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临，名字里的这个“临”字，仿佛是老天爷早就给我盖下的戳记。打从出生起，我就注定这辈子总也躲不开那些糟心事儿，像是被命运的手死死攥着，一次次和各种糟糕透顶的境况撞个正着。死亡这东西，总在不远处眯着眼睛瞅我，悲剧更像块甩不掉的膏药，死死黏在我影子里。可幸福呢？我连它飘过去时带起的风都没感受过，更别说摸一摸它的衣角了。

有时候我会对着那面裂了道缝的旧镜子发呆。镜子边缘的红漆早就剥落干净，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裂纹从右上角斜斜地划到中央，把我的脸劈成两个歪歪扭扭的半片。镜子里的女孩脸色蜡黄，像是久旱的土地，两颊陷下去一块，能清晰地看见颌骨的形状，下巴尖得像要戳破什么似的。我常常盯着那张脸想，或许我天生就是个扫把星，谁沾着我，谁就别想有好下场。

最先被我“克”没的，是我的爸妈。

他们对我们，从来没什么温情可言。记忆里的家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煤烟味和挥之不去的压抑，墙壁被经年累月的油烟熏得发黄，角落里堆着永远也整理不完的杂物。爸妈像是被日子磨没了所有耐心，也抽走了所有理智。心情好的时候，他们会从皱巴巴的裤兜里摸出几块零钱塞给我们，硬币硌在掌心里带着点冰凉的硬气，那是一天里难得能喘口气的时刻。可更多时候，我们是他们发泄的靶子。

皮带抽在身上时那闷闷的痛，像是有块烧红的烙铁按在皮肉上，疼得人眼前发黑；巴掌落在脸上瞬间的麻意，会顺着颧骨往天灵盖窜，耳朵里嗡嗡作响，半天听不清声音。到现在想起来，皮肤都还会跟着发紧，指尖下意识地蜷缩起来。每当这时，哥哥张木易总会像头炸了毛的小兽，张开两条细细的胳膊把我死死挡在身后。他的后背比我宽不了多少，瘦得能看见突出的肩胛骨，像两瓣张开的贝壳，却总能替我扛下大半的拳脚，嘴里还含混不清地喊着：“别打妹妹……打我……打我……”

可他们也会有清醒的时刻。往往是在动手之后，妈妈会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呜呜地哭，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浸湿胸前洗得发白的衣襟。爸爸则会背对着我们，肩膀微微耸动，粗哑的喘息声在狭小的屋子里回荡，过了许久才哑着嗓子说：“是爸妈没本事，是爸妈对不住你们。”可等那股浑浑噩噩的劲儿上来，拳头又会毫不留情地落在我们身上，像是陷入了一个永远也跳不出来的怪圈。

唯一还算“恩赐”的，是他们没断了我们的学路。日子再难，每到开学前几天，他们总会东拼西凑把学费凑齐。爸爸会揣着皱巴巴的纸币，在灯下一张张捋平，妈妈则连夜把我们洗得发白的书包补了又补，针脚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执拗的认真。第二天清晨，我们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学校时，总能看见他们站在门口，望着我们的背影，眼神复杂得像揉碎了的星光，有愧疚，有期盼，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可他们还是走了。走在给我们买吃的路上。

那是他们这辈子头一回主动说要给我们买好吃的。那天清晨，雾气还没散，爸爸突然从床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十元纸币，他咧着嘴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街口新开了家点心铺，卖的桂花糕甜糯得很，能吃出桂花香来，爸带你们妈去给你们买。”我和哥哥当时高兴得快疯了，哥哥拉着我的手在院子里转圈圈，转得我头晕眼花，脚下的碎石子硌得脚掌生疼也顾不上，他嘴里还不停念叨着“桂花糕”，眼睛亮得像落了两颗星星，比院角那棵老槐树上的晨露还要闪。

