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明兰没有说话,只是把脸埋进他胸口,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他的味道记在心里。
这句话她在每一个世界里都听过,有的兑现了,有的没有。但她选择相信他。
这天晚上两个人都没怎么睡。
田明兰帮鹿兆海把护甲缝进他的军装里,针脚又细又密,从外头一点都看不出来。
鹿兆海坐在旁边看着她缝,看着她低头时露出的那段细白的脖颈,看着她咬断线头时轻轻一抿唇的样子,心里又酸又胀。
他想对她说“别担心”,可他知道这三个字说了也没用,她还是会担心,会天天去村口看信,会半夜睡不着觉翻他的旧衣裳闻上面残留的味道。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兑现自己的誓言。
第二天一早,鹿兆海去了一趟白鹿仓,想最后看一眼白灵。
到了白鹿仓,识字班的小屋锁着门,门口的落叶堆了厚厚一层,显然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门板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是白灵的字迹,只有两个字:“保重”。
鹿兆海把纸条揭下来叠好放进口袋里,在识字班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他又去了一趟冷先生家。
冷先生正在院子里晒药材,看见他来了,放下手里的簸箕把他让进堂屋,让他把手腕伸出来,搭了三根手指在他脉搏上号了一会儿,然后放开手说:“身子骨还行,就是心火有点旺。我给你开一副安神的方子,带在路上喝。”
冷先生说着拿起毛笔开始写药方,字迹苍劲有力,每一味药材都写得清清楚楚。
写完了把方子递给他,看着他说:“田家丫头给你做的那件护甲,我见过。她找我配了一味止血的药粉,缝在护甲夹层里。我配了几十年药,头一回把止血药缝进衣裳里。那丫头为了你,什么都想到了。”
冷先生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兆海,你要记得,你的命不光是你的,还是她的。好好活着,回来见她。”
鹿兆海把药方折好贴胸放着,站起身朝冷先生深深鞠了一躬。
回家的路上他把冷先生的话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你的命不光是你的,还是她的。”
他知道。他比谁都清楚,他这条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是她的。
第三天,鹿兆海走了。他骑上那匹枣红马,马鞍上挂着田明兰给他准备的包袱,里头装着干粮、药方、换洗的衣裳和一双她新做的布鞋。
鞋底纳得很厚实,鞋面上绣着一对歪歪扭扭的鸳鸯,跟她当年送他的第一双鞋一个模样,只不过这双的针脚比当年好了不少,那对鸳鸯至少能看出来是鸳鸯了。
他骑马走出村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田明兰站在染坊门口,没有哭,只是朝他挥了挥手。
他拉了拉缰绳,枣红马嘶鸣一声,扬起四蹄跑进了原上的晨雾里。
民国二十六年冬天,白鹿原上的雪下得特别大。
鹅毛大雪整整飘了三天三夜,把整个原上盖成了一片白茫茫,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只有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从雪里戳出来,像老人伸出的枯瘦手指。
原上的老人们都说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
大雪封路的日子里,田明兰每天照常去染坊。
染坊的生意受了时局的影响,订单比往年少了一大截,可她还是天天开门,天天让女工们上工。
不是不知道亏本,而是一旦关门歇业,三十多个女工就没了生计。
她照常给她们发工钱,照常管两顿饭,染出来的布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她也照样染。
黑娃有一次忍不住问她为啥,她只说了一句:“仗总有打完的一天,人散了就聚不回来了。”
除了维持染坊运转,她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给前线捐物资。
自从鹿兆海走了以后,她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批物资送到前线去。
棉花、布匹、药品、粮食,染坊这两年攒下的家底,大半都换成了这些送往战场的物资。
田福贤心疼得直咧嘴,说你攒这些家底不容易,这么捐法迟早要捐光的。
田明兰没有解释,只是说:“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田福贤看着她平静的脸,忽然发现这个侄女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她厉害归厉害,可那种厉害是为了做生意、挣钱、攒家底;现在她依然厉害,可这种厉害里多了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把所有的牵挂都装进心里,然后用沉默和行动代替了言语。
前线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回来。先是说仗打得很大,从北平一直打到了山西,日本人过了黄河,直逼陕西。
又说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在中条山一带跟鬼子交了火,打得很惨烈,死了很多人。
每一条消息都像一块石头砸在田明兰心口上,可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慌乱。
她照常每天早起算账、安排生产、打包物资、写信联系前线的商路。
只有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坐在灯下把鹿兆海寄回来的信反复看,看到每一句都能背下来了还是舍不得放下。
鹿兆海的家书从最初的两三天一封变成了一个星期一封,又变成半个月一封,最后变成一个月一封。
每一封信都写得很短,有时候只有几句话,字迹也越来越潦草,但每一封的末尾都写着同样的一句话——“我还活着,别担心。”
有一封信里夹着一片压干了的野花,花瓣已经变成了深褐色,贴在信纸上薄如蝉翼。
信上只有两行字:“中条山上的野花开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跟你染坊里那些染料一样好看。等仗打完了,我带你来看。”
田明兰把这片干花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前都要摸一摸。
那片干花被她摸得越来越薄,边缘都起了毛,可她还是舍不得换地方,放在枕头底下,就好像他还在身边。