪不是简单的拐带，而是有人刻意掩盖的罪行，他要找到活着的陈默，或至少找到他被藏匿的证据。
几天后，我在市局法医中心外拦住了苏晚。她穿着白大褂，短发利落，眼神像能看穿人心。我直接问：“你是不是在查我？”
她没有回避：“我是在查案。你和暗影的调查线，可能指向同一桩旧案。我们怀疑陈默的失踪与梁志诚有关，但缺少实质证据。”
“暗影……”我艰难地吐出这个词，“他确实存在，而且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苏晚静静看着我：“那就让他继续做下去，但我们必须控制风险。否则，你可能被当成嫌疑人。”
那一刻，我意识到，正格与暗影不再是孤立的两个意识，他们的调查正在被外力牵引到同一个漩涡里。苏晚的加入，意味着警方也开始逼近真相，而我们与时间、记忆、罪恶的赛跑，已经拉开帷幕。
白天，我用正格的身份与苏晚交换情报，梳理梁志诚的行踪；夜晚，暗影继续潜入可能的藏身处，搜集物证与人证。两条线像两面镜子，彼此映照出被忽略的细节。每当我们接近核心，危险的气息就更浓一分——仿佛有人在暗中盯着我们，随时准备掐灭这条线索。
我渐渐明白，双面镜侦探的真正含义，不只是两个人格，而是真相与谎言、理智与疯狂、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对映。我们每走一步，镜中的另一个自己也在走。而那桩悬案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交汇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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