我们从早上等到中午，院子里的日头渐渐爬到头顶，晒得地面发烫。哥哥搬了个小马扎放在门槛边，让我坐着等，他自己则踮着脚在门口来回张望，像只焦躁的小兽。屋檐下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数着地上的蚂蚁搬家，心里的欢喜像发了芽的种子，一点点往上冒。后来又从中午等到太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地上，像条沉默的尾巴。

等来的却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的皮鞋踩在院子的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打破了午后的宁静。其中一个人蹲下来，试图用温和的语气跟我们说话，可他的声音像是隔着层厚厚的棉花，模糊不清。我只听见“三轮车”“货车”“拐弯”“当场”这几个词，像冰锥一样，一下下扎进心里。哥哥原本还亮闪闪的眼睛瞬间就暗了下去，他死死攥着我的手，指节捏得发白，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冻住了，从头顶凉到脚心。

那天的桂花糕终究没吃到嘴。我们成了没人要的孤儿，只剩下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和空气里挥之不去的，像是被碾碎了的悲伤。

从那以后，哥哥张木易就开始养着我，一直到他十八岁。

被我“克”没的第二个，就是他。

哥哥其实是个再好不过的人。他生了种怪病，智商总像坐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有时候他能拿着我的物理课本，指尖划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公式，条理清晰地给我讲那些绕得人头晕的定律，逻辑缜密得像个大学者。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脸上，能看见他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淡淡的阴影，认真的样子让我恍惚觉得，他和其他同龄的少年没什么两样。

可转瞬间，他又会突然抱着我的胳膊嘿嘿傻笑，眼神干净得像山涧里没被搅浑的水，懵懂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会指着天上的云，兴奋地喊：“妹妹你看，像棉花糖！”也会把掉在地上的小石子捡起来，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说是要送给我当礼物。但不管他是聪明得让人惊讶，还是“傻气”得让人心里发紧，对我永远都是掏心掏肺的好。

我要是说想吃巷口那家铺子的糖糕，他能攥着兜里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在寒风里缩着脖子排上半个钟头的队。冬天的风像刀子似的刮过脸颊，他会把围巾拉得老高，只露出一双眼睛，睫毛上都结了层薄薄的白霜。回来时鼻尖冻得通红，像颗熟透的樱桃，手里的糖糕却用干净的油纸裹得严严实实，还冒着点热气。他会把糖糕递到我手里，自己则舔了舔冻得干裂的嘴唇，笑着说：“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晚上怕黑，总缩在被子里不敢睡，窗外的风声像是鬼哭，树影在墙上晃来晃去，张牙舞爪的。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我床边，用那含混不清、时常跑调的语调，东拼西凑地讲些狼外婆和小白兔的故事。他的声音很轻，带着点含糊的尾音，有时候还会记错情节，把狼外婆说成了小红帽，自己先咯咯地笑起来。可我听着听着，心里的恐惧就一点点散了，直到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才会蹑手蹑脚地回自己那张铺着旧棉絮的破木板床。

在那个冷冰冰的世界里，他是我唯一的光。

可就是这样一个拼尽全力护着我的哥哥，最终却因为我没了性命。

那天的阳光明明暖得能晒化墙角的冰，金色的光线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织成一张斑驳的网，连空气里都飘着青草的味道。我却觉得浑身冷得像泡在冰水里，直到现在想起来，骨头缝里都还透着股钻心的寒意。

是我嘴馋。那天放学路上，我看见别的孩子手里拿着糖葫芦，红彤彤的山楂裹着亮晶晶的糖衣，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我忍不住拉着哥哥的衣角，小声说：“哥，我想吃糖葫芦。”哥哥低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远处卖糖葫芦的小摊，皱了皱眉。我知道他兜里没钱，爸妈走后，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紧巴了，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我正想说“算了”，他却突然拉起我的手，往巷口跑。

