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打断他，声音很平静，“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您就说，照现在这样，我还有多少时间？”
诊室里安静得可怕。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诊室洁白的墙上，刺眼得让人想流泪。
老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他看着父亲，终于说了三个字：
“最多三个月。”
江苏影感觉腿一软，差点站不住。
母亲捂住了嘴，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
父亲却笑了，笑得有些苍凉，但依然镇定：“三个月……够了。”
“江洪星！”母亲抓住他的胳膊，眼泪终于掉下来，“你胡说什么！住院！咱们马上住院！省城治不了就去北京，去上海……”
“淑兰，”父亲轻轻拍了拍母亲的手，“我的身体我知道。住院折腾，不如把最后的时间，用在该用的地方。”
他转向老教授，语气诚恳：“教授，谢谢您说实话。开点药吧，止痛的，让我舒服点就行。”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下午。
省城的街道车水马龙，自行车铃声、汽车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世界依然喧嚣，但江苏影觉得一切声音都隔着一层玻璃，模糊而遥远。
父亲坚持要回厂里：“周一还有个生产调度会，我得主持。”
母亲和他吵了一架，最后哭得说不出话。江苏影一直沉默，扶着母亲，看着父亲倔强的侧脸。
她突然理解了父亲的固执。三个月。九十天。他要把最后的时间，都留给那个他经营了半辈子的工厂。
回程的车上，父亲靠窗坐着，闭目养神。阳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显得更深了。
江苏影看着父亲，想起小时候，父亲把她扛在肩上看厂里扭秧歌；
想起父亲手把手教她打算盘，说她手指灵活，是干财务的料；
想起父亲把钥匙交给她时，那双满是期待又藏着担忧的眼睛。
三个月。
她的视线模糊了。
那天晚上，江苏影躺在床上，睁着眼看天花板。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地上投出一道苍白的线。
她想起工厂的漏洞，想起那些可能伪造的签名，想起郑建国那张总是堆着笑的脸，想起车间里轰隆作响的机器，想起仓库考核时魏溯明亮的眼睛。
一切都在旋转，交织，最后变成一张巨大的、错综复杂的网。而父亲，还有她自己，都被困在这张网里。
父亲的时间不多了。而她要做的，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接过那张网，理清那些线头，修补那些破洞。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但也感到一种奇异的清醒。悲伤像潮水，但退去后，露出了坚硬的礁石。
不知什么时候，她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个巨大的纺织车间里，但车间是空的，没有机器，没有工人。只有无数根彩色的线，从天花板垂下来，密密麻麻，像一场静止的雨。
她走近，看见有些线是崭新的，色彩鲜艳；有些线已经陈旧，颜色暗淡；有些线打了结，纠缠在一起；还有些线……断了，无力地垂着。
她伸手想整理那些线，手却穿了过去——她碰不到它们。
然后她听见父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就在耳边：
“影啊，你看这些线。经线是根本，要绷得直，绷得紧。纬线是变化，要织得匀，织得密。”
她转过头，看见父亲站在车间那头，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背挺得笔直，像年轻时一样。
“爸！”她想跑过去，脚却像钉在地上。
父亲对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温暖，没有病容，没有疲惫。
“经线里有几根朽了，”父亲说，声音清晰，“得找出来，换掉。但换的时候要小心，不能扯断旁边的。”
“纬线乱了，”父亲继续说，“有的地方太密，有的地方太疏。得重新梳理。”
“还有那些断了的线，”父亲的声音低了些，“能接的就接上，接不上的……就让它去吧。但记住断在哪里，为什么断的。”
父亲说完，转身朝车间深处走去。他的身影越来越淡，最后消失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线里。
“爸！”江苏影大喊。
没有回应。只有那些线，静静地垂着，在不知从哪里来的风里，微微晃动。
她醒了。
外面黑漆漆一片。枕头上湿了一片。
她坐起身，擦干眼泪。房间里很暗。但她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光亮，像那个梦里，父亲出现时带来的光。
三个月。
九十天。
她要在这段时间里，找出那些朽了的经线，理顺那些乱了的纬线。至于那些断了的……她会记住它们断在哪里。
她下床，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新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
“1987年4月25日。父亲确诊，晚期。时间：三个月。”
停了停，又写下：
“待办事：1.彻查供销科账目；2.整顿原料质检流程；3.约谈郑建国；4.梳理全厂管理制度……”
她写得很慢，很认真。字迹不像父亲那样遒劲，但一笔一画，清晰坚定。
写完一页，她合上笔记本，看向窗外。重新躺回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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