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失败了,第十八次。
躯干部分接合之后,排异反应几乎是在第二天卯时准时出现的,起初只是缝合线周围泛出一层薄薄的黄浆,我用捣碎的车前草敷了一夜,渗出止住了,我还以为这次能撑过去,但到了第三天傍晚,肌肉纤维开始自行蜷缩。
我拆开最外层缝线,看到里面的情形,肌腱断口处本该长在一起的组织不但没有愈合,反而各自往回缩了半寸,露出底下已经开始发黑的筋膜,那些材料不愿意融在一起,它们宁可坏死,也不肯相认。
我明明已经用了同一批干尸的碎片——来自风干程度相近、死亡时间相差不超过三个月的个体。左肩胛骨和右肩胛骨取自同一间坍塌的土屋废墟,髂骨来自屋后那棵老槐树下埋着的两个孩子,股骨则属于他们的母亲。
我用盐水和陈年艾草汁反复擦洗过每一处接合面,又在髓腔内壁涂了一层薄薄的树脂,试图让不同部位的组织液能够彼此渗透。
但结果还是一样,缝合不到三天,肌肉纤维就开始萎缩,血管断端形成的凝块没能通开,反而变成了一道道阻断营养的硬痂,其中一部分在拒绝另一部分。
我不明白,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村落,同一场灾难,那场瘟疫带走了整个村子的人,从老人到婴儿,没有一个能逃掉。
按照我手札上的推测,同一场死亡、同一种病因,应该能让这些残存的组织在深层记忆上保有某种亲和性,它们应该互相认得,可它们还是不肯待在一起。
就像一家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却谁也不愿意伸出手去触碰旁边人的胳膊。
我坐在石室里,背靠着潮湿的岩壁,那具再次塌陷的试验体就搁在石台上,它还没有成型,没有长出能够站立的结构,甚至连基本的躯干轮廓都没能维持住。
那些被金属丝缠绕的骨骼散落在台面上,几根肋骨滑落到石台边缘,一截指骨不知什么时候滚到了地上。
我没有收拾它们,我点燃一支蜡烛,把烛台放在台面正中央,然后退到角落里坐下,让那些骨头在火光里安静地躺着。
我想让它们自己待一会儿,也许它们需要时间适应彼此,慢慢回忆起自己曾经属于同一个整体——哪怕那个整体从来不曾存在过。
一个时辰之后,我重新翻开那本手札,翻到最开始的几页,那是我第一次打开走廊尽头那扇小门时写下的记录。
字迹因为激动而显得潦草,墨迹深浅不一,有些地方被汗水洇开了,但仍然可以辨认:“门后是一条向下的阶梯,共三十九级,阶梯尽头是一间低温石室,墙面上有排列整齐的凹槽,每个凹槽内嵌入一个密封陶罐。开第一罐,内容物为淡黄色透明液体,底部沉淀有絮状组织,初步判断为保存液,用途不明,罐壁外侧刻有两个字,字迹磨损严重,仅能辨认第二个字为‘续’。
暂不做开启,封闭石室,标记位置。”
那时候我以为只要能找到足够多、足够合适的材料,就能拼出一具完整的躯壳,一具不再腐烂、不再塌陷、能够承载任何东西的容器。
我以为最难的是寻找材料,是判断哪些部位可以互换,哪些部位必须在结构上严格匹配。
但十八次失败教会我一件事:躯壳本身并不够,无论我用什么样的缝合方式,什么样的药剂处理创面,什么样的骨架做内支撑,如果无法把这些死的部件变成活的——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自主维持形态的活,那它永远只是一堆不会站起来的部件,一堆用丝线和铜丝捆在一起的尸块。
它需要别的东西。一种能让它自己动起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