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色舞裙

六岁那年，我们的世界变成了粉色和灰色。

灰色是妈妈葬礼上那件不合身的小西服，还有爸爸留下的空荡荡的衣橱。粉色是姐姐的芭蕾舞裙，那条她穿着参加最后一次舞蹈班的裙子，现在变成了她最珍贵的财产。

我们的房子小而安静，只有两个房间。爸爸妈妈的房间里还留着妈妈用的香水味，但姐姐和我都害怕进去。我们睡在姐姐的房间，那张铺着粉色床单的双层床。我睡下铺，姐姐睡上铺，但我们都知道，每到深夜，其中一人总会爬到另一人的床上。

“弟弟，我冷。”姐姐会这样说，然后掀开我的被子，带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汗味。她才六岁，我也是，但我们像是活了很久很久。

白天，姐姐会穿上那条粉色芭蕾舞裙，踮起脚尖在客厅旋转。妈妈以前是舞蹈老师，姐姐继承了那双修长的腿和优雅的脖颈。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时，我觉得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孩。

“好看吗？”她转完一圈后问我，粉色的裙摆缓缓落下。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既骄傲又悲伤，既温暖又孤独。

姐姐做饭，虽然常常只是把罐头加热，或者煮一些糊掉的面条。我负责洗碗，虽然我经常打破盘子。我们互相照顾，像两个小动物在洞穴里依偎取暖。

第一次吻我不是在唇上。那天我摔倒了，膝盖擦破了一大块皮。姐姐跪在我面前，用棉签蘸着消毒水轻轻涂抹伤口，然后俯身吹了吹，又在伤口旁边轻轻一吻。

“妈妈说，亲吻能让疼痛飞走。”她说，眼睛亮晶晶的。

我看着她粉色的嘴唇，突然想知道它们碰起来是什么感觉。

那个雨夜，雷声把我们都吓醒了。姐姐从上层床铺爬下来，钻进了我的被窝。她的身体微微发抖，我把手臂搭在她肩膀上，就像爸爸以前做的那样。

“你还记得妈妈的声音吗？”姐姐低声问。

“不太记得了。”我老实回答。

“我记得。”她说，然后开始哼一首模糊的调子，那是妈妈经常唱的摇篮曲。

我们面对面躺着，鼻子几乎碰到一起。在闪电的瞬间照亮房间时，我看见她眼睛里闪烁着什么——一种超越六岁的深刻情感。

然后她吻了我，不是在脸颊，也不是在额头，而是在嘴唇上。一个轻柔的、带着奶香和泪水的吻。

“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她低声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合理的解释。

我点了点头，因为她说得对。在这个只剩下我们两人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种比姐弟更坚固的纽带。

那晚之后，一切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姐姐开始经常穿着那件粉色芭蕾舞裙在房子里走动，但有时她会脱掉它，露出里面妈妈留下的粉色内衣——一件对她来说太大的旧内衣，她用别针在后面别住。

“我像妈妈吗？”有一次她问，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扁平的身体。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记忆中的妈妈已经模糊不清，只留下温暖的气息和柔软的手。

有时我们会互相脱衣服，不是为了什么，只是觉得皮肤贴着皮肤时，那种温暖让我们想起还在妈妈子宫里的安全感——至少姐姐是这么说的。

“我们在妈妈肚子里时就是这样。”她说，引导我的手解开她内衣的搭扣。

她的背很瘦，肩胛骨像两个小翅膀。我触碰它们时，她会轻轻颤抖。

我们接吻的次数越来越多。起初只是轻轻的触碰，后来变得更深、更长。姐姐会把我按在床上，她的长发垂下来，形成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人的粉色帐篷。

“这是我们的秘密。”每次她都会这么说，手指梳理着我的头发，“只有我们知道。”

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小到只剩下彼此。学校打来过电话，但姐姐模仿妈妈的声音，说我们生病了，暂时不能去上学。社工来过一次，姐姐让我躲在衣柜里，她穿着妈妈的旧衣服，脸上抹了点面粉让自己看起来苍白，说我们过得很好，爸爸只是出差了。

