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深冬的哈尔滨,零下二十八度的严寒像无数根细针,扎透了孟祥辉身上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老房子的窗棂上结满了细碎的冰花,母亲把最后一件叠得整齐的毛衣塞进帆布包,又将一沓用手绢层层包裹的钱塞进他棉袄内衬,指尖的冻疮蹭过他的脖颈,带着微凉的触感。
“祥辉,到了北京照顾好自己,不行就回来。”母亲的声音带着哽咽,父亲站在一旁,手里攥着半打冻疮膏,是跑遍三条街才买到的牌子,“地下室潮,记得抹。”
孟祥辉点点头,没敢多说话,怕一开口眼泪就掉下来。他刚满二十岁,在老家的艺术学校里是能唱能跳的全能选手,却因家境贫寒,终究没能踏上艺考的路。揣着这仅有的五百块钱,他要去北京,去那个据说能让梦想发芽的城市。
哈尔滨站的月台寒风呼啸,绿皮火车的汽笛声刺破夜空。孟祥辉隔着车窗与父母挥手,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和母亲抹泪的动作,心里暗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来。
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他蜷缩在角落,听着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鼾声和嗑瓜子声,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北京地图。地图上,海淀区的一个地下室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那是他在网上找的落脚点,四百块一个月,预付租金后,他手里就只剩一百块现金。
北京西站南广场的风带着煤灰味,刮得他脸颊生疼。走出出站口,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与他灰头土脸的模样形成鲜明对比。他按照地图的指引,转了三趟公交,又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那个藏在居民楼后的地下室入口。
掀开沉重的水泥板,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狭窄的通道里挂满了晾晒的衣物,水滴顺着天花板的管道往下淌,在地面积成小小的水洼。房东是个操着京腔的老太太,领着他走到最里面的一间房,打开门:“喏,就这儿,六平米,够你一人住了。”
房间里没有窗户,唯一的通风口是地面与墙体间二十公分的铁栅栏,透过栅栏能看见行人匆匆走过的鞋底。墙角已经洇出了水痕,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孟祥辉把帆布包放在唯一的木板床上,掏出母亲给的冻疮膏,往手上厚厚抹了一层——这是他此刻能感受到的最实在的温暖。
接下来的日子,是无休止的求职与碰壁。他打印了一沓简历,把“黑龙江省重点高中毕业生”和“艺术学校全能学员”的字样加粗,却在面试车险推销员时被HR直言:“我们要的是能带资源的熟手,不是没经验的毛头小子。”
他在建材城发过传单,正午的太阳晒得他头晕眼花,手里的传单却没发出去几张;他做过电话销售,对着冰冷的听筒重复着推销话术,换来的不是挂断就是斥责;他甚至在夜市摆过地摊,卖些小饰品,却因没办执照被城管追得四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