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废王立武（一）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事败被废，魏王李泰亦因争储过切而失宠，年方十六的晋王李治，以其仁厚温懦的性情，被太宗李世民立为太子。自此，这位少年储君常出入太宗后宫，晨昏定省，问安侍驾，以尽人子之礼。

后宫深处，有一位武姓女子，名曌，并州文水人氏，年逾二十，正值盛年。她十四岁入宫，因姿容绝美、举止不俗，被太宗赐号"武媚"，然终贞观一朝，仅居才人之位，位列五品，位次不高，未得先帝宠幸。这深宫之中的冷落，反倒磨砺出她异于寻常宫嫔的见识与胆魄——她熟读经史，能谈政事，更在太宗驯马之际，以铁鞭、铁锤、匕首三物震慑烈马的言辞，令太宗侧目，却也因这份锋芒过露的刚烈，始终未得亲近。

李治性情仁柔，久居深宫，看惯了规行矩步、俯首帖耳的宫人妃御，唯独对这位年长自己四岁、沉稳通透、眉眼间暗藏锋芒的武氏，生出一种奇异的倾慕。那倾慕里，有少年人对成熟女子的依恋，有温懦者对刚强的隐秘向往，更有一种逾矩的刺激——她是父皇的才人，是名义上的庶母，这份身份上的禁忌，反倒让那情愫如暗室灯火，愈燃愈炽。

二人初时不过廊下偶遇，颔首为礼；继而偏殿闲室，借故攀谈。武氏深知太子仁厚，便常以史事为引，谈古论今，言语间既有女子的温婉，又不失见识的通透。李治久处深宫，何曾见过这般人物？他为她着迷，为她辗转，为她不惜违背宫规礼教，在森严刻板的皇宫规制之下，悄悄维系着一段逾矩的隐秘私情。

那私情是宫苑廊下的一次擦肩，袖底指尖的轻轻一触；是偏殿闲室中的一盏清茶，目光交汇时的灼灼其华；是夜深人静时，各自卧榻上的辗转相思。他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将那情愫深埋于心底最隐秘的角落，未曾被太宗察觉，未曾被朝野知晓，却在彼此心中，埋下了日后翻涌的伏笔。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于终南山翠微宫，享年五十二岁。山陵崩，天地变，太子李治柩前即位，是为唐高宗。而依照大唐后宫祖制，先帝崩逝，凡无子嗣的妃嫔，皆需出宫祈福修行，以全节守志，武氏亦未能例外。

那一日，长安城外，感业寺山门洞开。武氏褪去宫中华服珠翠，卸下钗环脂粉，换上一袭素衲，亲手斩断万缕青丝。发丝委地，如墨如瀑，她望着镜中光头，神色平静，唯有眼底深处，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凛冽。她辞别繁华宫阙，孤身步入古寺，伴着青灯古佛、晨钟暮鼓，开始了尼僧生涯。

感业寺并非寻常尼寺，乃皇家敕建，专收容先帝遗妃，名为祈福，实则禁锢。寺内戒律森严，晨钟暮鼓，起居有常，容不得半分逾矩。武氏住在一间狭小的禅房内，一榻一几，一灯一卷，便是全部家当。她每日诵经礼佛，舂米浣衣，与寻常尼僧无异，唯有夜深人静时，对着那盏如豆青灯，方能将心底的思念，悄然释放。

那思念是蚀骨的。她想起东宫廊下的相遇，想起偏殿中的低语，想起他温厚的笑容、柔软的目光。她深知，他如今已是九五之尊，坐拥天下，后宫佳丽三千，而自己不过是一介弃妇，困于古寺，了此残生。可她不信命，她武曌从来不信命。她将那思念深埋心底，化为执念，化为不甘，化为日后翻身的火种。

她在寺中抄经，字迹遒劲，不输男子；她观察寺中僧尼，揣摩人心；她借故与送柴米的外界杂役攀谈，探听朝中消息。她知道，太宗驾崩周年，新帝必来祭拜；她知道，他性情仁柔，必不忘旧情。她等，在清冷古寺中，一日一日地等，将那执念熬成最深的耐心。

永徽元年五月，时值唐太宗驾崩一周年忌日。长安城外，感业寺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已是大唐天子的李治，恪守孝道，亲赴古寺，为先帝焚香祭拜，祈福超度。

仪仗威严，扈从如云。李治身着素服，步入肃穆清幽的寺院，在佛前拈香跪拜，神色哀戚。礼毕，他借故屏退左右，独自漫步于寺院深处——他心中，始终记挂着那个人，那个在古寺中受苦的人。

