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林晚星回到上海的那个秋天，弄堂里的梧桐树正落着金黄的叶子。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在缝纫机前忙碌，听见声音猛地回头，缝纫机的针脚在布料上歪歪扭扭地画了一道弧线。
“囡囡！”母亲扑过来抱住她，泪水浸透了她肩头的蓝布褂。可当母亲看见她晒得黝黑的皮肤、粗糙的手掌时，又忍不住心疼地摩挲着：“在乡下受苦了。”
起初，她像个闯入者。上海的霓虹闪烁得她睁不开眼，百货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她手足无措。有次去买布，她习惯性地说“要三尺蓝布”，售货员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现在都用米做单位了。”她愣在原地，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被时代抛弃的人。
父亲托关系让她进了区图书馆当管理员。每天整理旧书时，她总会想起黄土坡上煤油灯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有天，她在一堆旧书里发现了一本《创业史》，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麦叶——那是她当年从黄土坡带回来的。
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白天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家挑灯夜读。母亲总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可她摇摇头，手指拂过书页上的铅字，仿佛又听见了麦浪翻滚的声音。
有次，她在图书馆的讲座上遇见了当年的知青伙伴苏晓燕。苏晓燕已经成了一名中学老师，两人坐在咖啡馆里，聊起黄土坡上的日子，苏晓燕忽然说：“晚星，你变了。”
“哪里变了？”
“眼睛里有光了。”苏晓燕笑着说，“以前你总像个易碎的瓷娃娃，现在却像棵扎根在土里的树。”
八十年代的上海，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林晚星用攒了几年的工资，在弄堂口开了一家小小的布艺店。她把黄土坡上教姑娘们的拼贴画手艺，变成了店里的特色——用碎布拼成的向日葵、麦浪、红围巾，挂在橱窗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有天，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孩指着橱窗里的红围巾拼贴画问：“阿姨，这画里的故事是什么？”
林晚星笑着说：“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她的店越开越大，后来还开了分店。可她始终记得黄土坡上的孩子们。每年秋天，她都会带着布料和书本回到那个小山村，教孩子们做拼贴画，给他们讲故事。
有次，她遇见了当年的丫丫。丫丫已经成了村里的小学老师，看见她时，激动地扑过来：“林老师！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林晚星摸着丫丫的头，忽然觉得，那些在黄土坡上播下的种子，已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发了芽。
如今，林晚星已经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的布艺店成了上海的网红打卡地，墙上挂着她当年在黄土坡上用过的镰刀、煤油灯，还有那条褪色的红围巾。
有天，一位年轻的记者来采访她，问她：“林奶奶，您觉得下乡的经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拿起那条红围巾，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笑着说：“那是我生命里的土壤。”
阳光透过橱窗洒在红围巾上，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清晨，火车汽笛撕裂薄雾，她攥着那张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纸片，红围巾在风里飘成一面小小的旗帜。
林晚星常常坐在弄堂口的摇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她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在黄土坡上，被麦芒照亮的光芒。那些在煤油灯下读过的书、在麦田里流过的汗、在离别时挥过的手，都成了她生命里最珍贵的宝藏。
她知道，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条红围巾，永远飘在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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