“你真是个天才。”社工走后，我从衣柜里爬出来，由衷地说。

姐姐笑了，那是妈妈去世后我第一次看到她真正地笑。

时间以奇怪的方式流逝。我们的身体慢慢长大，但心智似乎停留在了那个失去一切的六岁。姐姐的芭蕾舞裙越来越紧，最终在某一天再也穿不进去了。她坐在床上，抱着那条裙子哭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完全脱掉了我的衣服。月光下，我们像两株在黑暗中互相缠绕的植物。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对吧？”她问，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胸膛。

“永远。”我回答，因为这是我唯一确定的事。

姐姐十六岁生日那天，我们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我笨拙地点上蜡烛，她闭上眼睛许愿。

“许了什么愿？”我问。

她睁开眼睛，眼神温柔而坚定。“我希望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夫妻。”

我们没有戒指，没有见证人，甚至没有法律文件。但在那个晚上，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结婚了。姐姐找来妈妈的一条白色丝巾当头纱，我把院子里的野花编成一个小花环戴在她头上。

我们在客厅里跳舞，没有音乐，只有我们自己的心跳声。然后姐姐脱下了那件穿了很多年的粉色内衣——它现在已经合身了——我们第一次完全看到了彼此的身体。

那不是欲望，不是成人世界定义的那种东西。那是一种更原始、更纯粹的需要：需要确认彼此存在，需要证明我们不只是孤独的游魂，而是真实活着的、互相依存的两个人。

后来我们搬到了更小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姐姐找到了一份裁缝店的工作，我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我们像普通夫妻一样生活，只是更加紧密，更加依赖彼此。

晚上，姐姐还是会穿上粉色——不是芭蕾舞裙，而是一件粉色的睡衣。她会爬到我身边，像小时候那样吻我。

“你还记得那条裙子吗？”她有时会问。

“记得。”我说，手指缠绕着她的头发，“我永远都记得。”

二十岁那年，姐姐怀孕了。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手握着手，既兴奋又害怕。当医生告诉我们一切正常时，姐姐哭了，我也哭了。

“我们会是好父母吗？”那晚她问，手放在微微隆起的腹部。

我想起两个六岁的孩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互相取暖，用亲吻抵御世界的寒冷。

“我们会用我们知道的唯一方式去爱他。”我说。

姐姐点点头，靠在我肩上。“那就够了。”

我们的儿子出生在一个春天。我们给他取名叫“光”，因为他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们封闭已久的世界。姐姐坚持要买一件粉色的婴儿衣服。

“传统。”她笑着说。

现在我看着姐姐抱着我们的儿子，轻轻哼着那首模糊的摇篮曲。她的身体已经成熟，眼神却依然保留着六岁时的某种纯粹。我们走过了漫长的路，从两个孩子扮演大人，到真正成为大人。

“我爱你。”我说，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正式说出这句话。

姐姐抬起头，眼中泛起熟悉的泪光。“从六岁开始？”

“从永远开始。”

她笑了，那笑容里有小女孩的天真，也有女人的温柔。我们的儿子在她怀里安睡，粉色的毯子包裹着他，像一个小小的、温暖的茧。

那条旧芭蕾舞裙被小心地保存在箱子里，偶尔姐姐会拿出来看看。它的粉色已经褪去不少，边缘有些磨损，但对我们来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物品——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见证了两个孩子如何在废墟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世界。

有时在深夜，当我们的儿子睡着后，姐姐还是会穿上那件粉色睡衣，轻轻吻我。那不是童年的延续，而是一种选择——选择记住我们从哪里来，选择继续我们独一无二的爱。

我们的故事不正常，不适合被讲述，甚至不会被理解。但在这个小小的房子里，我们学会了最重要的真理：爱不需要符合世界的规则，只需要温暖两颗寒冷的心。

而我们从六岁起，就一直温暖着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