他说他知道哪里有野山楂，摘了回来自己熬糖就能做。那片野山楂长在铁路旁边的斜坡上，地势陡峭，底下就是轰隆隆驶过的火车。我当时光顾着高兴，根本没多想，跟着他一路跑到那里。他让我在上面等着，自己则小心翼翼地往下爬。坡上的土很松，长满了带刺的野草，他的裤腿被划破了，露出里面苍白的皮肤，可他一点也不在意，只顾着伸手去够那些红得发亮的山楂。

“哥，够不着就别够了！”我在上面喊，心里莫名地发慌。

“快了……再摘几个……”他仰起头冲我笑，手里已经攥了小半把山楂，红得像血。

就在这时，脚下的土突然塌了。我只听见他“啊”的一声，整个人顺着斜坡滚了下去。我吓得魂都没了，趴在地上拼命喊“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他滚到坡底，正好落在铁轨旁边，紧接着，一列火车鸣着刺耳的汽笛冲了过来。那声音像一把巨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等我连滚带爬地跑到下面时，只看见那小半把山楂散落在地上，沾了泥土和血。

他走的时候才十八岁，正是像夏天的向日葵一样，该使劲朝着太阳生长的年纪，却永远停在了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而亲手把他推向死亡边缘的，偏偏是我这个他放在心尖上疼的妹妹。在他死之前，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他说，想说“哥，谢谢你”，想说“哥，我再也不嘴馋了”，可意外来的就是这么突然，他亲手被我害死了，是我，都是我。

哥哥走后，我在学校好不容易交上两个朋友，是一对叫叶知秋和叶夏禾的姐妹。知秋性子文静，说话总是轻轻柔柔的，像春天里的细雨，她梳着两条麻花辫，发梢系着淡蓝色的蝴蝶结。夏禾却像个小太阳，扎着高高的马尾，活泼得停不下来，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月牙，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

她们不嫌我沉默寡言，也从不追问我胳膊上那些深浅不一的伤疤。知秋会偷偷在我书包里塞她们妈妈做的饼干，饼干上还带着点奶香，甜得恰到好处；夏禾会拉着我在课间跳皮筋，教我唱那些我从没听过的歌谣，她的声音清亮，像山涧里的泉水。我以为日子总该好起来了，以为我终于可以摆脱那个“扫把星”的头衔了，可没过多久，她们就染上了急病。

那天早上，知秋没来上学，下午夏禾也被她爸妈接走了。我去她们家看过，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烧得迷迷糊糊的，脸蛋红得不正常，嘴里不停念叨着胡话。她们的妈妈坐在床边哭，爸爸则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疙瘩。医生来了一波又一波，药也吃了不少，可她们的烧就是退不下去。

没过几天，她们就一前一后地走了，连句告别的话都没留下。

空荡荡的世界里，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蜷缩在那间四面漏风的小屋里。屋顶的破洞能看见灰蒙蒙的天，铅灰色的云低低地压着，像是随时会掉下来。墙皮一片片往下掉，露出里面斑驳的砖石，像极了我这糟烂的人生，一点点剥离，露出底下那些血淋淋的伤口。

哥哥的笑脸，他冻得通红的鼻尖，他挡在我身前的瘦弱背影；爸妈模糊的身影，他们偶尔流露出的愧疚眼神，他们没买回来的桂花糕；知秋和夏禾的笑声，带着奶香的饼干，跳皮筋时飞扬的衣角，都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他们都走了，都因为我这个扫把星走了。

死亡离我越来越近了。屋子里没有生火，冷得像冰窖，我的手脚早就冻得失去了知觉，呼吸都变得沉滞起来，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吸进了刀子，割得喉咙生疼。或许这样也好，终于能去见他们了。只是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怪我，怪我这个害死他的妹妹，又要去打扰他的安宁。

眼皮越来越重，像灌了铅似的，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模糊。我仿佛又看见哥哥冲我笑，手里拿着用野山楂做的糖葫芦，亮晶晶的。

我死了，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天。窗外的风还在呜呜地叫，像在为我送行。

扫把星走了，再也不会有人因为我而死了。

我死了，扫把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