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第一视角，ooc极其严重 ————————————————————————
哈德森太太的房客广告写得语焉不详，只说“合租，价格优惠”。我当时的预算只够支撑我在伦敦再多呼吸一个月混着煤灰的空气，所以哪怕直觉告诉我这便宜不好占，我的腿还是把自己带到了贝克街221B的门前。
门开时，先涌出来的是一股化学制剂、旧报纸和陈年烟草混合的、颇具攻击性的气味。然后他才出现，高，瘦得像根紧绷的弦，裹在一件深色丝绒睡袍里，头发卷曲得不太驯服。他扫了我一眼，那目光快得像手术刀划开皮肤，冰凉，精准，不带多少属于活人的温度。
“阿富汗还是伊拉克？”他问，没给我留出问好的空隙。
我愣了一下。“……阿富汗。”
“军医。左肩旧伤，雨天会酸痛，心理创伤未愈，夜里睡不踏实，经济拮据，与姐姐关系复杂，近期试图在伦敦重新开始但屡屡碰壁。”他语速极快，转身往屋里走，仿佛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全部兴趣，“周四周五我通常需要安静。实验台你不能碰。房租分摊，不包括我的个人研究耗材。能接受就进来，不能就离开。”
我站在门口，肩胛骨下方那处该死的旧伤隐隐发酸，混合着被陌生人一眼洞穿的恼怒和一种荒诞的无力感。我未来十年的血压，恐怕在那一刻就提前预支了额度。但我还是拖着我的旧行李箱，迈过了门槛。我确实需要个地方住，而这里，古怪地，让我那条瘸腿似乎没那么疼了。
然后就是“同居”生活。老天，这个词用在这里都显得过于温情脉脉。221B是个永恒的灾难现场：小提琴在最不该响起的深夜哀鸣；冰箱里存放着可疑的人体器官样本（“只是脾脏，约翰，放松点”）；墙上满是弹孔（“为了研究子弹入射角度，很必要”）；以及永无止境的化学实验，让整个公寓闻起来像发生了连环爆炸的药剂室。
夏洛克·福尔摩斯其人，是这灾难的核心。他可以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像尊苍白的雕像思考数日，也可以瞬间化作一团高速旋转的思维风暴，席卷过伦敦的大街小巷，只为追寻一个烟灰的牌子。他对“常理”“礼貌”和“私人空间”这些概念表现出彻底的无知和漠视。他会在我洗澡时隔着门板大声分析我刚接手的一个病例的误诊之处，会在我约会时发来十几条短信，每条都是一个谋杀现场的碎片信息，并附言“速来，无聊”。
我时常对着天花板默念我的退伍金数额，试图压下把他那把该死的小提琴从窗口扔出去的冲动。
转变发生得悄无声息，连我自己都后知后觉。或许始于某个深夜，他为了一个案子焦躁地来回踱步，像困兽，最后抓起琴弓，拉出的却不是往常那种刺耳的调子，而是一段沉缓、复杂、我从未听过的旋律。月光照在他低垂的睫毛和紧绷的下颌线上，那一瞬间，这个非人的思考机器，奇异地流露出一种近乎脆美的专注。我发现自己屏住了呼吸。
又或许，始于我无数次跟在他身后，穿过伦敦迷宫般的大街小巷，看着他像猎犬般追踪无形线索时，那宽阔肩背线条里蕴藏的纯粹力量感。或是在他偶尔（极其偶尔）正确叫出某个普通朋友的名字，而非用“那个卖三明治的”或“你那个发型可笑的同事”代称时，我心头那点荒谬的满足感。
这是一种危险的驯化。我习惯了空气里他的气息（化学试剂、淡淡的尼古丁、某种冷冽的须后水），习惯了思维被他霸道地牵引、拉扯、重塑。我甚至开始在他长时间沉默时感到不安，仿佛公寓里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音。
然后就是卡姆登区那起案子。潮湿、阴暗的后巷，尸体以一种极不自然的角度蜷缩在垃圾箱旁。夏洛克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进入了状态，语速快得如同射击。警察们面面相觑，雷斯垂德的脸皱成一团。
“……所以，凶手是左撇子，身高约六英尺，从事体力劳动但近期失业，对死者怀有长期的、扭曲的嫉妒。”夏洛克终于做完了他的长篇推理，手指在空中一点，精确地指向人群中一个脸色煞白的男人，“就是他。动机源于一段被死者嘲笑并公开的、失败的求爱经历——对象是位男性。”
现场一片死寂。所有目光，从警察到围观者，唰地一下，全落在了我身上。准确说，是落在了夏洛克最后补充时，下意识瞥向我的那一眼上。雷斯垂德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然，又迅速被尴尬取代。几个警察交换着眼神。
我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比巷子里肮脏的霓虹灯牌还要烫。血液冲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不是因为他说的内容（那见鬼的与我何干？），而是因为他那种理所当然、把我置于审视焦点的方式。愤怒混杂着难堪，让我攥紧了拳头。
夏洛克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他投下了怎样的炸弹，或者他根本不在乎。他转身，从尸体旁直起身，指尖还沾着一点可疑的暗红。他朝我走来，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下一个环节。走到我面前时，他忽然停下，目光落在我脸上。
“你早上喝的那家咖啡店，”他突兀地说，同时伸出手，用那沾着不明污渍的拇指指腹，极其自然地擦过我的颧骨，“奶泡没擦干净。”
他的指尖微凉，触感清晰得刺痛。后巷腐烂的气息、血腥味、他手上化学试剂的淡酸味，瞬间被无限放大。周围的一切嘈杂——警察的交谈、无线电的嘶啦、远处的车流——都潮水般退去。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了一下，又一下，快得脱离控制，声音大得我怀疑他能听见。
他当然能。
因为他擦完那根本不存在的“奶泡”后，并没有收回手。指尖仍停留在我脸颊边极近的地方，他低下头，那双洞察一切、蓝得惊人的眼睛牢牢锁住我，里面翻涌着我读不懂、也不敢深读的情绪。然后，他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声音低哑，如同大提琴最低沉的那根弦被轻轻拨动：
“约翰，你的心跳，”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品尝这个事实，“快得足以指控我谋杀。”
那句话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命中靶心。所有压抑的、模糊的、被我强行归类为“室友麻烦”“侦探副作用”的情绪，轰然决堤。不是愤怒，不是尴尬，是一种更汹涌、更原始的东西，从脊椎窜起，炸开在每一寸皮肤下。
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后巷昏暗的光线落在他侧脸，勾勒出高挺鼻梁和薄唇的轮廓。世界缩窄成他指尖那一小片冰凉的触感，和他眼中那片能将人吸入的灰色风暴。
那一刻我就知道，完了。
什么笔直的路，什么预设的人生轨迹，全在他那句见鬼的“指控”和这要命的触碰里，分崩离析，碎得拾不起来。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血压？那早就不重要了。未来十年？我连下一分钟该怎么呼吸，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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