转角处，一袭素衣映入眼帘。那人身形清瘦，容颜憔悴，却风骨依旧，眉眼间的锋芒，未曾因清苦岁月而消磨半分。正是武氏。

阔别经年，二人四目相对，时光仿佛凝滞。过往情愫，如决堤之水，尽数翻涌。她望着他，眼眶微红，却强自镇定；他望着她，满心愧疚与怜惜，几欲上前相拥。

避开随行侍从与僧众，二人悄然转入禅房后院。四下无人，唯有古柏森森，落英缤纷。武氏再忍不住，泪如雨下，细数这一年来的离别孤寂——古寺的寒夜如何漫长，青灯的火焰如何摇曳，相思的梦境如何缠绵又惊醒。她声音低哑，字字泣血，却又不失分寸，既诉尽委屈，又不令他难堪。

李治感念旧情，望着昔日故人，满心愧疚。他想起东宫的私情，想起她的温柔与聪慧，想起自己登基以来的身不由己。他握住她的手，郑重许诺，必不叫她再受此苦。那一刻，昔日东宫私情再度复燃，如野火燎原，不可遏制。

此次感业寺重逢，成为武氏日后重入宫廷的关键伏笔。她深知，帝王之诺，重于千金，却也轻于鸿毛。她要的，不是一时宠幸，而是重返宫廷，重新站在权力之巅。而李治，也在这一次重逢中，坚定了将她接回身边的决心——这决心，既是旧情难忘，更是他对自身皇权的一次隐秘宣示：他要做主，他要任性，他不要再被朝堂、被礼制、被任何人掣肘。

此时的大唐边境，亦并不太平。

永徽二年五月，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藩属局势动荡。百济国自恃兵强马壮，恃强凌弱，大举出兵侵扰大唐藩属新罗，接连攻占新罗大片城池土地，屠戮边民，侵占疆土。新罗国力受损，边境岌岌可危，国都几近震动。

走投无路的新罗国王金春秋，火速派遣使臣金法敏远赴长安，携重礼、奉表文，叩谒唐高宗李治。金法敏于朝堂之上，伏地痛哭，恳请天朝上国出面调停，下诏责令百济归还侵占的所有城池领土，以全藩属之谊，以救生灵之苦。

李治继位未久，年方二十五，却秉持大国怀柔、安抚藩邦的治国理念。他深知，大唐身为天下共主，万国宗主，藩邦有难，不可坐视。于是，他以帝王之尊，亲笔颁下圣谕，遣使传诏百济国王扶余璋。

诏书措辞，极尽恩威并施之能事。开篇言辞恳切，示以天恩："朕为天下万国之主，抚育四方、体恤诸藩，岂会坐视藩国危困、生灵遭难！你国所侵占新罗的城池土地，需尽数归还新罗本土，以复旧界，以安百姓。"李治本意，在于居中调停、平息战乱，希望借此诏令化解两国纷争，让四方兵戈止息、战事停歇，让两国百姓得以脱离战乱之苦、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然而，天朝上国的仁慈，必有雷霆为后盾。诏书继而亮出大唐底线，暗藏震慑威慑："若尔国拒不遵从圣谕、执意割据侵占之地、顽抗不驯，大唐便会公开支持新罗，助力其出兵与百济决战，到时兵戎相见，悔之晚矣。"

更为深远者，李治下令约束高句丽，严禁其出兵驰援百济、干预这场纷争。诏书严正宣告："高句丽若敢违抗大唐诏令、私自相助百济，朕便即刻下令契丹、靺鞨等北方藩属部族，渡过辽泽边境，袭扰劫掠高句丽边境，施以惩戒，决不姑息。"

文末，诏书严正告诫百济国王："深思天朝上国威严，审时度势、顺应天命，自求多福。勿谓言之不预也！"

一纸诏书，恩威并施，柔中带刚，尽显初唐天子掌控藩邦格局的魄力与手腕。李治借此向四方宣示：大唐天子，虽年少继位，却非可欺之主；天下藩邦，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既是安抚新罗、震慑百济，更是新帝立威、宣示宗主权威的重要一步。

也是在永徽二年五月，唐高宗为太宗守孝的三年孝服期满。礼制束缚既去，李治再无顾忌，终于名正言顺，下旨将身处感业寺的武氏重新接入皇宫。

那一日，感业寺山门大开，皇家车辇隆隆而至。武氏再度剃去新生的发茬，换上宫装，在众尼僧或艳羡或复杂的目光中，登车而去。她回望古寺，青灯古佛，一别经年，心中无悲无喜，唯有冷峻的清醒——她回来了，而这一次，她绝不会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